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奎德："中國模式"的迷思
"中國模式"，史無前例？
中國的現狀日益引人矚目。關於所謂"中國模式"，眾說紛紜，人言言殊，以致中國的真相簡直就成了那黑澤明小子導演的"羅生門"，撲朔迷離，有多少論者就有多少個"中國"。
美國輿論重鎮《華盛頓郵報》發表詹姆斯.曼（James Mann ）的文章：題為"中國的挑戰：無自由的耀眼致富模式"（THE CHINA CHALLENGE： A Shining Model of Wealth Without Liberty）。作者聲稱，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對自由民主模式未來的新挑戰，並且贏了。他說："對全球竭力抓牢自己權力不放的威權主義領導人而言，中國越來越適合當作藍圖。我們習慣於把中國當作一個經濟奇蹟，但它也變成了一個政治模式。北京已經顯示，他們不必在權力和利潤之間作出選擇；他們可以二者得兼。今日中國展示，一個政權能夠鎮壓有組織的反對派，而不需要透過選舉來確立合法性；一個執政黨可以維持對信息和網際網路的相當大程度的控制，而不會放緩經濟增長。並且它顯示一個國家的精英可以被舒適公寓、賺錢機會和個人的重大升遷以及非政治性自由（服裝、娛樂、性、海外旅遊）所買斷。"
詹姆斯.曼先生是一位中國問題的資深學者和作家，1984-1989年曾任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寫過諸如《北京吉普》等幾本有關中國的著作，現在在著名的霍普金斯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任駐校作家。應當感謝他的點撥，使我們知道，中國終於創造了一個獨步古今的非凡模式，傲視全球。看來上蒼確是偏愛中華，要另立新規律了。
然而，保守固執的我輩仍想深究：中國模式，果真如此異於他國，震爍古今？它果真如此難於理解，無法用主流的經濟政治學說解釋？所有過去人們所稱的普遍人性，在這裡統統失效？
讓我們來傾聽歷史的迴響。當我們退回幾十年，我們會聽見希特勒、斯大林等諸多統治者在其鼎盛期的演講，他們都曾強調自己民族、國家及其道路的獨特性，蔑視西方主流的經濟政治學說和制度模式，都認為自己開天闢地，走出了一條成功的、獨一無二的全新道路，開創了歷史。譬如，在1933年上任後第三天，希特勒就發表《告德意志國民書》，闡明德國不同於英法美的獨特的（反西方）民族性格，申明第三帝國的獨特道路。
的確，中國的經濟增長快速。但是，認為"中國現象"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在歷史上獨一無二，是否過於誇大其詞了？
上世紀前蘇聯的經濟，從30 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維持高速增長，它那時的GDP增速比中國現在的增速還要高。認為蘇聯的共產制度開創了人類嶄新的生活方式東西方評論家，比比皆是。而德國的希特勒則聲言他要"拯救德意志農民，維持給養和生存基礎！拯救德意志工人，向失業展開一場大規模的全面進攻。"他的確創造了消滅失業的經濟奇蹟，倒1938年德國失業率僅為1.3%，而同期美國、英國、比利時、荷蘭的失業率分別為1.89%、8.1%、8.7% 和9.9%。從1932年到1938年，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102%，國民收入增長了一倍。德國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呈急速膨脹，令世界瞠目結舌，憂懼交加。而南韓、臺灣，在軍政府統治或戒嚴狀態下，從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經濟起飛神速，在在令國際社會眩目不已。
上述這些國家與地區，當年政權與當下中國政權一樣，都是非民主政權：或是極權主義，或是威權主義，因此，都鎮壓有組織的反對派，並且不需要透過選舉來確立合法性。它們與中國一樣，不必在壟斷權力和經濟增長之間作出選擇，而是二者得兼。然而，幾十年後，歷史的判決如何呢？蘇聯、納粹德國，這些非凡的挑戰自由民主的模式，現在到哪裡去了呢？南韓、臺灣當年的經濟起飛式的威權主義，而今安在哉？統統煙消雲散了，它們已經化為歷史塵埃。作為當年"獨步古今的非凡模式"，而今統統皈依了平凡普遍的自由民主模式。
縱觀歷史，環視全球，在中國發生的此類專制下的經濟增長，即所謂中國的"獨特"模式，稀罕之處何在？何以能被誇張為難於理解的歷史性"奇蹟"？
"五大自由"：中產滿足？
詹姆斯.曼論及中國城市精英目前已獲得的"五大自由"：衣著的自由，購買所需品的自由，出國觀光的自由，有婚外情事的自由，投資和獲利的自由。他們瀟瀟灑灑，逍遙自在，看起來比羅斯福給的"四大自由"還多。有鑒於此，精英們似乎心滿意足，無復他求了。因而詹姆斯.曼說；"在中國，中產階級支持或至少符合現有政治秩序；畢竟，這種秩序讓中產階級走在前列。"這一觀察，就目前現狀而言，大體不錯。這些中產階級的境遇與心態，就像前蘇聯勃列日涅夫時代後期的精英們一樣。既然"五大自由"基本上都有了，汽車洋房，燈紅酒綠，衣食無憂，難道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嗎？
據此，詹姆斯.曼嘲諷克林頓、布希和布萊爾："在1997年，克林頓總統說中國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他預言，正如柏林牆不可避免倒塌一樣，（在中國）政治變革也將會降臨。布希總統也多次重複同一主題。他曾說：‘同中國的自由貿易，時間是在我們一邊。'英國首相布萊爾兩年前說，他認為中國有著一股不可遏制的導向民主的動力。不。並非如此。"
然而，詹姆斯.曼先生果真有什麼堅強理據，可以如此斷然否定上述西方政治家的判斷及預言呢？記得二十多年前，眾多的西方的克里姆林宮學的專家也是這樣嘲諷里根總統關於推倒柏林牆的呼籲的。這些學者當時看到蘇聯共產黨雖然經歷種種危機，但仍然長期控制政權的持久能力以及作為超級大國的諸多成就，特別是耀眼的國防力量，他們已經把共產國家的存在看作永恆不變的既成事實了。因而，不少西方學者視里根為昧於現實的白痴。
但歷史並沒有嘲諷白痴里根，反而給了這些專家們一個大大的尷尬：1989到1991年的蘇東巨變，迫使幾乎所有的此類西方專家們遍地亂爬，尋覓被跌破的眼鏡。
眾所周知，前蘇聯並不是被外部的武力進攻所打敗的，它是被它自己打敗的，是被自己的人民所拋棄的，其中的關鍵力量之一，正是那些看來滿足現狀的"精英"。為什麼？前蘇聯的這群"精英"何以最後成了大帝國崩潰的重要推手呢？原因無它，這是長遠利益的槓桿推動所致。從根本上，像蘇聯和中共這種反智類型的壟斷權力的政權，本性上就不相信"精英"，本性上就不能善待自己的同胞。即使是對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也一樣。是的，精英們可以一時被舒適公寓、賺錢機會和個人的重大升遷、非政治性自由（服裝、娛樂、性、海外旅遊）所買斷，但他們不可能永遠在公權力機構中沒有自己的代表，不能長久變成無聲的人，不能永遠是聾子和啞巴。（而在"黨中央"方面，分一杯羹給你可以，但絕不允許你分享或染指關鍵性的壟斷權力。）長此以往，精英們固然酒醉飯飽，卻仍然寢食難安。蓋因朝中無人，他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隨時可能被權力當局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予取予奪。他們的利益，離開制度性的保障，猶如空中樓閣，根基不穩，缺乏安全感，沒有長遠性。
君不見，那些中國富豪榜上的精英，已經有多少身陷囹圄，或亡命天涯？就以2002-2003年來說，部分民營企業家們就紛紛中箭落馬。《福布斯》富豪榜的第二富豪楊斌被捕受審，第三富豪仰融逃亡美國，明星富婆劉曉慶進駐秦城，開明儒商孫大午身系囹圄......人人惶恐終日,不少企業家並悄悄設法從《福布斯》的富豪榜上除名，以策安全。
何以笑容可掬地"歡迎資本家入黨"的中南海當局有時會突然變臉？
筆者曾分析過個中微妙：時不時地，北京之所以從"官商合流"轉向"殺雞儆猴"，一為充實被銀行爛賬淘空了的國庫，二為平抑日益加深的貧富鴻溝導致的民怨。"一石二鳥"，何樂不為？反正高官子弟富豪絕不會被損及毫毛的。至於民間企業家呢？對不起，借用毛澤東在文革後期拋棄造反派時語言，"現在是你們犯錯誤的時候了。"雖然每個人的情況各不相同，但總體上並不影響民營企業家琅襠入獄的這一驚人現象的真實性。
仰人鼻息，無制度保障，縱然坐擁金山銀山，隨時都可能轉眼化成海市蜃樓。中產階級也好，精英階層也罷，以它們的精明，不可能看不到自己的長遠利益的。一時的政治冷漠，不可能永遠掩蓋長遠的利益盤算和政治直覺。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亞里士多德所謂"人是政治動物"確為千古不易之理。看看香港這個長期以來被世人慣稱作政治冷感的城市，在回歸大陸後是如何變成政治沸騰之都的，就不難明白個中奧妙了。
外交成就，進入主流？
應當承認，在外交方面，北京當局近年來有所改進，是頗有斬獲的。正如詹姆斯.曼所說：中國的模式"不僅給緬甸、辛巴威、敘利亞和朝鮮等受孤立的國家，而且給美國的一些抵制民主呼籲的重要夥伴（埃及或巴基斯坦），給我們的鄰居古巴和委內瑞拉提供不斷的希望。""（許多國家）越來越轉向北京。而且同情感常常是雙向的：中國在近年來幫助支持辛巴威、蘇丹、烏茲別克、古巴和朝鮮。"
他描述的上述現象的確有一定的事實根據。如所周知，源遠流長的中國文明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其注意力長期聚焦於人際關係，並特別看重面子，強調"內外之別"，篤信"家醜不外揚"。在這套氛圍中熏陶出來的官員，要練就一套圓熟謹慎週到的外交技巧，並非太難的事，甚至可說是駕輕就熟。這方面，周恩來就是中共的巔峰代表，他締造和涵養了中共外交的基本手法與傳統。加上最近些年來，北京經濟起飛，比過去更有實力撒銀子買朋友，因此在外界看來，北京近年的外交似乎連連得手，風光十足。而美國則因為"管閑事太多"，似乎處處在挨罵。
但是，這種外交情勢，是否真正意味著北京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有吸引力的制度模式？北京是否已經拿出了一套足以同西方抗衡的價值理念，並代表了未來？以致使各國都心悅誠服，萬邦來朝？
人們不會假裝看不到北京的"夥伴政權"都是些什麼國家：緬甸、辛巴威、敘利亞、北朝鮮、辛巴威、蘇丹、烏茲別克、委內瑞拉、古巴......。不用再數下去了吧。對這些"朋友"，我想，多數中國人也許都羞於啟口，遑論那些精英了。北京政權信誓旦旦要與之接軌的"國際社會"，就是這些國家？實話實說吧，在國際上，它們基本上都被稱為"失敗的國家"。雖然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理固其然。但北京畢竟還有一點"向上"之念，與這樣一批國際"人渣"為伍，恐怕連中南海內諸公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認的。美國這個世界警察雖被人罵罵咧咧，但一到關鍵時刻、危急時刻，人們會發現，多數國家（甚至包括中國的小兄弟如被韓、越南等），仍要求助於美國，而非中國。
撕開花團錦簇的包裹，直抵中國處境的實質內核，一個基本事實必須正視：在1989年至1991年東歐與前蘇聯的共產主義大潰敗之後，從根本上看，北京政權在國際主流社會的汪洋大海中，其實是一個孤島，雖然是個龐大的孤島；其實是一個異數，雖然是個笑容可掬的異數。
有些東西，無論如何西裝革履，人模人樣，終究是沐猴而冠。
奴工事件，預示前景
中國問題的根子是在內部。作為資深中國問題專家，詹姆斯.曼先生不會不知道最近剛剛發生的山西黑窯奴工事件。這一非法販賣、拐騙甚至綁架兒童、少年，使之成為黑磚窯的奴工，被長期殘酷壓榨，被剝奪人身自由的事件，駭人聽聞，震動全國。它不是一天兩天之事，而是持續了好些年；它不是單獨偶發的事件，而是遍及全省，甚至侵犯外省的大面積事件。正如六四屠城，正如薩斯事件.....，它們在在表明瞭中國的制度性失敗，表明瞭中國的向下沉淪。它所警示給我們的是應當重塑制度，構建真正保障公民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的憲政秩序。
詹姆斯. 曼應當明瞭，如果中國模式真有吸引力，如果北京真對自己的模式有信心，何須如詹姆士觀察到的"維持對信息和網際網路的相當大程度的控制"，何須要建立水潑不進的"金盾工程"，封鎖資訊流通？如果確實身為"贏家"，中共多數上層領導人何須把自己子孫及其財產送到"輸家"如美國等"制度過時"的西方國家，並取得其居留權甚至入籍？
北京當下的抵抗普世價值，包裝"成功模式"，不過是拖延時日而已。它目前營造自己是成功模式的法寶有二：一是封鎖信息，然後努力包裝，竭力向外宣傳推銷。二而是吸取前共產國家級其他專制政權垮臺的教訓，竭力彌補一切可能導致潰堤的漏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防患於未來，扼殺於搖籃。但就是不願根本改革制度。這種方式，導致不滿之民怨之水，越積越多，堤防越筑越高，堤壩千瘡百孔，中共東堵西防，疲於奔命。今天他可能還有能力補漏，然一旦到了某日，瀕臨臨界點，則補不勝補，防不勝防，"按下葫蘆起了瓢"，堤防將全線崩潰也。
屆時，詹姆斯. 曼們將如何自我解嘲呢？
（原文： 陳奎德："中國模式"的迷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