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號生效的《重慶市促進開放條例》明確規定，國家機關、公立非營利機構和人民團體的工作人員在開放工作措施的制定和實施程序符合有關規定；個人和所在單位沒有謀取私利，未與其他單位或者個人惡意串通、損害公共利益的條件下，如發生失誤、未達預期效果、或者造成一定損失的，可減輕或者免除有關人員的行政責任。條例還規定，政府對於法律、法規、規章和國家政策未規定的事項，可以在職權範圍內先行嘗試。政府還可對行政管理、公共服務、市場監管、土地流轉、財政金融和社會管理等事項進行更多的改革實驗。這些規定引發爭議。《南方日報》發表的文章認為，《重慶市促進開放條例》給予官員在改革開放方面的試錯權，建立容錯制度給改革者吃了"定心丸"。不同於改革開放之初, 改革動力來自於某些領導人的決斷和勇氣。那時的"摸著石頭過河",與其說是改革的智慧,不如說是面對反對改革的保守勢力的一種無奈。試錯的方向是推動改革, 能穩固改革者的心態, 有利於深化改革的政治環境。原《經濟學週報》副主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表示，中國改革開放的動力，最早來自於地方和民間的發展，而三十年後，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成為當今社會迫其需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這30年中一開始都是民間首創，但是動力機制上都是這麼過來的。其實現在專家學者各界的普遍共識是：現在中國缺的是政治改革，因為對老百姓來說，如果沒有政治改革的話，那麼改革開放的果實就容易被少數的權貴所壟斷。"
然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喬新生教授日前在《法制日報》撰文認為，允許官員"試錯"的制度必須要在憲法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進行，《重慶市促進開放條例》與中國刑法發生衝突。中國刑法第406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因嚴重不負責任被詐騙，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重慶市的這項地方性法規是否意味著重慶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失職被騙，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呢？喬教授指出，重慶這項地方性法規強調"工作措施的制定和實施程序符合有關規定"，但並未明確指出政府的開放行為必須符合國家《憲法》和相關法律的規定，為政府自定規則、自我執行開了綠燈。 "個人和所在單位沒有謀取私利"作為衡量行政行為是否違法的構成要件，降低了公務員行為的標準。文章說，在公共利益之外還有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目前在城市發展中，之所以會經常出現野蠻拆遷，損害城市居民個人利益的現象，就是因為在某些決策者看來，只要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就可以忽視公民的個人利益。北京的作家凌滄州認為，中國公民不能夠通過選舉制度對官員進行監督，"試錯"機制這種表面的行政改革，為政府官員的錯誤決策或失職行為開脫，是對公民利益的漠視：
"未見得保護地方人民的利益，可能是保護官僚的利益，因為人民並沒有選票把他們選上臺，而當地的很多媒體都被控制住了，成為官方的喉舌。我認為，你說它是改革可能是，試錯來為官員的錯誤決策和錯誤行為做擋箭牌，這是對民眾利益的漠視。"
廣東省日前也出臺了新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與重慶的試錯制度類似，在一定程度上給予珠三角在改革上試錯不糾的權力。加拿大拉瓦爾大學國際商務教授蘇展對此認為，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建立有效的公民問責制，避免地方政府形成"利益集團"是中國今後改革中所面臨的挑戰：
"中國儘管改革開放30年了，現在需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的問責制，尤其是在中國現有的政體條件下，怎麼避免當地的政府形成一小撮利益集團？怎麼能夠還權與民？我覺得的這是個挑戰。簡單地去控制、去打擊的話，中國的前景就會非常可悲。"
喬新生教授強調，在保護國家利益、公民個人利益問題上，不應存在官員"試錯"的空間。任何政府機關和個人都不能以改革開放和"試錯"為藉口，損害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沒有民眾的廣泛參與，沒有公眾的監督，政府推出的任何改革措施在執行中都會出現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