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已經離開，身後閒話與身前一樣多。對於一個學者而言，保持點爭論也許不是壞事，這樣反倒能襯托出一個人的學養和人品全貌。可惜當代中國，學術和權力苟合的事情太多，大家未嘗不是竊喜地互相吹噓，至於做了多少事情，哪些事情於人之本身有價值，一概"不可考"，或者"不忍卒讀"。季羨林顯然不是這樣的人，我實在相信一位頗懂梵文的學者遠勝於當今這些"宜乎眾矣"的抄襲學者。但有關他是否為大師的爭論則更像一場鬧劇。斯人雖已去，該評說的還是要評說。所謂歷史是由後人評說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季羨林的學問之大，見諸雜家評論，總括為一句話"印度語文文學歷史的研究建樹頗多"，從林林總總的季氏出版物來看，很多刊於80年代，這讓我相信其中的學術份量。目前對季氏的評價較為中肯的稱呼是"有良知的學者"，其他則過於肉麻。畢竟一概呼以"大師"，將一個公眾不甚瞭解的人，置於深不可測不可解、只合膜拜的位置，免不了有自吹自擂的感覺。對於大眾而言，季氏是陌生和遙遠的。
但授予季氏大師稱謂的群體，活像新文化運動初年頑固派，逕直宣稱"不拜孔子，要此腿何用"一樣，硬要不容分說造一個大師出來。我想，對於心智健全的人而言，我們是厭惡那些不容分說的事情或者結論的。儘管"不容分說"亦是中國5000年文明的國粹之一，但這個國粹只合像鴉片煙槍一樣放到博物館，讓少數幾個遺老或者紈絝子弟去膜拜和褻玩，大眾是不需要的。因此季氏的弟子盡可以稱其老師為大師，認識他熟悉他的人盡可以稱他為大師，但請僅限在自己的圈子內。大師不是評出來，大師自在人的心中。譬如清華四大導師，譬如王國維先生，譬如吳宓教授，譬如章太炎、劉文典、蔡元培、胡適等人物。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設若一樹桃李競先炫耀自己甘甜，估計是會嚇跑路人，以為遇到樹妖了。
中國有13萬萬人，從1919年到現在，德先生和賽先生仍然不是主人。國民在進步，但依舊是順民。青年人很多，新青年卻極少。有些明白人，但只做些游而不擊的事情，遇到細微挫折即心灰意冷。有的以西洋文明之長對中華文明之短，身為二鬼子而渾然不覺。我們知道，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學生，大儒培養出一位大師；傅斯年是胡適的學生，大師培養出一個精英；季氏的學生數量應該遠超康有為、胡適之，但我們找不到一位彷彿受過大師熏陶的學生。當然也存在招不到學生的情況，陳丹青教授就深刻體驗過這一點，但現實是，季氏的學生不少已經在著名高校任要職了，說明季氏的弟子都是聰明的角兒。但中國社會從來不缺乏這樣的聰明人，從古到今都是。這意味著從目前的表面看，季羨林同很多著名的教授一樣，培養了些借學問忙官的幹部。
季氏的學問我不瞭解，據說他能辨識很多死去的文字，對於那些不能證實的事物，我們除了佩服季氏可能具備的超人的想像力，以及能以想像力為基礎而自圓其說的一些認識和觀點，能因此前去附和嗎？不能，因為僅僅是一家之言。從生到死，能否像章太炎、辜鴻銘、梁思成、朱光潛等那樣，將自己情感和理性萃取成自由之手術刀，幫助迷途大眾割開法眼？或者如同培根那樣，把人生的絕大精力升華為某種方法和實驗？或者像陳獨秀那樣，洋洋灑灑為了新中國呼籲新青年？其實人的秉性不同，這樣的要求可能有些苛刻，但所有大師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能提煉出普遍人的痛苦，與造成痛苦的元凶鬥爭。近代大師無一不如此，不管對手是自然還是人，一個大寫的人，一腔難以消解和稀釋的熱血，和在生命有限這一前提下對於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大師是可以影響數個時代的人，無論其實踐和學問俱如是。
誰是中國最後一位大師？在如今體制下，這個問題是頗有諷刺性的。答案是：早已絕種。因為能做學問人的沒有條件；有條件的人不做或者不會做學問。其實，既然余秋雨之流都被熱捧為大師，足見大師的含義在當今已經有很大的轉移，甚至走向了反面。壽則多辱，對於季氏而言，既幸也不幸。前者指物質報酬世俗名稱，後者指對於學者品質的損害。要知道，如果實在難以在學術上有真正的突破，還可以拿品質抵擋別人的懷疑。（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