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揭開周恩來面具系列節目的第15集。在這一集我們向大家 介紹在中共臨時中央遷入江西後，對毛派勢力大興問罪之師時，善於轉向的周恩來 同毛劃清界限。本次節目的部分內容來自高文謙先生的《晚年周恩來》。
中共寧都會議之前, 周恩來在給中央局電報中這樣說到：
" 前方每遇商榷之事，......，有時海闊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實際問題反為擱下，即不擱下，也好像大問題沒有解決小問題沒有把握似的，尤其是軍事戰略，可以隨意恣談不值原則，因此工作方針極難穩定。我意劉伯承必須調來當參謀長，才可以有一個幫手，才可以時時以應該遵循的原則來警醒我們。關於這一點，劍英要比伯承為差。再則前方負責人太多，我意與其各執一見，下如抽出人來做前方與後方的群眾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還是到後方來，否則必須有另一辦法解決。此事尚未與前方各同志談，我亟望中央局全體會能在前方開成，地點在廣昌，以根本解決這一困難問題。"
信中所指，周恩來雖未明言，但很顯然說的就是毛澤東，因為活脫脫地勾畫出了那個為人們所熟悉的毛：為人恣肆不羈，做事大而化之而又反覆多變，談問題往往不著邊際，其中"海闊天空，不知伊于胡底"一語，更是點睛之筆。
順便一提的是，對於周恩來的這封信，目前大陸中共學術界不是諱莫如深，避而不談，就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顯然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刻意為周遮掩，但舍此就無法對寧都會議的前因後果作出解釋，因為它實在是導致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撤換的一個由頭。
在後方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本來就不甚放心對共產國際路線有牴觸情緒的毛澤東指揮軍隊，認為"由他在前方負責，正確行動方針的執行是沒有保證的"。對周恩來力主由毛出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事也很有意見，但苦於找不到撤換毛的理由。周的這封信正好為他們提供了做文章的題目，而且他們也剛好抓住了毛違抗中央，不積極執行"進攻路線"的把柄。因為朱德、毛澤東在九月二十六日聯名發布了紅一方面軍關於向北工作一個時期的訓令，而訓令是與當時中共中央關於粉碎國民黨軍隊第四次圍剿行動方針的指示電中關於"以積極迅速之行動，擇敵弱點擊破一面"背道而馳的。
中共蘇區中央局致電前方諸領導人說："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佈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與此同時，他們又單獨向周恩來提出撤換毛澤東的動議，聲言要對一切違背積極進攻路線的消極等待觀念進行"無情的打擊"。撤換毛一事早在寧都會議之前就已經在醞釀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全體會議，史稱"寧都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以任弼時為首的後方中央局成員以臨時中央關於行動方針的指示電為尚方寶劍，集中火力批評了毛澤東的，"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並清算了毛一貫右傾的老賬，提出把毛召回後方，專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來負作戰指揮的總責。
在會上，周恩來左右為難，事情鬧到這一步，是他始料不及的。起初他只是想借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的機會，解決前方作戰指揮的形式不能專責的問題，即便需要把毛澤東調回後方，也不必展開這樣的黨內鬥爭，如此大動干戈：儘管他在會上試圖緩和批毛的火力，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時替毛作了不少解釋，但無奈生米已經煮成熟飯，撤換毛已成定局，無可挽回。不得已之下，周只好提出在下列兩種辦法中選擇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負全責，毛仍留下來作助理；二是由毛負責作戰指揮，而由他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
後方的中央局成員當然不能接受第二種辦法。在能否執行臨時中央行動方針的問題上，他們更信任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不過，他們也看出並體諒周執意挽留毛在前方的用心，用他們的說法是"我們鑒於他(指周恩來)對領導和指揮戰爭尚缺少自信心，最後後方同意他負主持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的辦法"。應該說，後方中央局成員對周這種心理的揣測還是基本上準確的。周本人在延安整風期間回顧自己這一段的心態時也說："我個人有實驗之心，但又無把握且亦有團結之意，是實情。"
毛澤東可不是逆來順受之輩，同時也明白周恩來挽留他的用心，因此並不買他這點"團結之意"的賬。相反，既然不能取得後方中央局的全權信任，毛就索性甩手不干，回後方去"養病"，也決不肯委曲求全，留在前方戴罪立功，幫週一把。當然，毛也並沒有把事情完全做絕，還是刻意為自己預留了轉圜的餘地，答應"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毛澤東在這裡是故伎重施。他看出周恩來的膽怯，不是主持大局的帥才。他的如意算盤是用不了多久，自己就會被重新請回軍中來收拾殘局，就像當年紅四軍九大時一樣。因為在自視甚高的毛看來，紅軍是他一人創建的，離開了他，誰也指揮不了。然而，毛未曾料到的是，此舉幾乎鑄成了一個無可挽回的大錯，他由此被完全排除在處理軍機大事之外，無人理睬，整整坐了兩年的冷板凳。而妨礙毛重返軍中的最大障礙便是周恩來。
寧都會議後，周恩來的日子也不好過，承受著內外夾攻的雙重壓力。在外部，國民黨調集了四十萬大軍，以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為骨幹，分左、中、右三路，對江西中共根據地實行分進合擊，大軍壓境。一場兵力懸殊的大戰已經迫在眉睫。偏偏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寧都會議又決定臨陣換將，毛澤東也不願留在前方作幫手。於是周恩來只好硬著頭皮，獨立承擔起前方作戰指揮的重任。
周恩來深知自己被推上背水一戰的境地：第四次反圍剿一役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如果一旦作戰失利，其嚴重後果是不言而喻的。這次他在主持戰事中更是事必躬親，一直坐鎮在前方指揮所中，不分晝夜處理軍機，不敢有絲毫的疏忽。
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間，在指揮紅軍強攻南豐不成後，周恩來與朱德臨機應變，採納林彪的建議，改強襲為佯攻，用大兵團伏擊國民黨軍的增援部隊，接連在黃陂和草臺岡打了兩個勝仗，擊退了國民黨軍隊的第四次圍剿。
與毛澤東指揮的前三次反圍剿相比，前三次只是消滅了國民黨的雜牌軍，而這次則是圍殲了蔣介石的精銳部隊，並創造了以往紅軍從未使用過的大兵團伏擊戰法。對此，蔣介石深為懊喪，稱："此次挫敗，慘淒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就連原先準備在一旁等著看笑話的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國民黨發動圍剿以來敗得最慘的一次。這一勝利使周恩來如釋重負，一掃心中自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鬱悶之氣，而且也令他在紅軍中的聲名大震，一時間在大會上作勝利報告，接受紅星獎章，風頭甚健。
相形之下，在一旁坐冷板凳的毛澤東則黯然失色，備受冷落。毛此刻內心的不平之氣可想而知。更令毛窩火的是，第四次反圍剿的大勝不僅使他迅速東山再起的希望成為泡影，而且長期以來在紅軍中所形成的地位面臨著周恩來的挑戰。周不僅已在名義上取代了毛，成為紅一方面軍乃至整個紅軍的總政委，而且憑藉以往在軍中的廣泛人緣脈關係加上新近的大勝，很快就站穩了腳跟，成為紅軍中新的政治中心。而周恩來在政治上的馴順屈從，凡事總是委曲求全的態度，又使得他成為在黨內掌權的王明教條宗派刻意拉攏的對象。這兩股力量在政治上聯手使毛的復出更加渺茫。
在毛澤東看來，如果沒有周恩來的幫襯，吃莫斯科洋麵包的王明派連一天日子也混不下去。儘管他們氣勢洶洶，自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拿"國際路線"壓人，但他們在黨內缺少根基，並不是自己的對手。而周恩來則不然，在黨內頗有人望，在軍中也有深厚的根基，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再加上週為人圓滑，善於在黨內鬥爭中左右逢源，從來不會站在失敗者一邊。而且正是由於周在政治上隨風倒，甘心為"洋房子先生"抬轎子，賣力打天下，那幫人才得以在黨內軍中立足，令毛想很快在政治上東山再起的希望落空。
更讓毛澤東不能原諒的是，這時周恩來對他的態度世有了明顯的改變。如果說，週到江西中央根據地之初，對毛還是敬而遠之的話，那正當中共臨時中央遷入江西後，對毛派勢力大興問罪之師，以反"羅明路線"，斗"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來肅清毛在黨內軍中的影響時，善於轉向的周就開始注意在政治上同毛劃清界限，保持距離，很有些避之唯恐不及了。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後曾向周恩來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來電報，我即前去"。但是周後來卻一直未於理睬，把毛晾在一邊，而一頭倒向以共產國際為靠山的王明教條宗派一邊，為他們跑腿辦事，支應局面。這一點是毛始終不能寬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