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邪惡中共瘋狂的大曝光。
中共欺騙人民說，"文化大革命"是毛魔頭晚年的錯誤被少數人利用所致。許多不願動腦的中國人也就接受了這個謊言。
可是你為什麼不問一問：為什麼在其他國家少數人的錯誤就掀起不了這麼慘烈的人禍呢？（在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都可能犯錯誤啊）一個人或少數人的錯誤竟然能導致如此慘禍，那說明這個體制也真是有大問題啊！一個良好的體制應該是能限制錯誤的氾濫的呀。
歷史的真相是：整個中共都有組織的參與了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有組織、"有法可依"地去做，又怎麼能做到這種波瀾壯闊的程度呢？
歷史表明：唯有在共產邪惡主義制度下才會發生如此的慘劇！在一個正常的、良好的社會裏，任何少數人的錯誤都會受到整個社會的機制的制約，使得整個社會不致於出現劇烈的動盪。唯有在共產惡黨統治之下，少數人的"錯誤"才能大行其道。因為，這個惡黨正是把錯誤當作最崇高的東西來推廣的。這個邪教存在的最大愛好就是對社會犯罪，因為這正是它的本性。在它治下，好人是沒有用武之地的，而越是邪惡的東西卻越有廣闊的市場......
《九評共產黨》稱這段歷史為"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
文化革命是共產黨邪靈附體全中國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773萬人。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千冊縣誌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國著名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軍隊、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員骨幹。
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並非紅衛兵、造反派的一時過激行為，而是共產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常常被遮掩起來而不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3萬3千6 百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萬5千196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4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的父母也未能倖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長時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趕出北京。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和謝富治為首的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紅衛兵對超過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市、區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黨拋棄，不少人被宣布為"聯動分子"而入獄。其它的隨大批"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當時主持遣返活動的西城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修訂後發表的。
繼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農村，農村也掀起了又一輪對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中要點之一是公安干警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情報，協助抄家。大興縣的屠殺運動直接來自縣公安局的指令。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在廣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2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1萬9千多人。單從這一省的統計，就有近5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文革中，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澤東當年講的這句話在肆虐一時的造反運動中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那麼暴力和殺戮也就廣泛傳播開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2778戶，共4519人。全地區10個縣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壞"佔38%，地富子女佔44%。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 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黨"製造了35萬餘人被殺的血案。 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11萬。
由此可見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共產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凶手多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如果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麼文化革命中這種你鬥我，我鬥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只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這就是為了造就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產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空前絕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規定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麼可以做，要怎樣去做，而除此之外什麼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國人民實行著宗教崇拜一樣的"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言必稱語錄，"狠鬥私字一閃念"，"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許崇拜一位"神"，只誦讀一本"經"--毛主席語錄。進而到不背語錄、不敬祝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打電話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語錄。人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或狂熱興奮，或麻木不仁，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黨的邪靈之下。製造謊言、容忍謊言、依靠謊言業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方式。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