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霖、夏楠兩位律師志願擔任鄧玉嬌案偵查階段的代理律師，在會見鄧玉嬌後曾一度失態，悲憤痛哭，其為民尋求公道的職業操守令國人欽佩有加。在他提出證據保全時引發的中共恐慌從隨後的變故可以看出來：警方代替鄧玉嬌的母親張樹梅單方面宣布和他們解除了委託代理的關係；並由張樹梅清洗了他們一再叮囑保存的關鍵證據；中共官方還以輕蔑的口吻指責他們偏離了委託的方向。
據夏霖律師說，官方單方面發布通告後，曾和張樹梅通過一次電話，張明確說那不是她的本意。雖說下午又和夏律師通了電話，表示解除和律師的委託關係，但是，從張樹梅始終未和律師見面的情況來看，張樹梅的行動已經受到警方的約束，所以，這樣的解除委託關係顯見是中共官方單方面的意願，從法律上來看應該是無效的。
在不說出案情就會使得鄧玉嬌受到不應有的加劇迫害的情況下，兩位律師以無畏的人格寫出了代理鄧玉嬌案的控告狀，在交給中共官方的同時也發布到了網際網路上。這是兩位律師智慧和人格的見證，逼使中共官方不得不正視現實。
從事實來看，全面瞭解鄧玉嬌案的除了官方外，就只有兩位夏律師了。鄧玉嬌的供詞巴東公安是不可能公布於世的，肯定已經把它列為機密了，因為巴東政府的通報裡絲毫沒有被害人鄧玉嬌所說的關鍵性情節。像這樣的案件，被害人的口供本身就是必不可少的證據，警方應在偵查的基礎上對被害人的供詞作出合理的解釋。但是，公眾看到的通報，其由來卻只能是施加迫害的一方黃德智單方面的供詞所改編的。已經由推倒到推坐、由特殊服務到異性洗浴了。中共官方的司馬昭之心，早已是路人皆知了。
難怪律師同行為兩位夏律師的性命擔憂，因為他們知道的內情是現在巴東警方"做案"最為顧慮的地方。一旦遭到滅口，鄧玉嬌案肯定會被警方做"死"。從這個方面來看，他們的控告狀本身就等於救了他們自己的命，這時如果遭到不測，對於中共官方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因為該說的已經說出來了，而且於理於法還都說的過去。於法，張樹梅的口頭解除是在不能保證她本人是否受到人身威脅的情況下作出的，所以，委託關係仍然應在存續期間。於理，他們是知曉案情的人，當然有責任公布於眾了，因為這不涉及鄧玉嬌本人的隱私，恰恰證明鄧玉嬌守護自己節操的頑強和正當防衛的必然。
兩位律師絲毫沒有造假的必要，還原事實真相，既能救被害人，又能救自己，這是他們必然和明智的選擇。事實還原了，中共的三個通報還會有人相信它嗎？這對於中共的官方不等於"一劍封喉"了嗎？怎麼面對被害人的控告狀？還能死挺著堅持自己的單方面通報嗎？
不管案件如何進展，中共如何補救，兩位律師的代理控告狀，已經把中共架到民意的火山口上了。
在這一事件中，劍已進喉了，中共還能得以脫身嗎？試看中共如何抵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