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一篇文章，《大躍進是踐踏人權的產物》，發表以來，讀者評論紛紛，說好、壞、不好不壞的都有。現各擇其一，以觀全豹。一家《德國實用信息網》從《觀察》網轉載本文後，有的評論是嚴責作者的：「人權--等著侵略者打到家門口的時候也跟侵略者說人權去。國破家亡都不懂！」也有的評論是寬宥毛澤東的：說毛「不過是一個農民，犯些錯誤也很正常。那個一個人忽悠上億人的時代早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而使我感到歡欣和慰藉的是：本文之「磚」確曾引出了「玉」。當代民主、自由、人權理論家胡平先生的來信，以其一貫的思維深邃、說理透闢，使筆者蒙受教益，因而，甚願將其中要旨與讀者分享；同時這也是本文的主題思想。
大飢荒的發生當然是因為沒有言論自由。我在《言論自由是第一人權》裡專門講到這一點。其中引用了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Sen）的話：「人類飢荒史的一個重要事實是，沒有一次大飢荒是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飢荒發生在古代的王國，發生在當代的專制社會，發生在原始部落，發生在現代技術官僚獨裁的國家，發生在帝國主義者統治的殖民地經濟，發生在專制統治或一黨專制的新興獨立國家。但是，在那些獨立的，實行定期選舉的，有反對黨發出批評聲音的，允許報紙自由報導的和能夠對政府決策的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沒有實行書報檢查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發生過飢荒」。
胡先生講得實在好。我在下面的論述，將是對此「科學的抽象」，予以「具有中國特色」的具體實證，同時冀期，一觸即跳的憤青止憤、少安毋躁。
研究大躍進而不提反右運動，則會只見「流」而不見「源」。反右運動並不是反擊右派殺人放火、為非作歹，而是反擊「言論」，所謂「右派言論」；毛澤東蠻橫無理地宣布：「言者無罪」不適用於右派--以自食其言而使自己的語錄成為夫子自道：「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 677頁）反右運動無法無天、肆無忌憚地以言治罪，嚴重地糟蹋了憲法明文規定的「言論自由」的公民權利。這就使中國的列車開上了發瘋的軌道--以大躍進的速度墜入崖谷--大飢荒，用幾千萬人的鮮血，寫出了一條冷酷的真理：「大飢荒的發生當然是因為沒有言論自由。」我記得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孫冶方曾經說過，「大躍進」讓中國人民「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價」。
廣西的右派份子羅翼群，1957年在鳴放中就提醒中共：「農民處於餓死的邊緣！」其實這時廣西已經發生了餓死人的現象，只是他作為政協委員，共產黨讓他無法「視察」到真情而已。所以他只是從能夠視察到的農民啼飢號寒的慘景中，發出相對輕度的「邊緣」云云的警告。就這，就立即受到共產黨死命地打擊不說，廣大農民竟也跟著起鬨，對他到處「喊打」，令他成為「過街老鼠」，無地自容。結果便是，欲拯救農民、喊出「懸崖勒馬」的右派份子被打倒，在撲殺所有（包括彭德懷的）抗議聲中，4600萬人被共產黨從「餓死的邊緣」上，狠狠地、統統地推下飢餓的死海。中國人民應該警覺到：「剝奪言論自由，竟然能導致如此可怕的嚴重後果啊！」
一、大躍進是一場無硝煙的人海戰爭
老毛不把人當作人，不把人命當作人命，像驅趕牲畜一樣驅趕著千軍萬馬的奴隸，到處都是黑壓壓的蟻群。無論是興修水利，無論是田間勞動，無論是大煉鋼鐵，都是大兵團作戰，毛澤東的說法是「幾個大辦」，戰爭年代的說法是「人海戰術」。國軍將領回憶內戰時共軍就是憑著人、迎著猛烈的炮火，一群群滾疙瘩成蛋，蜂擁而上，前仆後繼，國軍機槍手打著打著手都發軟了，不忍繼續打下去。共軍一位師長說，打天津時，過河不用過橋，都是踏著填滿河的、戰友們的屍體衝過去的。戰爭啊戰爭！實在殘酷。
和平時期的大躍進又是怎樣一種情景呢？我們是過來人，本來可以直接訴說目擊、身受，但是，如果經過共產黨的基層幹部之口，由他們來訴說親歷，不就更是具有客觀性和權威性了嗎？李井泉在四川，學著老毛反右「引蛇出洞」的陰謀（大躍進和反右真是結下了不解之緣），把從廬山帶來的反面材料，彭德懷的信和張聞天等的發言，讓省裡的高幹閱讀和各抒己見。凡是佩服彭總瞭解下情和實事求是精神的，都劃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嚴懲。上行下效，層層大鳴大放，直到公社、大隊。「引蛇」的態度和老毛當年一樣「誠懇」、信誓旦旦。基層幹部就放心、大膽地發言了：
人民公社把人民害苦了：時間太短，成立小社還學習四十天，公社開會就宣佈成立。
大兵團作戰，早晨三四點鐘起床，咋個照顧老人娃兒嘛。食堂吃飯幾里路，下雨天拖兒帶女也要去，數九寒天老年人更是傷心。
大兵團作戰，好兒好女不相見，好夫好妻不團圓，壩起通鋪睡，有娃娃的婦女請不到假，硬難過得很。有的娃娃都掉到茅坑裡頭淹死了。
晚上大兵團夜戰，拆社員的房子打火把，下雨頂簸箕、戴斗笠，睡在田坎邊上，一點沒有蓋，好慘啊。
我們上山煉鐵，點二十五個爐子，才流四兩鐵，我算了一下成本，比金子還投價。
他們對瞎指揮和浮誇深惡痛絕：
共產黨啥子都合適，就是栽秧子稀密不合適。社員不通，幹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通。通了是嘴巴通，思想不通。穀子栽稀了，打一千斤還說是不接受先進經驗；栽得密，打一百斤還是受表揚。栽秧子工作幹部拿尺子來量，打穀子就不來了。不密植罵得你狂迷狂眼的，收成不好，又喊你找原因。
整社查瞞產，擺餘糧，哪來的餘糧啊，把谷種拿來擺起，顯屁眼兒白。你們說增了產，我們肚皮沒有增產，你們捆、打、吊，我們抵、賴、拖。對高徵購的牴觸反抗情緒，發展到把「政府」和過去地主相提並論。
每畝才五百斤，就徵購五百斤，叫我們吃啥子！去年完成公糧、統購任務，每天晚上都喊到公社開會，說不好就鬥爭，像逼地主退押一樣。弄死都弄不夠他們，比地主還凶。過去打下穀子地主跟到屁股追，生怕你不交租子。現在政府喊你趕快拿去上糧，生怕你吃了。
什麼也沒有飢餓對他們的打擊更大了。現在婦女都生不出奶，小娃兒好慘啊。
我有一群小娃兒，一天總共幾兩米，安心把人餓死。說關心兒童，瘦得像干猴兒一樣，像這個樣子就叫毛主席的好兒童啊？
社員餓，我們也餓，咋個帶頭呢？上糧到火車站幾十里路，我試過，推到半路就餓了，只有吃水。今天食堂的人推米去上公糧，社員都上吊了，開開門舌頭一人兩寸半，逗起好長，咋個辦啊......在這種情況下，要使人不作今昔對比，不對政策乃至政府產生懷疑是不可能的。
解放前案桌上肉都賣臭了。為啥解放後沒肉吃？
現在不如過去當長年（四川方言，長工。──編者），當長年都吃得飽。我硬想去幫人。
如果不是白紙黑字記錄在案，很難相信這些話是出自社隊幹部之口。原來他們既不愚蠢也有良心，他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無時無刻不希望盡快結束這一切。他們在反覆的誘導下，以為上面真的要開言納諫，撥亂反正，所以把咽在肚子裡的話吐出來，沒想到上面是在羅織蛛網，誘其入圍。（摘自東夫《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餓死也不要管他》--這一節的題目所以命名：「餓死也不要管他」，是因為李井泉在金牛壩召集溫江專區領導和各縣第一書記開會，說，我們同農民的矛盾就是「國家要多拿一點，農民想多吃一點的矛盾」。「我們同農民的爭執點就是糧食，爭奪糧油的問題。」所以：「糧食、毛豬一定要調出去。糧食、毛豬調不出去，北京要挨扁擔，這咋能行呢？」「死人也要完成糧食上調任務，要打扁擔，我打溫江，打新都，打溫江這不影響全局。這裡又沒有外國記者。」
「......今年那些關著食堂鬧糧的，餓死也不要管他。」）
這時候，四川尚未大量餓死人，只是這樣侵害人權、財權、地權和物權，人身歸公，財產歸公，生活的集中營方式和強迫勞動的奴隸制生產方式，連餓了吃飯、累了休息，都不可得，任何選擇的自由都被剝奪，實際上已是沒有了活命的餘地，故而，如此發展的結果，僅四川一省（經楊尚昆驗證的）就餓死了1000多萬人！
四川當然不是孤例，在全國比比皆是。在貴州：農村辦起人民公社的集體食堂，農民家中糧油肉蛋，全部無償地交公。「大鍋飯」沒有吃多久，農民幾年積蓄的生活物資便被揮霍個精光，為給集體食堂撐門面，普遍開展捉「糧食鬼」運動。藉口是：公社食堂的飯不夠吃，必是糧食鬼偷了糧食。於是，一場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櫃的搜索食物運動開展了，凡在家中搜查出糧油肉蛋等食物的，統統定為「糧食鬼」，食物全部沒收外，還得加以殘酷鬥爭，有的還被扣上「壞分子」的帽子，強行管制勞動。
人們實在餓得捱不住了，就在勞動之餘打些野菜來充飢，公社幹部發現了，便要收歸公社食堂統一處理。農民被迫在夜間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樣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講道理的農民為求活命採野菜充飢，卻逃不過某些公社幹部的魔爪：當地是燒柴禾，他們發現哪家冒出炊煙來，便破門入室去搜查，發現誰家火上煮野菜，便幾腳把火爐踢壞，鍋碗盆瓢砸掉，並以「破壞公共食堂罪」加以拳打腳踢，還要扣飯幾餐，扣多了就被餓死。扣飯成了公社幹部懲罰人的法寶，已經少得吊命都極難的那幾兩糠糙菜飯，再扣就要死人了。求生慾望的人們，為了得到點點吊命食物，已不再怕拳打腳踢扣帽子了，還得偷偷去採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種白泥）來充飢。但公社幹部做得更絕，他們以鞏固集體食堂為由，將農民家鍋、碗、盆、瓢和火爐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嚴禁在家中吃飯。農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幹部堵死了，於是「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且一發而不可收拾。（《飢餓：一個基層教師的「大躍進」記憶》轉自：2008年09月29日《炎黃春秋網》）毛澤東一向大搞愚民政策，大搞運動群眾，大搞人海戰術，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加上群眾運動將是萬能的武器。」（胡喬木：《中國為什麼犯20年「左」的錯誤》。中共黨史研究，1992，頁3）
二、大躍進是一場率獸而食人的獸性大發作
右派份子羅翼群對廣西發出的「餓死的邊緣」的「無恥讕言」被擊碎之後，事態又是個怎麼發展狀況呢？讓我們靠資料說話；一分資料一分話，十分資料說不差。作家鄭義告訴我們：
廣西環江縣委書記洪華命令全縣封倉。幹部膽敢開倉，一律開除黨籍。群眾膽敢偷糧，一律開槍打死。龍岩公社有個幹部抓到一個偷糧的小學生，竟將他按到偷糧處開槍射擊。槍不響，硬是換了三次子彈，扣了八次扳機，才把這個年僅十二歲的孩子打成重傷，三天後死去。全縣因偷糧被打死的有數十人之多。據事後統計，當時刑法計有六十餘種之多，鐵絲穿手和坐水牢都使上了。
當大批死人開始之後，洪華要求「一定要以鮮明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觀點來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辯明是非，識別真偽，這樣才不為假象所迷惑。」還若無其事地說：「死幾個人值得什麼大驚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這是自然規律。」
走投無路的飢民開始逃荒。環江縣委不僅不開倉放糧，救民於水火，反而動用公安和民政部門四處追捕。
餓死的人也有罪：洪華只要見到死人就大罵。死在縣城中心的，罵：「大年初一來這裡死，他媽的，死也不會找對地方，偏偏來人多的地方死，真是歪風邪氣上升！是不是有政治問題，想擴大影響？要查查他的出身成分看！」看到有人死在街上，他罵「以後有病的人不准出來！」死到無人埋屍時，他還罵：「現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風，是富裕農民不滿的表現！」（鄭義《從「環江右派集團」之覆滅解讀反右》）
全國的「躍進」典型安徽亳縣，在59、60兩年中餓死 30%的人口，兩萬多家庭絕戶，人吃人現象發生於多處，60%耕畜死亡，房屋倒塌十萬間以上，80%的林木被砍光。當地民謠唱道：「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炎黃春秋》2003年第一期：「亳縣農業」衛星「經驗官修記」）應該說，對反右派與大躍進的關係，這個民謠道出了浸透了血淚的民間理解。
在雲南陸良縣馬街鄉出現了使用皮鞭的「督戰隊」，強迫患病群眾出工，陳盛年（省委監委副書記、縣委書記）還在全縣推廣這個「經驗」，他說，「生產不躍進是大是大非問題，打人是小是小非問題」：「打人是促進派，不打人是促退派」。全縣於是捆綁吊打群眾，甚至於「打人是為了打一千斤」、「不打就是沒有幹勁」等等說法。（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巻，頁363）
打人是那個時代農村的特色，幾乎每個運動都有人難免皮肉之苦。從打地主、打富農、打反革命、打「老虎」、打右派，到打落後分子、打有右派言論的，打代表「富裕農民思想」的，打不聽話的......從「敵我矛盾」打到「人民內部矛盾」，從階級敵人打到思想敵人，幹部打群眾，群眾有機會就打幹部。形形色色、三天兩的群眾會、辯論會、鬥爭會發展到頂峰便是打。打人的花樣豐富多彩、時時更新，捆索子、吊鴨兒裊水、站高板凳、跪瓦碴子、灌辣椒水、潑糞、淹水、砸石頭，煙火熏、冬天下水田凍、餵狗屎......耳光拳腳更是家常便飯。公社化以來，幹部打人的現象愈加普遍和嚴重，個別地方發展到駭人聽聞的程度。萬人算賬大會期間，金堂縣人和公社大批社員揭露控訴的幹部打人情況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一九五八年春天，公社總支書記李義和，他是提倡打人的。「幹部不要打，社員打兩下沒來頭」，「打人要會打，要打內傷，不要打外傷」。三月，全鄉召開一次對地、富、反、壞的「公判大會」，每個被判的人都當場遭到毒打，大部分人被打傷，個別打成殘廢，從此拉開大規模打人的序幕。打完這些階級敵人，接下來就打一般群眾。
一九五八年初，農村開展「反浪費、反保守」的「雙反運動」。反浪費，是針對農民說糧食不夠吃，認為農民把糧食「浪費」了。反保守，是針對農民對高產指標和生產上的亂指揮不滿，認為是保守思想作祟。各地情況驚人相似，五月，人和鄉許多農戶斷糧，有的靠吃糠苟延，要求國家供應糧食（這本來是統購時的承諾）。同時在種大春中，不少農民反對鄉上的高產指標和所謂新的耕作技術。於是鄉上掀起大規模「雙反」運動，把要求供應糧食的定為「浪費分子」，反對鄉上生產指令的定為「保守分子」，並要求全鄉黨員團員群眾人人按態度劃為四類，規定性質最嚴重的「四類」分子佔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五，三類佔人口的百分之十。鄉長唐××的名言是「強迫命令就是左派，'辯論'不起來就是右傾」。他親自參加八耕區的「排類」鬥爭會，一個晚上就打了三十三人，被罰跪瓦片、跪板凳的更多，並在會上傳達了總支書記李義和「打兩下沒來頭」的指示。
有兩個生產隊群眾不忍動手相打，唐××就讓兩隊互換打手，終於打了起來。總支委員蕭××在一個耕區「掌握會場」時，見一些生產隊幹部不動手，罵他們「同情壞人」親自調人來打。社員劉少明反抗，勞訓隊長張××抓起板凳把劉的腦殼打得鮮血長流。農民李昌田、張德海、徐守榮看到到處都在開會打人，說了「打人怕不對吧」之類的話，立刻被抓起來打了一頓。社員唐正康缺糧斷炊，糠亦吃盡，向隊長李××請求開證明買糠，李說他「鬧糧」，立即開會鬥爭，耳朵被打聾。六十多歲的社員唐朝福口糧困難，在地上撿了幾顆拋撒的包谷，李一腳踢在唐的小腹上，次日晨即死去。
下面打人大會打過，又把地主、富農、「四類分子」，單干戶集中到鄉上「訓練」，訓練方法是打、罵、跪。總支委員蕭××把人關起門進行毒打，其中一個社員險些被當場打死，一個女社員被打掉了褲子。
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先是「評游」，每七天評一次上游、中游、下游，下游的比例定為百分之十五。「評游」的辦法是自報公議，先由大隊評比，張榜公布上、中、下游名單，然後送鄉總支圈定鬥爭對象，根據總支統一佈置，各耕作區召開鬥爭大會，口號是「二十天消滅下游」。
會上首先由主持會議的幹部故意發問：「現在還沒有轉變的下游怎麼辦？」下面的違法亂紀分子就喊叫「拉出來說」，各耕區立即打開了，名曰「打下游」。
八月上旬，全鄉召開躍進誓師大會，各耕區社員列隊前往。上遊走前面，中遊走中間，下游掃尾。前面的舉紅紙寫的牌子，畫飛機、火箭之類，列上游人員名單；中間的綠紙牌子，畫雞公車、自行車之類，列中游名單；後面白紙牌子，畫小腳女人、烏龜之類，列下游名單。進入會場，上、中、下游分開席地而座，鄉幹部帶頭高呼「徹底批判中游」，「堅決消滅下游」，「下游」個個勾頭縮腦，心驚膽顫。
誓師大會後，全鄉辦起九所「馬列主義學校」，集中被打鬥過的人「學習」。學習內容包括，聽幹部訓話：「中游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絆腳石，下游對社會主義建設危害最大」，「鬧糧的和中、下游都是社會渣子」，坦白交待，挨打，服勞役，很多人修蓄水池把腳都泡爛了。婦女生病的最多，支持不了經常哭。跑是不可能的，學校有治安委員背著槍看守。
比「馬列主義學校」檔次更高的是「勞訓隊」，隊員包括地主、說怪話的「反革命」，外鄉的「流竄犯」，評類評出的「四類分子」，吵嘴、打架、小偷小摸者，給幹部提意見的。更惡劣的是為了霸佔別人妻子而把男人送進去的。「勞訓」內容是採石頭、挨打、餓飯。除了三個小隊長和兩個會計未被打吊外，其餘四十八人皆未倖免，其中四人致死。他們除吊打人外，還發明瞭兩種名曰「不用人打」的刑罰。一種是要受刑的人雙手或單手托起一大鵝卵石，手臂伸直，名曰「舉重」。一種是將一條板凳四腳朝天，受刑者雙手雙腳放在四條凳腿上，手腳伸直，腰背挺起，名曰「地崩子」。
公社成立後，這幫惡棍打得更順手，打人的口實更充足了。「打得起來」的幹部被稱之為「有幹勁，有能力」，「打不起來」的叫沒幹勁、能力弱。公社把一些場鎮居民趕到鄉下，將他們的房子「充公」。公社書記李義和蓄意霸佔鄉政府隔壁一個寡婦許秀德（中農）的房屋，藉口動員場鎮居民下村勞動，要許搬走，許不答應，李便責令鄉幹部朱××先後對其全家及女婿進行十餘次「辯論」毒打，並沒收其購糧證，許的九十多歲的母親曾兩次向李義和下跪，有一次趕場時當著群眾向他跪下磕頭求饒，李罵她「反對共產黨」，「反對政府」，終將房子霸佔。群眾罵李是「活閻王」。
據省委檢查團統計，人和公社一九五八年以來被吊打者達一百五十五人，被打致死十五人，打傷殘者十六人。群眾有五怕：怕開會、怕辯論、怕排隊、怕挨打、怕勞役。
1959 年10月，晉中地委委員王之一調任壽陽縣委第一書記。他向上級謊報，當年實產為22000萬斤，而最後核實的產量只有11900萬斤，僅為上報數的一半。完成上交任務後，糧食出現極大虧空，王之一等人把希望寄託在挖糧上，他們懷疑生產隊普遍存在瞞產私分，社員家裡至少隱藏有1200--1500萬斤糧食，只要挖出這兩部分糧食，就可以彌補因謊報產量而出現的虧空。不僅如此，王之一等為了「幹出一番成績來，一鳴驚人，揚名天下」，不顧災後人民的承受能力，以興修水利、大辦工業和城市建設等為由，決定在全縣集資100萬元。結果各級又層層加碼，最後總計集資指標竟高達418．3萬元。羊頭崖公社這年人均收入僅為46元，而集資任務竟每人達到50元。上湖公社收入總計80萬元，而給各村分配的集資任務卻高達百萬元之多。於是集資有了新的內容，凡是「糧油草菜蛋、金銀銅鐵錫、磚瓦石頭木」都在可集之列，當然，「現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座鐘、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資的範圍。宗艾村有一戶什麼也拿不出來，只好把祖墳「獻出」。當時社會上流傳的民諺就說：「無產階級就是一鋪一蓋、一碗一筷，還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餘都是禍害。」
宗艾公社是縣委書記王之一的「點」，是全縣八大公社中搞得最凶的一個公社。他們挖糧集資的花招最多，逼供的刑罰也最殘忍，群眾拿不出所集物資和糧食，公社就派搜索隊強行搜家，翻箱倒櫃，挖地刨牆。有的幹部竟私設公堂，拷打逼要，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就是一例。他把學校一座二層樓上的教室闢為斗人場所，此樓被人們視為是好上難下的「黃鶴樓」，全社的企業幹部和農村主幹，多數在此挨鬥。批鬥中還組織有130人的專業隊（打人隊），刑法多達二十餘種，最常用的是「推擁」和「升級」。所謂推擁，就是一群打手圍成一個圈，將「幫助」對象擁在圈內，推過來，推過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所謂升級，就是在桌上放張凳子，然後放磚，讓「幫助」對象站上去交待，若交不出東西，就把凳子推倒，將人摔下，有的當場摔死。據統計：該公社在運動期間摔死4人，斗後死亡24人，鬥志後自殺19人，畏斗自殺16人，餓死24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69人，共計156人，佔全縣死亡總數的一半。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點村，在王維的直接插手下，殺氣騰騰，烏煙瘴氣。全村952人中，有121被鬥，佔成年人的五分之一，致死者達36人。該村當年實產糧食66．7萬斤，徵購任務竟達74．9萬斤。對此王維還要再加40萬斤。為了完成任務，王維等人以「抵抗統購統銷」、「對黨欺騙隱瞞」為藉口，對幹部群眾嚴刑拷打，逼要糧食，原任支書被打傷撤職後，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為新的支部書記，並和學校教師蘇景雲等人狼狽為奸，操縱全村運動，同時還組織起40多人的打人隊。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口鼻流血，還不罷休，最後被逼上吊自殺。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髮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一息，還大罵「打死你，哪裡還在乎一半個人」，接著又是一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蘇景雲還將一個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至院裡挨凍，一個幹部乞求，他竟慘無人道地吼叫：「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86人，推打後死亡6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4人。被指定的新任支書梁某也打過82人。
這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一座小型水庫，800多民工都是離家在外，又沒有什麼糧食可挖，但揪鬥打人之風也十分猖獗，被斗者達121人，致死10人。這個工地上有一個專設的「執法隊」。一次，一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後，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一個吃奶的孩子」，但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XX根本聽不進去，還大喊大叫：「死一個算什麼，死十個也沒人頂。」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後活活摔死。二十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後，水庫派人直接將屍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許。
在「挖糧集資」運動中，死人事件接連不斷，縣委書記王之一等置若罔聞，不予制止，卻說：「不要大驚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聲稱「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們經常在電話中三令五申：必須限期完成任務。所以下邊蠻幹的人氣焰更加囂張。叫嚷什麼「死人算什麼，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的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裡去啦」！
壽陽的「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底發動，到1960年1月被中央制止，經歷三個月時間，據運動後統計，全縣283個管理區中，有259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435個生產隊中，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49人之多。（摘自壽陽縣誌辦公室郭志珍、武代玲：《1959年：壽陽事件》）
「擒賊先擒王」。這個率獸而食人的「獸王」是誰呢？毛澤東承認自己是這場大躍進的「始作俑者」。他說：「許多問題的解決，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條文，是誰也不怕的。大字報一貼，群眾一批判，會上一鬥爭，比什麼法律都有效。」（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頁290）
三、總之，大躍進是一場無法無天、傷天害理的大殘殺
綜上所述，對號入座，難道你能找出人權項目中的任何一條沒遭到殘酷踐踏嗎？在中國的各朝各代，在世界的五大洲四大洋，你總找不到把人權踐踏到至於此極的。比如，統治階級對於廣大民眾見死不救者有之，而運用國家機器殘酷鎮壓廣大民眾逃活命者，只有共產極權能夠做到。如果說以上我用的是現成資料，下面的這個資料卻是我聽自當時信陽地區光山縣委書記的弟弟親口說的：為防止群眾逃活命，幾家人組成互助組，如有一人逃了活命，切結各戶均遭連作，拉到大隊受審。民謠為證：「大隊是個閻王殿，幹部都是活閻王，只見活人進，不見活人還。」為堵截和追查寫信向外求援或信訪，郵局也變成了絞肉機，有一件怪事也是發生在光山縣：
當時光山縣曾截住了一封匿名求救信，反映光山縣大量餓死人，公安就讓郵電局的人回憶是誰送的信，一定要設法查出來。郵電局的人說好像是一個女的，臉上有麻子，於是對全縣的女麻子進行「地毯式」排查，弄出許多冤案與笑話，讓一些飢餓者在恐懼中更快死亡（後來有人統計，50萬人的光山縣，餓死了一半人，達25 萬人之多）。1960年夏李先念到光山縣視察，小車被滿路的餓殍擋住無法開動，李先念禁不住淚流滿面，當年西路軍戰死17000多人，他都沒有流淚，眼前的情景實在是聞所未聞，慘絕人寰！（朱健國《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再揭「信陽事件」真相》）
我聽到有些人把這些慘絕人寰事件的發生，歸咎於地方上胡來；也有的說這些地方多是山高皇帝遠的地方。我不管說這話的動機，只管陳述事實。
國際聞名的大都市上海，你總不能說是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吧！請看：
上海郊區各縣遂掀起農業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運動中普遍出現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在一些地方發生了黨員幹部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有的基層黨員幹部以不給飯吃懲罰沒有完成勞動任務的社員；有的濫扣社員工分；有的批鬥不經常出工的社員；有的甚至私設公堂，拷打群眾。1959年1月，市監委對奉賢縣嚴重違法亂紀案件進行了檢查，這個縣的縣委書記、副書記等人，在人民公社化和農業「大躍進」中，不顧群眾疾苦，提出錯誤口號和措施，強制幹部執行，造成基層幹部發生亂關亂鬥亂罰、捆綁吊打群眾、燒燬房子、逼死人命等一系列嚴重違法亂紀事件。市委決定開除縣委書記、副書記黨籍，重組縣委領導班子。
1960 年12月，市委監委會同市委農委、市委政法部、各縣縣委，對人民公社幹部的作風問題進行了一次普遍檢查。1960年1∼11月，各縣發生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案件2474件，犯錯誤幹部2964人，佔農村幹部總數的2．52％，其中黨員幹部1783人，佔農村黨員總數的2．6％。（《中共上海黨志》第七篇紀律檢查：第一章檢查和處理違紀案件）
至於說這些違法亂紀是地方上胡來，我看也不盡然。在《王光美回憶：1959年廬山會議》中，就有如此記錄：
廬山上批彭總的會，毛主席一般不參加。但少奇、周總理他們是在第一線工的，不能不參加，還要主持。有時會場亂得都開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總，被少奇同志喝住。
這可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參加的最高層會議呀！當「少奇同志」要被「打倒」時，就再沒人來「喝住」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鐘奇拳打彭老總。、衛生部長劉湘屏甩譚震林耳光了。至於「少奇同志」本人，他也和彭總得到同樣下場。請看劉軍醫偷偷寫下的劉少奇最後二十七天的「監護日記」，這裡只摘錄兩點，其餘就略而不贅了。
第十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曹護士看四周無人，悄悄說出病人在中南海最後那段歲月的悲慘遭遇。國家元首受到難以想像污辱、殘酷批鬥、踢打。一直到他病得不能起床、不能自己吃東西了，才批準可以給他做點流質食物。一直把他的雙腳固定在床上。
第二十二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不給藥物，叫治病？領又不給，買又不許，這叫什麼事？明擺著，明擺著......讓人死掉。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八點，他停放在西屋走廊上的一副擔架。擔架上以白床單蓋著一個人體。屍體已經僵硬，頭上蓬亂的白髮有一尺多長，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了，下頷有一片瘀血。
這就說明：一，人權具有整體性，糟踏其一，禍及全體，猶如癌細胞一經擴散便會危及整個生命。土改、鎮反糟蹋人權，隨後就有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運動無一例外地糟蹋人權；糟蹋地主的人權，便會糟蹋貧農的人權，便會無一例外地糟蹋所有人，包括國家元首、內閣大臣、元帥將軍......的人權。
在我結束這篇文章的時候，讀到如下一則評論：
不戒[220.172.67.*]@2008-11-1617：57：07
有一次和一個名牌大學的學生聊天，當我跟他提起大飢荒的時候，他很真誠的說道：「其實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餓死那麼多人不一定對中國沒有好處，否則的話，中國的人口肯定會更多，計畫生育更難做」。
這樣的看法在年輕一代裡不是少數，他們沒有人性。
這句評語不是批判和斥責，而是在陳述一個事實。如果沒有悲天憫人的情懷，沒有老百姓所說的「人味兒」，這樣的人已經異化為另一種動物了。
這是教育的結果。
更有讀者，由於「教育的結果」，也或許是「五毛黨」，破口咒罵作者：
你還活著？？？一個被勞動教養的什麼東西還能活著？你每天吃的是不是是屎？是貧下中農的屎？還是狗屎？不要在這裡放屁了，。沒人相信你的鬼話。，一個恬不知恥的傢伙。
這就使我意識到：一、本文的確不是無病呻吟、無的放矢，而是有非寫不可的必要性的；二、提高人們，特別是年輕一代人的人格自尊，人權覺悟，著手抵消中共的負面「教育」即「灌輸狼奶」的影響，已屬當務之急。讀者先生：您以為如何呢？請繼續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