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以中共偽法庭的判決來看，鄧玉嬌屬於防衛過當，但畢竟中共承認了鄧玉嬌是在"防衛"，那麼侵害者黃德智等人該如何處理，這是要中共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其次，所謂"水療區"和"異性洗浴"，說白了就是嫖娼的地方。該"娛樂場所"已經存在多長時間？為何未受到地方治安的查處？當地公安機關乃至縣委、縣政府是否是該淫窟的後臺？又有多少警察及地方官與淫窟老闆沆瀣一氣？這是要中共回答的第二個問題。
鄧玉嬌從報警到後來被關進精神病院，到物證被銷毀，到北京的兩位律師被突然解除合同，再到審判過程中控方未出示人證、物證，整個審理過程全無程序正義可言。這中間有多少貓膩、有多少人要為此負責，這是要中共回答的第三個問題。
到底誰下令封鎖巴東渡口，下令野三關旅館停水停電以逼退外地支援鄧玉嬌的志願者，下令毆打《新京報》和《南方人物週刊》記者等等？這些人下命令的動機是什麼，又該受到何種處罰？這是要中共回答的第四個問題。
在巴東流氓騷擾毆打《新京報》記者孔璞時說："這女人（指鄧玉嬌）不判死刑，老子們也要整死她。你們（女記者）再來鬧，也整死你們。"鄧玉嬌即使回到家中，她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這是中共要回答的第五個問題。
我在5月31日發表的《稱鄧玉嬌防衛過當 中共首鼠兩端》中提到：以‘防衛過當'的名義起訴鄧玉嬌，其結果仍然存在著‘從輕處罰'、‘免予處罰'和‘無罪釋放'這三種可能。從中共強行更換律師來看，其可能性依次遞減。但如果中共最後選擇‘無罪釋放'或‘免予處罰'，則說明中共對鎮壓的有效性也心存疑慮，更反映出中共執行信心的極度缺失。
中共選擇判處鄧玉嬌"防衛過當"，但"免於處罰"，是在力圖釋放一個信息：反抗中共的欺凌有罪，但這次先放你一馬（我們仍然不排除嚴厲的"秋後算賬"的可能）。
在"瓮安事件"中，中共在處理地方官的同時，對抗暴民眾進行了嚴厲的鎮壓。應該看到，中共這次已經比"瓮安模式"又後退了一步。這絕不能說明中共準備從良，恰恰相反，中共並未也永遠不可能反思鄧玉嬌案件的制度根源，更不可能做根本性的轉變。它認定鄧玉嬌反抗有罪的本身即說明其邪惡本質一如既往。
重要的是，民間應該看到我們團結起來向中共施加壓力，已經讓這個貪腐邪惡的政權不得不虛晃一槍，敗退而走。中共的虛弱也可見一斑。
要爭取和保障我們的權益，鄧玉嬌本人的反抗和民間的團結聲援都是我們應該肯定和延續的。而為使更多人加入反抗的行列（這種反抗並不一定意味著暴力反抗），"傳九評、促三退"是最好的方式，因為"九評"可讓人不受中共的欺騙，而"三退"則可讓人免於對中共的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