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訓中：常識的力量--再讀《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有感並紀念趙公逝世四週年
倏忽間，晚年慘遭昔日黨內同事軟禁長達15年的趙紫陽同志已經辭世4週年了！有友從遠方發來《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完整版），以資紀念。或許，再讀此書，回味其晚年平和、理性、睿智的思考，是對這位眾多中國人心目中的偉人最好的追思與紀念。
最早得以讀到此書，是在前年的一個秋日。當時終於從地鐵口書攤上購得了期盼已久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的心情，至今依然宛如眼前。當然，這是一本盜版書。這是眼下生活在大陸的人們能看到此書的唯一"正途"。儘管此版"盜書"中沒有了李銳、鮑彤二位的序言，儘管書中錯誤百出（其實何止"千"出、"萬"出！幾乎每頁都有錯字、漏字，令人不忍卒讀！），但回家後仍迫不及待、津津有味地讀了起來。正因為此書得來不易，因此無法挑剔。甚至還得感謝那些冒死印製、銷售的"不法之徒"。因為，據說印製第一批書的人已經"被捉到局裡去了"，這是書攤小販親口告訴我的。雖則無從考證，但從我在第一批"盜書"售罄許久之後才購得此書這一事實，似可證明這一說法恐非空穴來風。
趙公忌日，再讀此書，當時那種唏噓感嘆、夜難成冧的感覺依舊。
閱讀本書，令人最為感慨的是，這位從年僅12歲半的1932年3月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起，即全身心投入到曾經奉為其至高無上信仰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中去的紅軍時代老幹部，這位辭世時理應被冠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榮譽稱號、覆以鮮紅黨旗的中共領袖人物，卻在經歷了大起大落、在晚年事實上的囚徒生活中大徹大悟，擺脫了這些主義、思想的桎梏，思想境界得到了質的升華。
晚年趙公在對友人談話中坦露心聲說："我對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已不感興趣，而現在的時代很難建立什麼理論學說。從社會的歷史發展來看，本是個自然發展的過程，是根據實踐發展形成的潮流，也就是根據民意一步步向前發展。民意就是人們內心裏的真正的需求。當然在實踐中間會有曲折，而不是靠什麼理論、主義或設計來推動。過去正是靠理想的設計，從而走向了空想、烏托邦。"（2002年2月23日，第328頁，頁碼均為上述"盜書"所標，下同）他還說："今後社會的發展不應從什麼模式出發，也不宜以什麼主義來劃分，而應從如何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出發，來引導社會的發展。"（1995年9月10日，該書第186頁）他甚至提出："我不拘泥於馬列主義教條、公式、定義，而是重視實踐。自己強調的是要立足當前實際情況，尊重民意，認為民意就是潮流。"（2002年2月23日，第330頁）。儘管還不能據此下定論說，晚年趙紫陽已徹底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他已不再按照這一主義的傳統教條進行思維，卻已是不爭的事實。這在1949年以後的中共領袖級人物中是十分罕見的，甚至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趙紫陽所提及的"潮流"、"民意"，就本質而言，就是回歸到人類從古至今從未改變的最為本原的需求和理念，也就是他所闡釋的"人們內心裏的真正的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轉變意味著回歸了人的本性，回歸了思維的常識。
這一回歸之不易，之所以具有無可估量的意義，就在於，儘管"人民"這一標籤在1949年之前的革命根據地、在此後的中國大陸早已是無處不在、無處不有，但在相當一段時日裡，人民的意願、也即"人們內心裏的真正的需求"，恰恰是被當政者最為忽略的。
例如，"民以食為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是至高無上的。但凡與天相關的事物都是無可置疑地頭等重要。這裡所說的"食"雖是首指維持生命最重要的糧食，其所表達的內含應該是，對於民眾而言，生存需求永遠是第一位的。在美國科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提出的作為自然人的五項基本需求中，第一要義即是"生存的需求"。其內含更為科學，涵蓋了包括飢、渴、衣、住、性等人類維持自身生存諸多最基本要求。這與中國人表達的語言、方式或許有所不同，但其本質是一致的。可以說，在所有的民主政體國家，沒有哪個政黨、團體敢於忽視民眾的這些基本需求。相反，時下倒是出現了另一極端現象，即處處迎合民眾眼前、直接利益而影響其長遠利益的"高福利主義"。或許這些基本生存需求與種種主義、思想、理論相比顯得粗鄙、低俗，充滿著"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的"腐朽氣息"，因而在紅色中國難有立足之地，並不為馬列主義領袖們所重視。也因此，在"大躍進"年代裡，在描繪令人神往的 "共產主義幸福生活藍圖"的同時，曾十分隨意地將百姓的鍋碗瓢盆收繳充公以"大辦食堂"，將門板、鐵器收繳充公以"大煉鋼鐵"。廣大民眾不但沒有過上宣傳中的"共產主義好日子"，連日常生活都受到了嚴重影響。"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僅僅開展一年多，中國農村已經瀕臨飢荒的地步！可是，在廬山會議彭德懷"斗膽"寫信報告了一些真實情況之後，堅持"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三面紅旗"的毛澤東輕描淡寫地稱道："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髮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我看沒什麼可緊張的"，反而因此大批彭德懷及張聞天等良心黨人，最終導致了三年大飢荒、高達3600萬農民"非正常死亡"的慘禍！
還記得著名的"大寨經驗"中有一條叫做"先治坡，後治窩"，也即先革命、先工作、然後再談個人生活。這條做法後來成了推廣到全國各行各業的普遍經驗，成了實際工作中忽視群眾基本生活需求的堂皇理由。正是在這種置民眾基本生活需求於不顧的政策下，居然在1949年之後的數十年間幾乎不蓋民用住房。而與此同時，一邊鼓吹"人多熱氣高"，一邊痛批馬寅初"新人口論"，造成了人口急劇膨脹，最終導致了七八十年代的全國性"房荒"。當然，這並不排斥按官位大小修建各類官邸。就在百姓無米下鍋的"三年困難時期"，幾乎各個省會城市都在大興土木，按毛的喜好為其大蓋行宮！
毛澤東的這種置民生於不顧的治國之策並非能用一個"忽視"加以概括，更有其"越窮越革命"的意圖蘊含其中。他在 1959年冬至1960年春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的談話中曾稱讚法國《快報》評論"窮是中國躍進的動力"，說："這句話講得很對。因為窮，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斷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國現在不富。將來富了也一定會發生問題。"按照這種"越窮越革命"的邏輯，為了保持 "革命精神"，中國人只能維持"貧窮"的生活。所以，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中國民眾的生活水準不但不可能得到提高，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被驅趕到 "與資產階級鬥爭"的運動之中，遭受了空前的災難。
再如，"人命關天"同樣是常識，可謂婦孺皆知，卻又是與"天"一般重要的頭等大事，所表達的是對生命的尊重和敬畏。然而，在相當一個時期裡，作為革命真諦所宣揚的是，個人生命並不足珍惜，生命只是為實現革命目標所必須支付的某種代價。如果說，在某種特定的場合，沒有個體或少數生命的犧牲，就會引起眾多生命的摧殘，或許還有價值可言。但假如眾多生命的付出僅僅為了驗證某種革命目標的正確、某種主義的神聖，那不只是荒唐，簡直是殘忍！然而，這在毛澤東時代卻是活生生的現實。
1950年代末，毛澤東曾在多種場合興致勃勃地談論世界大戰。他曾說：兩次世界大戰死人並不多，第一次死一千萬，第二次死二千萬。......原子仗現在沒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27億人口剩9億，幾個五年計畫就發展起來了，換來了一個資本主義全部消滅，取得永久和平，這不是壞事！當他在中共黨內講這類話時，或許鴉雀無聲的高幹們還會為領袖的高瞻遠矚和宏大氣魄所震懾、所感佩；而當他在莫斯科面對幾十個共產黨和工人黨領袖們講這番話時，舉座皆驚！稍有思考的這些"戰友們"聽出了毛的話外玄機：為了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毛想要戰爭！死人不在乎，核大戰也不在乎！毛的這種為了某種革命目標而不惜民眾生命的邏輯幾乎貫穿了他後期的全部思惟。他在談及工傷事故時曾說，花這一點代價趕上英國也是要付的，各省準備死五百人，一年一萬多人，十年十萬人。無事不死人，要有準備。此前的土改運動、合作化運動開始時，此後的"四清"運動、"文革"運動開始時，毛都曾經那麼豪氣衝天地談論過要準備運動中死人的事。毛的"死人政治學"真值得作為一個課題加以認真研究。因為，像毛那樣草菅人命的領袖人物，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又如，設身處地，將心比心，亦是人之常情。現在更有了新的說法，叫做"換位思考"。然而，在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統治下的中國，這種人之常情被當作"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孔孟之道"而遭批判和摒棄，在嚴酷的政治運動中，只要被指認為 "階級敵人"，無需證據，無須邏輯，便可施以種種非人道的對待，直到酷刑整死、或精神虐殺。其實，中國人講究仁義、講究誠信是有傳統的。最典型的例子是，當年日本鬼子禍害中華、塗炭生靈，仇恨可謂刻骨銘心。可是，當他們一旦戰敗，許多中國百姓不計前嫌，自發地救援日僑、協助歸國，甚至收留遺孤，扶養成人，可謂仁至義盡。然而，今日之中國，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疏離、猜忌、排擠，不講仁義，缺乏誠信，成了普遍現象。細究起來，這種種惡像正是在歷次嚴酷的政治運動中為求自保而惡性發展起來的。在幾乎不間斷的政治運動中，告密、反嚙、攻擊、背叛、良知的喪失、靈魂的踐踏、親情的扭曲......人性中醜陋的惡在"政治正確"的鼓勵下被肆意地釋放，形成了整個民族的道德淪喪！曾聽相關高層人士說過這樣一件事：到了1966年上半年，也就是"文革"運動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黨內高幹們為了能保住自己不成為被毛打倒的對象，已是毛指向哪裡就打向哪裡，而且是一哄而上，上綱上線，搞倒搞臭，絕不手軟，早已沒有了是非對錯、同志情誼、主義思想、乃至常人之情。這樣的場景真可謂可悲、可怕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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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在中共高層浸染已久，許多原本從小接受過孔孟之道民本教育、接受過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洗禮、乃至經歷過五四時期科學、民主兩大旗幟指引的中共領袖人物，竟然亦會忘卻救國救民這些參加革命的初衷，丟卻了這類基本常識，而附會於毛的那些違人性、非理性的主義、思想而不能自拔，甚至為虎作倀。
與此相比，晚年趙紫陽之偉大讓人肅然起敬。他終於擺脫了成就自己、也束縛自己的那些主義、思想，重新審視數十年革命史，並勇敢地得出了社會的歷史發展"是根據民意一步步向前發展"、"過去正是靠理想的設計，從而走向了空想、烏托邦"這一正確的結論，說出了"我對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已不感興趣"的鏗鏘有力的話語，從而終於回歸了常識，並由此獲得了無窮的力量。
網上曾貼出過趙紫陽長孫女可可對他的回憶。她說："我對爺爺最佩服的是，他在失去權位、失去自由期間，那麼大年紀的長輩了，卻充滿了好奇心，迫切地想多知道中國、外國的歷史、社會中所有自己所不瞭解、自己接觸不多的新鮮事物。""我這個孫輩講起美國的政治體系和運作，爺爺聽得非常專心，就好像他是學生，而我是老師。當然他有自己的看法，但他沒有說‘我就是對的，你就是錯的'，而是專心聽我闡述。"或許這可以當作晚年趙紫陽能夠擺脫束縛、獲得升華的一種註釋。
據說，鄧小平在1987年就曾說過這樣的話："講什麼馬列主義，我們只要把經濟搞上去了，老百姓擁護了，講什麼主義都可以。"這倒與他的"貓論"十分相符，頗有點政治家的民本思想。然而，他終究未能走出權力和黨性的制約，為了維護黨天下，公然置百姓利益於不顧，堅持 "四項原則"，下令鎮壓民運，而空留一個黨魁的結局，並遺禍至今。恰如鮑彤所言："他和胡耀邦、趙紫陽分手，是遲早的事，不足為怪，無可避免。"同樣，他與胡趙這兩位昔日部下相比，高下立見。人們懷念胡、趙，褒貶小平，便是情理中之事了。
無論權傾一時，無論危如累卵，為政者都不能漠視民心、民意。趙公"尊重民意"、"民意就是潮流"之言值得三思！
當今世界，民主憲政之潮浩浩蕩蕩。據統計，全世界193個國家中，屬於民主與部分民主體制的國家已佔78%，不民主的國家只佔22%.中國這一曾經的亞洲"第一共和國"，並已有憲政歷史100餘年的大國迄今仍徘徊在憲政大門之外，實屬恥辱。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才是中國當下的民心所向、民意所求，才是中國國泰民安根本之道。
2009年1月15日
寫於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