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時期任職《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輯的高瑜，曾報導當年的學生運動，20年後首次出版有關六四經歷的書籍，名為《我的六四》，並即將在香港出版。高瑜在書中透露，她與四通公司研究所所長曹思源，分別受到當時任職人大常委會委員、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的委託，推動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可能導致推翻 5月20日宣布的戒嚴令，因此二人秘密被捕，以切斷最高權力與學生及民眾的聯繫。
1989年5月4日，高瑜參加首都新聞界聲援上海世經導報大遊行。（高瑜/RFA）
高瑜接受本臺訪問時表示，她在6月3日被捕，其他涉及學運的學界及知識份子，都在六四事件後才被捕，主要原因涉及兩件事，5月21日胡績偉委託高瑜到天安門廣場勸學生撤退，可能有危險，高瑜因此說服學生領袖當天起草《告全國同胞書》，其中表明軍隊不入城，學生便退出廣場，起草書並呼籲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緊急會議。另外，高瑜與學生以同樣內容給人大常委會寫呼籲書，要求人大常委與學生對話，直接面對學生的要求。
她說："當時這個直接就是院內，我們叫人大，人大重要的領導人胡績偉和外邊學生的溝通，我只不過是間接的中間聯繫人，的確對中央觸動比較大。"
高瑜又指，胡績偉另外委託民間人士曹思源，以他的名義聯絡其他人大委員，召開非常會議，其後他聯絡了五十多名常委簽名，並準備提案否定戒嚴令，這是院內院外的活動。高瑜表示，她因為串連學生與人大常委會聯繫，而曹思源則協助胡績偉推動召開人大會議，他們2人在六四前已被捕。
臨近六四20週年才推出首本書，高瑜認為，曾經歷八九學運，雖然6月3日被國安帶走，關押15個月才獲釋，她沒有見證六四鎮壓情況，但作為新聞工作者，她有責任把所知真相公開，作為後世歷史材料。
她說："我也應該把我的八九民運的報導，還有在此後坐監的遭遇，再有我對六四後續事件的新聞報導，比如趙紫陽逝世，我自己的反思及報導綜合起來出書。"
被稱為六四幕後黑手的陳子明，對高瑜在書中提及被捕原因，他認為六四事件不只是鎮壓學生，而是涉及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所以當局在六四前搜捕高瑜及曹思源，遏制人大常委會依照憲法行使職權的可能性。他說："因為六四主要不是鎮壓學生，它是軍事政變，它主要把所有合法組織壓住，把共產黨總書記抓進來，人大常委會當時已經有五十多個委員要開緊急會議，人大常委會跟知識份子及學生聯繫渠道，它必需切斷。"
陳子明又指，據他所知，高瑜及曹思源由當局發出統一命令被捕，但高瑜被國安關押某處，而曹思源被關秦城監獄，因為高瑜是前中新社記者，跟海外的聯繫較多，她在六四事件前，一直被國安偵查跟蹤，所以事件由國安負責處理。
據瞭解，高瑜除了89年6月3日被捕，被關押453天外，93年10月2日再次被捕，被北京巿人民法院以"泄露國家機密"判有期徒刑6年，99年以保外就醫名義獲釋。高瑜原任職中新社記者，89年任職《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輯，六四事件後，該週報停刊，其後從事自由撰稿工作，曾替香港鏡報寫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