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9-06-08 04:21:30作者：陳奎德
（作者按：今天，六月五日，是我離開中國二十週年紀念。去國前五十多天的日子，至今仍歷歷在目，鳴鳴在耳，未敢稍忘。只是，如今已物異人非，不堪回首了。何曾想到，二十年了，再也沒有踏上返國之路。「從此故土變異國」。特命此文，以祭奠二十年前北京乃至中國天空中未曾瞑目的亡靈。嗚呼哀哉，尚饗！）
1989年六月五日，上海。一個灰朦朦的早晨。我坐在赴機場的汽車內，繞過重重疊疊的路障，目睹滿街瘡痍，遍地狼籍。由於交通癱瘓，路上居然屢屢見有騎自行車並扛車跨路障的去機場的旅客。我的車左奔右突，總算抵達了虹橋機場，登上去美國訪學的飛機。從機窗回望家園，耳邊似乎還在迴響著這50天來亢奮的吶喊聲和昨晚香港電視錄像上的子彈爆裂聲…。反觀機艙之內，乘客寥寥無幾，神情蕭索木然，互不交談。就是在這種五味雜陳的詭異氛圍下，我匆匆離開了那瀰漫著狼煙的故國。
六月七日，兩天之後，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學（當時名為華東化工學院，現名華東理工大學）接到北京三個衙門（國家教委、中組部、中宣部）聯合下達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國。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剛剛離國兩天，難以返校恭敬從命了。
原本我的訪學計畫僅是半年。但是，歸途已斷……。
二十年了。沒有料到，我再也沒有踏上返鄉之路。「從此故土變異國」。
回望前塵。六四前，從1987年末到1989年，我從復旦大學應邀去華東理工創辦並主持了一個文化研究所，兼主編《思想家》雜誌。
1989 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舉辦《思想家》雜誌創刊座談會，因國安騷擾破壞，釀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這次半座談半流產的「會議」上，戴晴、蘇煒等拉上我，徵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識界簽名上書活動，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學者的聯署活動。同時，戴晴也把她千辛萬苦印成的關於反對三峽建壩的書連同我們的《思想家》創刊號一同派發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學運轟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裡兩位研究人員駐紮北京，就地觀察，隨時聯絡。同時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內，連同幾位學界同仁，四處張羅，徵集簽名，同時支持北京與上海的年輕學生們與當局的對話訴求。因此，原已定好的 4月30日應波士頓學院之邀赴美訪問的計畫，因學運之故，也因一所美國大學的代表團五月份要來文化所訪問之故，推遲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會我家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長陳敏恆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熱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電視節目轉錄下來的錄像帶，播放出來，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戰軍屠城影像！槍聲響處，血流漂杵……
六四，作為一個驀然的轉折點，決定性地改變了我一生的軌跡。
自六月五日飛離那血腥之死地後，一系列事變接踵而至，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六月八日，應《波士頓環球報》採訪，痛陳六四慘案。
1989 年七月十三日，應剛逃離虎口的嚴家祺、吾爾開希等人之邀，我們前往巴黎參加為期一週的海外學人共商中國國是會議，見識了法國人當年的羅曼蒂克。他們拒絕邀請中國政府代表參加七月十四日的200週年法國國慶觀禮，而把我們這批流亡者請上了貴賓席。最令人涕淚難禁者，是典禮的第一方陣隊伍竟是由中國人組成，他們簇擁著三個巨大的中國鼓，上面赫然大書六個漢字：「自由 平等博愛」………。全場起立，掌聲、泣聲交混迴響，久久難息………（當年那些熱血法國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應邀去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參加《中國學社》研究項目，主筆《民主中國》雜誌。
1996年底，應邀主持自由亞洲電臺《中國透視》節目至今。
2002年初，參與籌辦中國信息中心，主編《觀察》網刊。
2008年10月，作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創辦並主編《縱覽中國》網刊。
……
諸「罪」種種，我遂成了故國的「不可接觸者」，被拒之於國門以外，至今，也整整二十年了。
我曾經千百次地想像過有朝一日歸國時的情景心境，總是不得要領，難以拼出一幅具體的圖像。但是不期然的，腦海中卻突然冒出劉禹錫那首略蘊滄桑的七絕來：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裡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
物異人非，不復當年。昔日友朋，有彈冠相慶者，有門生遍天下者，有坐擁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運，各得其所，我無意也無權去物議臧否。只是，當有人問我，你不悔嗎？我很詫異發現自己情緒竟是波瀾不興，心境很淡地回了兩個字：絕不。
遺憾自然是有的，並且很深，不足為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雙親在這段時間相繼離世，不孝子我未能奔喪萬里，扶棺哭靈，捧一抔之土，筑室守墓。雙親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飯，侍奉湯藥。這是我身為人子最難釋懷之處。然兩老深明大義，多次捎來信息嚴厲阻我探視之妄念。彼情彼言，沒齒難忘。我只能叩首東拜，接領教誨，涕淚交流。
我自然明白詢問者之好意，因為的確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選擇「不划算」。意謂你本有一個相當好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過於執拗，就將如何如何，云云 ……。
我自問並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無視身外之物不食人間煙火。既生為常人，七情六慾自然難於超脫，親情鄉情亦時時縈繞於懷。然而，沒有辦法的是，有些人倫的底線是絕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騙自己。我無法假裝沒有看見野戰軍在大街上濫殺無辜，還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舉手擁護；或者製造一套理論說辭來安頓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換取靈魂的片刻安寧。
我更加無法割捨的，是靈魂的真正寧靜，是心靈無塵無埃無愧的坦蕩，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良知與自由。
我無法長久維繫一個分裂的人格，時時活在一幅面具背後，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我無法長久地被框定於欽定的「語言和語法」內，用一種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寫一篇又一篇的裝腔作勢的「學術」論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論」專著，成為人見人愛，但卻不知所云的「學術權威」和「青年導師」，製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學術垃圾。
我更無法忍受的，是無時無刻無處不在襲人耳目的謊言宣傳，那類小兒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鋪天蓋地而來，日日轟炸，使你無所逃遁於天地之間。那是對人的心靈和智力的雙重侮辱。
……
簡言之，在我心中，雖然已經過去了二十年，但六四事件並未結束。它還沒有進入歷史，它還在等待正義。它甚至還未曾被事件發生國的人們公開談論，公開評判，甚至事件中死傷的確切人數至今還籠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論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熱血沸騰，有些人依然諱莫如深。它依然是當代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當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槓桿。它仍然在等待「最後的審判」。1989—— 仍舊是活著的現實。
質言之，只要六四事件還未獲得公正審判，只要正義未張，一黨壟斷未亡，我對那片紙醉金迷的「人間樂土」就了無興致。那已經不是我的故鄉。
（原作於2006年6月5日，修訂於2009年6月5日。）
1989年六月五日，上海。一個灰朦朦的早晨。我坐在赴機場的汽車內，繞過重重疊疊的路障，目睹滿街瘡痍，遍地狼籍。由於交通癱瘓，路上居然屢屢見有騎自行車並扛車跨路障的去機場的旅客。我的車左奔右突，總算抵達了虹橋機場，登上去美國訪學的飛機。從機窗回望家園，耳邊似乎還在迴響著這50天來亢奮的吶喊聲和昨晚香港電視錄像上的子彈爆裂聲…。反觀機艙之內，乘客寥寥無幾，神情蕭索木然，互不交談。就是在這種五味雜陳的詭異氛圍下，我匆匆離開了那瀰漫著狼煙的故國。
六月七日，兩天之後，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學（當時名為華東化工學院，現名華東理工大學）接到北京三個衙門（國家教委、中組部、中宣部）聯合下達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國。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剛剛離國兩天，難以返校恭敬從命了。
原本我的訪學計畫僅是半年。但是，歸途已斷……。
二十年了。沒有料到，我再也沒有踏上返鄉之路。「從此故土變異國」。
回望前塵。六四前，從1987年末到1989年，我從復旦大學應邀去華東理工創辦並主持了一個文化研究所，兼主編《思想家》雜誌。
1989 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舉辦《思想家》雜誌創刊座談會，因國安騷擾破壞，釀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這次半座談半流產的「會議」上，戴晴、蘇煒等拉上我，徵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識界簽名上書活動，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學者的聯署活動。同時，戴晴也把她千辛萬苦印成的關於反對三峽建壩的書連同我們的《思想家》創刊號一同派發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學運轟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裡兩位研究人員駐紮北京，就地觀察，隨時聯絡。同時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內，連同幾位學界同仁，四處張羅，徵集簽名，同時支持北京與上海的年輕學生們與當局的對話訴求。因此，原已定好的 4月30日應波士頓學院之邀赴美訪問的計畫，因學運之故，也因一所美國大學的代表團五月份要來文化所訪問之故，推遲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會我家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長陳敏恆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熱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電視節目轉錄下來的錄像帶，播放出來，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戰軍屠城影像！槍聲響處，血流漂杵……
六四，作為一個驀然的轉折點，決定性地改變了我一生的軌跡。
自六月五日飛離那血腥之死地後，一系列事變接踵而至，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六月八日，應《波士頓環球報》採訪，痛陳六四慘案。
1989 年七月十三日，應剛逃離虎口的嚴家祺、吾爾開希等人之邀，我們前往巴黎參加為期一週的海外學人共商中國國是會議，見識了法國人當年的羅曼蒂克。他們拒絕邀請中國政府代表參加七月十四日的200週年法國國慶觀禮，而把我們這批流亡者請上了貴賓席。最令人涕淚難禁者，是典禮的第一方陣隊伍竟是由中國人組成，他們簇擁著三個巨大的中國鼓，上面赫然大書六個漢字：「自由 平等博愛」………。全場起立，掌聲、泣聲交混迴響，久久難息………（當年那些熱血法國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應邀去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參加《中國學社》研究項目，主筆《民主中國》雜誌。
1996年底，應邀主持自由亞洲電臺《中國透視》節目至今。
2002年初，參與籌辦中國信息中心，主編《觀察》網刊。
2008年10月，作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創辦並主編《縱覽中國》網刊。
……
諸「罪」種種，我遂成了故國的「不可接觸者」，被拒之於國門以外，至今，也整整二十年了。
我曾經千百次地想像過有朝一日歸國時的情景心境，總是不得要領，難以拼出一幅具體的圖像。但是不期然的，腦海中卻突然冒出劉禹錫那首略蘊滄桑的七絕來：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裡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
物異人非，不復當年。昔日友朋，有彈冠相慶者，有門生遍天下者，有坐擁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運，各得其所，我無意也無權去物議臧否。只是，當有人問我，你不悔嗎？我很詫異發現自己情緒竟是波瀾不興，心境很淡地回了兩個字：絕不。
遺憾自然是有的，並且很深，不足為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雙親在這段時間相繼離世，不孝子我未能奔喪萬里，扶棺哭靈，捧一抔之土，筑室守墓。雙親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飯，侍奉湯藥。這是我身為人子最難釋懷之處。然兩老深明大義，多次捎來信息嚴厲阻我探視之妄念。彼情彼言，沒齒難忘。我只能叩首東拜，接領教誨，涕淚交流。
我自然明白詢問者之好意，因為的確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選擇「不划算」。意謂你本有一個相當好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過於執拗，就將如何如何，云云 ……。
我自問並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無視身外之物不食人間煙火。既生為常人，七情六慾自然難於超脫，親情鄉情亦時時縈繞於懷。然而，沒有辦法的是，有些人倫的底線是絕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騙自己。我無法假裝沒有看見野戰軍在大街上濫殺無辜，還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舉手擁護；或者製造一套理論說辭來安頓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換取靈魂的片刻安寧。
我更加無法割捨的，是靈魂的真正寧靜，是心靈無塵無埃無愧的坦蕩，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良知與自由。
我無法長久維繫一個分裂的人格，時時活在一幅面具背後，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我無法長久地被框定於欽定的「語言和語法」內，用一種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寫一篇又一篇的裝腔作勢的「學術」論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論」專著，成為人見人愛，但卻不知所云的「學術權威」和「青年導師」，製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學術垃圾。
我更無法忍受的，是無時無刻無處不在襲人耳目的謊言宣傳，那類小兒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鋪天蓋地而來，日日轟炸，使你無所逃遁於天地之間。那是對人的心靈和智力的雙重侮辱。
……
簡言之，在我心中，雖然已經過去了二十年，但六四事件並未結束。它還沒有進入歷史，它還在等待正義。它甚至還未曾被事件發生國的人們公開談論，公開評判，甚至事件中死傷的確切人數至今還籠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論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熱血沸騰，有些人依然諱莫如深。它依然是當代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當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槓桿。它仍然在等待「最後的審判」。1989—— 仍舊是活著的現實。
質言之，只要六四事件還未獲得公正審判，只要正義未張，一黨壟斷未亡，我對那片紙醉金迷的「人間樂土」就了無興致。那已經不是我的故鄉。
（原作於2006年6月5日，修訂於2009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