發表時間： 2008-12-14 03:13:53作者：張三一言
[一]、中國現實命定暴力是申張社會正義的一個選項
徐賁在《「密友資本主義」背景下的社會衝突：當今中國的貧困和暴力》一文中這樣說：「真正的正義只能產生於公共政治，因為正義是一種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裁決。個人的暴力行為畢竟不能主導一個社會的公共政治。在民主社會中，只有法律才能申張正義，也才具有正義權威。」我有條件地認同這一陳述，因為他設的兩個限定：一是「個人的暴力行為畢竟不能主導一個社會的公共政治」，限定於「不能主導」這個要點，並沒有對個人暴力作太多的否定。不能主導並不等於不能推動或促進。二是限定在「民主社會中」，並不包括專制社會特別是極權社會。
現在我想討論的問題是：民眾個人或集體的暴力在專制社會中有什麼作用。
一些自稱是自由主義者之所以反對民間暴力，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有一條和平之路可走。他們認為可以用對統治者說服的辦法去糾正社會不公正。讓每一個人都有權說出自己的話，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用這一權利，所以都可以通過上訪申訴冤屈，共產黨政府就可能會採取行動糾正錯誤；所以，不正義的現象最終是可以消滅的。無疑，這個理想很完美很善良，但是，它並不是事實。從現實出發，我問一下這些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反民眾暴力者：現在中國的民眾有「說出自己的話」的權利嗎？除了黨的喉舌外民眾的傳媒在哪裡？楊佳的說法能在黨獨佔的喉舌說出來嗎？請問上訪，包括書記市長大接訪解決了多少問題？這些自稱是自由主義者把共產黨的極權社會置換為歐美的現代自由民主社會。若是出於昧於事實尚情有可原，若明知而誤導則是惡毒。
為什麼共產黨總是要堵死民眾和平說話伸訴的冤屈的途徑呢？
因為人們自由講道理、說真話就必然會發展到（事實是已經如此）質疑共產黨權力合法性和要求還權於民的問題；民眾的委曲則最終大多會追究到權力作惡方面去。然而這些事關權力是絕對不可觸及的頭頂大事（從「穩定壓倒一切」，即穩住共產黨統治權力壓倒一切可見）。想通過說話讓共產黨放權，是中國人所做的最愚蠢的事之一。
這是從人性關於利益的角度說的；我們再從道德方面看看。理智應該是一種道德力量，即是說，當一個有理智的人講道理時，他會尊重和關心對方的意見和利益。組成共產黨核心的0.4％（約150萬）佔有了70％的財富共產黨高官（資料來自中國青年報）會用一點仁心去聽70~80%工農中產階級和民間中小資本家（包括其中的維權民眾）講的社會不公正不平等的道理嗎？他們會聽了民眾講道理後就把霸佔到手的財富獨歸還給民眾嗎？獨攬政權的共產黨政治局會用一點仁心去聽取民運人士、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宗教人士的訴求嗎？可見從道德上說，也是不能跟共產黨講道理的。還有，共產黨用宣傳的「道德」和「道理」謊言歪理能容得下講道理、說真話嗎？劉曉波、張祖樺等人的08憲章是說道理是講真話了罷，可以在大陸說嗎？共產黨有聽的雅量（他們用抓捕代替聆聽）？共產黨從來就不具備這樣的道德勇氣！
反民眾暴力者最樂於說理智長於道理性。他們認為共產黨也是人，他們都有人類的共性：都是講道理的。共產黨不但勝任於運用理智，更能根據理性來施政。我也樂見理智理性通行無阻，更樂見共產黨理性執政。
問題出在共產黨對有利於其維護權力的就講道理，對他們力不能控制的實力就勉強容人講道理；但是，對不認同他們、反對他們的、不利於其統治的就不講道理，特別是對在他們嚴控下並受到他們「服務」的「主人」，就只能「主人」聽「僕人」講理，絕不可相反；更不准你「主人」講理。現在問題是眾所公認社會嚴重極端不公正；而這不公平不公正是由共產黨專制政權本質造成的。一方面共產黨自己完全沒有改變造成社會不公正根源的意願，另一方面則全力阻擋和打壓來自民間糾正社會不公正的力量。你和共產黨講共產黨政權造成不公正，要改變共產黨權力為人民權力，他們會和你講道理嗎？從他們對言論的封鎖打壓、對民主訴求的鎮壓、對維權的堵截等等「施政」看來他們是不理智也不理性的。
中國社會之不能講道理，是因為共產黨製造了不公平社會，此等社會破壞了理性；因為共產黨嚴重分裂了社會，在分裂的社會理性起不了作用。
你要講公平的道理，你要講正義的道理，共產黨根本就不聽你的，也不給你任何講道理的機會；中國民眾只好放棄講道理，選擇講「暴理」了。可以說，中國現實命定暴力是申張社會正義的一個選項，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必要選項。
面對這種鐵血現實，要民眾走和平非暴力之路討回正義？佩服這些人的膽子和面子。
[二]、暴力在專制社會中的作用給定暴力是中國社申張正義的必要選項
現在可以回答民眾的暴力在專制社會中有的作用的問題了。連帶給出專制統治者能否理性地實行政治改良。
因為犧牲和代價太大，結果也較難掌握，所以，民間暴力反抗只宜在無可選擇下才使用。但是，反抗不平等不公正是人類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暴力反抗顯示了反抗者不是奴隸、不是任人擺佈的物品。使用暴力是專制社會中人權的基本部分，不可剝奪，是眾多反抗中的選項中重要的一項。
在專制社會民眾暴力的第一個作用是推翻專制制度、政權，建立民主社會。這理論可成立，歷史和事實也已經給了證明。第二個作用是給專制統治者以壓力，逼迫其向民主過度。
有民眾有壓力就有共產黨的反壓力。民間壓力足夠強大，共產黨反應一是加強反壓力以消除壓力，一是以讓步緩和壓力。過去孫志剛事件引發的社會壓力導致共產黨讓步、最近翁安「換官」是後一種情況的例證。從這個角度看，只要有足夠壓力，在妥協得益大於對抗、甚至在妥協中生存和對抗中滅亡的選擇境況下，共產黨是可能理性的，是可能改良的──絕不可少的先決條件是民間壓力。民間壓力由民間各民運派別及其民眾支持者統合而成。各派別中，共產黨最害怕的是革命派尤其是暴力革命派，他們給共產黨壓力最大。革命派尤其是暴力革命派在專制社會中的作用之一是迫使專制權力集中對付激烈派別而放鬆對溫和派及中派的打壓，甚至拉攏他們；同時也不得不以局部的不傷大雅的政治改革作為代價。就是說，在專制權力不斷打擊激烈派和激烈派不斷奮起抗爭的反覆較量過程中，民眾反抗專制的暴力起了兩個重大作用：推翻專制政權和制度；逼迫專制政權讓社──這都是申張社會正義的表現。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形象地描述。你現在要共產黨搞民主，是與虎謀皮，可能性近於零。但是，如果你具備了上述兩條件，假以時日，就有可能製造出共產黨老虎必須在拔一條毛與割一塊皮之間作選擇，共產黨只能理性地拔一毛；那你就走了成功的一步。經過反覆多次後，你再來一個共產黨必須在砍虎頭與割虎皮之間選擇，這時共產黨無法不「予你謀皮」了，多少給回你應有的正義了；繼續下去，終有一天共產黨向民主過度就水到渠成了。這就是和平演變或曰改良。（有人指責我是暴力鼓吹者，事實是：我是一個最徹底的頭號改良鼓吹者）
從另一角度看這幅圖像是這樣的：革命者，包括暴力革命者作出了犧牲去搭建民主舞臺；然後由民間主張改良的派別和共產黨上臺表演交權戲；這時革命者消遁了。現在是共產黨偽裝的民主派、仇視民眾的貴族精英全力拆舞臺──就是自己與自己過不去。
我們可以這樣小結，暴力在專制社會其中一方面的作用：一是當權者不得不持繼放鬆民運中的右翼和中翼，讓他們不斷發展壯大。二是專制者不得不持繼做出局部的政治改革，改革成果會累增，為過度到民主制度累積條件。社會正義會在這個個作用中體現出來。最近的翁安暴動結果的換官可見暴力作用的一斑；我相信楊佳事件會產生更深廣的影響。這裡已經給出暴力在專制社會中能產生正義，或者暴力在專制社會中能否糾正不公正現象的答案了。請問，有什麼理由不認定暴力是申張社會正義的一個選項？
基於這一認識，我認為中國最優的民主之路就是發展壯大民間力量。這民間力量包括純體制內改良到體制外暴力革命。我多次說過，我不反對任何改良，反對的是改良派的反革命；我不反對革命，反對的是革命派的反改良；我不反對理性，但反對用理性旗號維誰專制權力和剝奪民眾權利。我認為所有派別都有其它派別不能代替的功能；各派的運作會合成對專制統治的總壓力。
中國民主進程的一條最佳路線圖像大概是這樣的。中國民間所有派別各自運作和通力合作，最低限度不互相踩臺，營造出強大民間力量，且不斷製造非常規的、法律邊緣（甚至法外）的事件，並讓這些非常事件常態化，變成合法的。事件的量累積得足夠了就會導出政治制度質的演變。
這條最佳路線圖像有兩條必要條件。
其一，必須立足於民間力量壯大，一切期待共產黨自願自覺政治改革、黨內民主、恩賜全民民主的思想有百害而無一利。
其二，尊重和維護民間各派力量。各民間派別申張正義的對象都是當朝統治者，不應該對把矛頭指向民間不同派別。現今最能危害民間力量的是一些共產黨偽裝的民主派、仇視民眾的貴族精英的民主理論和輿論，他們不斷製造各派矛盾和挑起仇鬥。這一批人在高智晟、郭飛雄、胡佳被共產黨抓捕後的落井下石和今天正在如火如荼反楊佳中噪音中顯露無遺。08憲章一出共產黨就對劉曉波張祖樺迫害；馬上就有打著自由知識份子招牌的御用文人對憲章和劉曉波張祖樺雞蛋裡挑骨頭，甘蔗干找叉，想掀起「質疑」、「求真」風，意圖重演對高智晟郭飛雄胡佳等人落井下石戲，以抹黑08憲章發起人及其運動。所以對這些反民間話語的評判是極其必要的。
暴力反抗是中國社會傳統，或者說暴力反抗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並不是說中國人的暴力基因比非中國人多，而是中國傳統社會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堵死了民眾走非暴力之路，「官迫民反」遂成傳統。在長期統治者高壓下，中國人亦形成了忍辱偷生、好死不如賴活、寧為瓦全不為玉碎等非暴力（去暴力）傳統。勝於秦暴的共產黨高壓至今只有上訪潮、跪著「造反」典例，還沒有暴發陳勝吳廣暴動造反，可證明中國人去暴力傳統比暴力傳統強多了。在中國只要共產黨給民眾申冤機會和一條非暴力的可行途徑，類翁安楊佳暴力就不會出現。
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你用暴力去對付類翁安楊佳暴力，民間暴力必定有增無減，越反暴力就越多。如果先反掉對付類翁安楊佳的統治暴力，就能從根本上消除暴力。可見，現今反民間暴力的效果必定是促進和增進暴力。所以，我說現今的反民間暴力者都是暴力鼓吹者和暴力製造者。
徐賁在《「密友資本主義」背景下的社會衝突：當今中國的貧困和暴力》一文中這樣說：「真正的正義只能產生於公共政治，因為正義是一種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裁決。個人的暴力行為畢竟不能主導一個社會的公共政治。在民主社會中，只有法律才能申張正義，也才具有正義權威。」我有條件地認同這一陳述，因為他設的兩個限定：一是「個人的暴力行為畢竟不能主導一個社會的公共政治」，限定於「不能主導」這個要點，並沒有對個人暴力作太多的否定。不能主導並不等於不能推動或促進。二是限定在「民主社會中」，並不包括專制社會特別是極權社會。
現在我想討論的問題是：民眾個人或集體的暴力在專制社會中有什麼作用。
一些自稱是自由主義者之所以反對民間暴力，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有一條和平之路可走。他們認為可以用對統治者說服的辦法去糾正社會不公正。讓每一個人都有權說出自己的話，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用這一權利，所以都可以通過上訪申訴冤屈，共產黨政府就可能會採取行動糾正錯誤；所以，不正義的現象最終是可以消滅的。無疑，這個理想很完美很善良，但是，它並不是事實。從現實出發，我問一下這些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反民眾暴力者：現在中國的民眾有「說出自己的話」的權利嗎？除了黨的喉舌外民眾的傳媒在哪裡？楊佳的說法能在黨獨佔的喉舌說出來嗎？請問上訪，包括書記市長大接訪解決了多少問題？這些自稱是自由主義者把共產黨的極權社會置換為歐美的現代自由民主社會。若是出於昧於事實尚情有可原，若明知而誤導則是惡毒。
為什麼共產黨總是要堵死民眾和平說話伸訴的冤屈的途徑呢？
因為人們自由講道理、說真話就必然會發展到（事實是已經如此）質疑共產黨權力合法性和要求還權於民的問題；民眾的委曲則最終大多會追究到權力作惡方面去。然而這些事關權力是絕對不可觸及的頭頂大事（從「穩定壓倒一切」，即穩住共產黨統治權力壓倒一切可見）。想通過說話讓共產黨放權，是中國人所做的最愚蠢的事之一。
這是從人性關於利益的角度說的；我們再從道德方面看看。理智應該是一種道德力量，即是說，當一個有理智的人講道理時，他會尊重和關心對方的意見和利益。組成共產黨核心的0.4％（約150萬）佔有了70％的財富共產黨高官（資料來自中國青年報）會用一點仁心去聽70~80%工農中產階級和民間中小資本家（包括其中的維權民眾）講的社會不公正不平等的道理嗎？他們會聽了民眾講道理後就把霸佔到手的財富獨歸還給民眾嗎？獨攬政權的共產黨政治局會用一點仁心去聽取民運人士、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宗教人士的訴求嗎？可見從道德上說，也是不能跟共產黨講道理的。還有，共產黨用宣傳的「道德」和「道理」謊言歪理能容得下講道理、說真話嗎？劉曉波、張祖樺等人的08憲章是說道理是講真話了罷，可以在大陸說嗎？共產黨有聽的雅量（他們用抓捕代替聆聽）？共產黨從來就不具備這樣的道德勇氣！
反民眾暴力者最樂於說理智長於道理性。他們認為共產黨也是人，他們都有人類的共性：都是講道理的。共產黨不但勝任於運用理智，更能根據理性來施政。我也樂見理智理性通行無阻，更樂見共產黨理性執政。
問題出在共產黨對有利於其維護權力的就講道理，對他們力不能控制的實力就勉強容人講道理；但是，對不認同他們、反對他們的、不利於其統治的就不講道理，特別是對在他們嚴控下並受到他們「服務」的「主人」，就只能「主人」聽「僕人」講理，絕不可相反；更不准你「主人」講理。現在問題是眾所公認社會嚴重極端不公正；而這不公平不公正是由共產黨專制政權本質造成的。一方面共產黨自己完全沒有改變造成社會不公正根源的意願，另一方面則全力阻擋和打壓來自民間糾正社會不公正的力量。你和共產黨講共產黨政權造成不公正，要改變共產黨權力為人民權力，他們會和你講道理嗎？從他們對言論的封鎖打壓、對民主訴求的鎮壓、對維權的堵截等等「施政」看來他們是不理智也不理性的。
中國社會之不能講道理，是因為共產黨製造了不公平社會，此等社會破壞了理性；因為共產黨嚴重分裂了社會，在分裂的社會理性起不了作用。
你要講公平的道理，你要講正義的道理，共產黨根本就不聽你的，也不給你任何講道理的機會；中國民眾只好放棄講道理，選擇講「暴理」了。可以說，中國現實命定暴力是申張社會正義的一個選項，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必要選項。
面對這種鐵血現實，要民眾走和平非暴力之路討回正義？佩服這些人的膽子和面子。
[二]、暴力在專制社會中的作用給定暴力是中國社申張正義的必要選項
現在可以回答民眾的暴力在專制社會中有的作用的問題了。連帶給出專制統治者能否理性地實行政治改良。
因為犧牲和代價太大，結果也較難掌握，所以，民間暴力反抗只宜在無可選擇下才使用。但是，反抗不平等不公正是人類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暴力反抗顯示了反抗者不是奴隸、不是任人擺佈的物品。使用暴力是專制社會中人權的基本部分，不可剝奪，是眾多反抗中的選項中重要的一項。
在專制社會民眾暴力的第一個作用是推翻專制制度、政權，建立民主社會。這理論可成立，歷史和事實也已經給了證明。第二個作用是給專制統治者以壓力，逼迫其向民主過度。
有民眾有壓力就有共產黨的反壓力。民間壓力足夠強大，共產黨反應一是加強反壓力以消除壓力，一是以讓步緩和壓力。過去孫志剛事件引發的社會壓力導致共產黨讓步、最近翁安「換官」是後一種情況的例證。從這個角度看，只要有足夠壓力，在妥協得益大於對抗、甚至在妥協中生存和對抗中滅亡的選擇境況下，共產黨是可能理性的，是可能改良的──絕不可少的先決條件是民間壓力。民間壓力由民間各民運派別及其民眾支持者統合而成。各派別中，共產黨最害怕的是革命派尤其是暴力革命派，他們給共產黨壓力最大。革命派尤其是暴力革命派在專制社會中的作用之一是迫使專制權力集中對付激烈派別而放鬆對溫和派及中派的打壓，甚至拉攏他們；同時也不得不以局部的不傷大雅的政治改革作為代價。就是說，在專制權力不斷打擊激烈派和激烈派不斷奮起抗爭的反覆較量過程中，民眾反抗專制的暴力起了兩個重大作用：推翻專制政權和制度；逼迫專制政權讓社──這都是申張社會正義的表現。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形象地描述。你現在要共產黨搞民主，是與虎謀皮，可能性近於零。但是，如果你具備了上述兩條件，假以時日，就有可能製造出共產黨老虎必須在拔一條毛與割一塊皮之間作選擇，共產黨只能理性地拔一毛；那你就走了成功的一步。經過反覆多次後，你再來一個共產黨必須在砍虎頭與割虎皮之間選擇，這時共產黨無法不「予你謀皮」了，多少給回你應有的正義了；繼續下去，終有一天共產黨向民主過度就水到渠成了。這就是和平演變或曰改良。（有人指責我是暴力鼓吹者，事實是：我是一個最徹底的頭號改良鼓吹者）
從另一角度看這幅圖像是這樣的：革命者，包括暴力革命者作出了犧牲去搭建民主舞臺；然後由民間主張改良的派別和共產黨上臺表演交權戲；這時革命者消遁了。現在是共產黨偽裝的民主派、仇視民眾的貴族精英全力拆舞臺──就是自己與自己過不去。
我們可以這樣小結，暴力在專制社會其中一方面的作用：一是當權者不得不持繼放鬆民運中的右翼和中翼，讓他們不斷發展壯大。二是專制者不得不持繼做出局部的政治改革，改革成果會累增，為過度到民主制度累積條件。社會正義會在這個個作用中體現出來。最近的翁安暴動結果的換官可見暴力作用的一斑；我相信楊佳事件會產生更深廣的影響。這裡已經給出暴力在專制社會中能產生正義，或者暴力在專制社會中能否糾正不公正現象的答案了。請問，有什麼理由不認定暴力是申張社會正義的一個選項？
基於這一認識，我認為中國最優的民主之路就是發展壯大民間力量。這民間力量包括純體制內改良到體制外暴力革命。我多次說過，我不反對任何改良，反對的是改良派的反革命；我不反對革命，反對的是革命派的反改良；我不反對理性，但反對用理性旗號維誰專制權力和剝奪民眾權利。我認為所有派別都有其它派別不能代替的功能；各派的運作會合成對專制統治的總壓力。
中國民主進程的一條最佳路線圖像大概是這樣的。中國民間所有派別各自運作和通力合作，最低限度不互相踩臺，營造出強大民間力量，且不斷製造非常規的、法律邊緣（甚至法外）的事件，並讓這些非常事件常態化，變成合法的。事件的量累積得足夠了就會導出政治制度質的演變。
這條最佳路線圖像有兩條必要條件。
其一，必須立足於民間力量壯大，一切期待共產黨自願自覺政治改革、黨內民主、恩賜全民民主的思想有百害而無一利。
其二，尊重和維護民間各派力量。各民間派別申張正義的對象都是當朝統治者，不應該對把矛頭指向民間不同派別。現今最能危害民間力量的是一些共產黨偽裝的民主派、仇視民眾的貴族精英的民主理論和輿論，他們不斷製造各派矛盾和挑起仇鬥。這一批人在高智晟、郭飛雄、胡佳被共產黨抓捕後的落井下石和今天正在如火如荼反楊佳中噪音中顯露無遺。08憲章一出共產黨就對劉曉波張祖樺迫害；馬上就有打著自由知識份子招牌的御用文人對憲章和劉曉波張祖樺雞蛋裡挑骨頭，甘蔗干找叉，想掀起「質疑」、「求真」風，意圖重演對高智晟郭飛雄胡佳等人落井下石戲，以抹黑08憲章發起人及其運動。所以對這些反民間話語的評判是極其必要的。
暴力反抗是中國社會傳統，或者說暴力反抗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並不是說中國人的暴力基因比非中國人多，而是中國傳統社會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堵死了民眾走非暴力之路，「官迫民反」遂成傳統。在長期統治者高壓下，中國人亦形成了忍辱偷生、好死不如賴活、寧為瓦全不為玉碎等非暴力（去暴力）傳統。勝於秦暴的共產黨高壓至今只有上訪潮、跪著「造反」典例，還沒有暴發陳勝吳廣暴動造反，可證明中國人去暴力傳統比暴力傳統強多了。在中國只要共產黨給民眾申冤機會和一條非暴力的可行途徑，類翁安楊佳暴力就不會出現。
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你用暴力去對付類翁安楊佳暴力，民間暴力必定有增無減，越反暴力就越多。如果先反掉對付類翁安楊佳的統治暴力，就能從根本上消除暴力。可見，現今反民間暴力的效果必定是促進和增進暴力。所以，我說現今的反民間暴力者都是暴力鼓吹者和暴力製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