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學到高中，很少或者說基本上不用腦殼去想國家的大事情，因為從沒有懷疑過共產黨給我們灌輸的東西。從小學到高中，說的都是這也"好"、那也"好"的詞語，耳朵裡聽到的、嘴巴裡唱的都是這也"好"、那也"好"的歌曲，"社會主義好"、"人民公社好"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這三首歌就是典型的例子。
"社會主義好"的歌詞是這樣的：
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
反對派，被打倒，
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
全國人民大團結，
建設社會主義新高潮。
人民公社好的歌詞是這樣寫的：
公社是朵向陽花，
社員都是籐上的瓜，
瓜兒連著騰，
籐兒連著瓜，
籐兒越長瓜越大，
籐兒越長瓜越大，瓜越大。
當年高中畢業，沒有大學可以考，沒有工廠可以進，只有一條路：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不響應不行，因為國家有政策，必須響應），到"廣闊天地"裡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說白了，就是到農村當農民，與農民一起"戰天鬥地"，修理地球。
從小學到高中，書本上學到的，從喇叭裡聽到的都是，勞動人民（工人和農民）在暗無天日的舊社會如何如何被壓榨、被剝削，吃不飽，穿不暖，不少人不得不賣兒賣女才能過活。"白毛女"和"半夜雞叫"的故事讓千千萬萬跟俺一樣"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少年兒童懂得了什麼是"人吃人"的舊社會，懂得了盲目地熱愛把中國人民從苦海裡拯救出來的共產黨，無知地學會了對"黃世仁"、"周剝皮"一類階級敵人的仇恨要"生根發芽"，知道了共產黨給我們灌輸的中國共產黨、毛主席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把我們全中國人民帶上了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人民公社就是通往這條康莊大道的具體實踐的歪理論。
到了農村，才知道"人民公社"並不像歌詞裡說的那麼好，公社與社員也不是什麼"瓜"和"籐"的關係。沒有社員這些"瓜"，哪來的"籐"？人都有墮性，農民當然也不例外。在田裡幹活時，只要有一人把鋤頭放下，其他人馬上效仿，如果不是小組長對大家說"動手了，動手了"，大家不知要把鋤頭放多久。人民公社把農民兄弟綁在一起，死又死不了，活又活得很難受。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地理條件優越、氣候溫和、四川人又很勤快，本應該不缺吃少穿的，但到了農村後才知道，在青黃不接（小麥還沒有成熟）的時候，不少農民只能吃紅薯葉過日子。這些紅薯葉本應該是用來餵豬的。勞動時，俺把學校裡學到的萬惡的舊社會理論去"考考"這些"同事"。不料，當時五十歲左右，乾巴乾巴的、個子矮小的小組長第一個跳出來發言。說"解放前"吃得怎麼好，特別是農忙的時候，還有大魚大肉吃。俺簡直不相信他說的話，以為他是在誣蔑"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後來，從多方面、數個上了年齡的人那裡得到了答案：小組長沒有說假話。吃除外，不少農民一年一套新衣服都沒有，還有人穿的是補丁加補丁的衣服。
俺第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第一次開始學習用自己的腦殼：共產黨上臺快三十年了，為什麼農民（至少是四川的農民）還沒有"解放前"吃得飽？是四川的農民懶惰嗎？是四川的自然條件不好嗎？是四川人太多了、人均土地太少嗎？為什麼農民沒有勞動積極性？
多年後，再看看四川農民，雖然在收入上、教育、醫療等許多方面仍遠遠不及城市居民，但不僅能吃飽，還吃得很好。不少農民穿西服騎摩托車載著大筐大筐的雞蛋或雞鴨魚肉趕集。這翻天覆地的變化，究其原因，當然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在俺看來，其原因是綁在農民身上的制約他們發出勞動積極性的枷鎖-- 人民公社（大鍋飯）被取締了。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人民公社，如果共產黨從１９４９年就搞"改革開放"，而不是搞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四川的老百姓、全中國的老百姓，就不會吃"萬惡的舊社會"才會吃的苦，就不會受在"萬惡的舊社會"才會受的罪。就不會有數百萬的國人背井離鄉，漂泊世界各地。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在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９年三十年的時間裏，耽誤了了１０億（平均）中國人民發展經濟。換句話說，共產黨浪費了中國人民３００億人年的時間。如果每人每年以創造人民幣一萬元價值來計算的話，共產黨欠中國人民３００萬億的債，這只是經濟帳。在各式各樣的運動中，被冤死、打死、餓死、逼死、殺死的中國人民的債，就遠遠不是能用金錢能計算出來的了。
再試想一下，如果把綁在中國人思想上的枷鎖取締，將會有多少個大思想家、大文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出現在中國？不過，到那個時候，共產黨給中國人民灌輸的東西也就沒有市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