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9-08-06 07:04:17作者：
有種說法稱，中國人其實也是喜歡遷徙的。幾千年來都是這樣的，都是為了尋找適合自己的土地而不斷奔走著。據官方統計生活在日本這個島國上的中國人已達60餘萬。在日本的街頭常常能夠看到說著中國語的同胞。異國的天空下他們在為著各自不同的理想而辛苦奮鬥著。是什麼讓他們告別親人朋友，漂洋過海來到日本？是什麼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習慣甚至是思維方式？是什麼讓他們在失去和得到之間難以取捨？
回家的夢天天做，回家的路不常走
居住東京的周先生近來和朋友們聊天時常常感嘆"回家的夢天天做，回家的路不常走"。已經獲得永駐身份的他今年50出頭，20年前來自中國上海。和大多數來日華人一樣，這20年的奮鬥軌跡足夠令人感到沉甸甸。從20年前隻身一人來到日本，到現在自己經營一家不小的公司，在大家看來周先生是來日華人中為數不多的成功者，但是他卻從不這樣認為自己，他總說自己還在起跑線上，苦的是不能將前進的腳步停下來。
天堂裡的地獄生活
1988年，30出頭的周先生辭去在上海的教師工作，帶著令他全家"傾家蕩產"的20萬日元來到日本東京尋找不知是否屬於自己的夢想。
周先生對記者講，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階段經歷了"文革"。那10年給他心靈的烙印太過沈重。因為父母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周先生從幼年時就承受著同齡孩子所沒有的壓抑甚至是凌辱。年幼的他甚至質問父母為什麼要生下自己來？那時候周先生便有了對死亡的幼稚理解。
文革期間周先生被下放到農場工作。在那裡，年輕的他第一次為自己策劃著未來的生命。他先把自己的壽命假定到70歲，之後再把這70年折算成秒。那時候他就感覺到了時間的匆匆和生命的短暫。
文革結束了周先生回到上海，在一家國有企業作教師。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為主導思想下的市場經濟。此時正值青年的周先生彷彿看了到了命運的"曙光"。那時候出國潮剛剛出現了開始的萌芽。社會上也漸漸開始有"國外是天堂"的說法。周先生對自己這份教師的工作也不是不滿意，但是當他看到學校裡那些年老的教師，他彷彿看穿了自己所正在從事的這份每個月73元人民幣的職業。對未來生活充滿理想的周先生費盡周折得到了赴日本東京的留學許可。1988年周先生揣著當時幾乎令全家"傾家蕩產"的20萬日元作為學費，獨自踏上遠赴東瀛的旅程。
剛剛來到日本的周先生感覺一腳踏入了不折不扣的"天堂"。現代、文明、友好、有序......此時彷彿所有的形容詞用以描述眼前的日本都不為過。可是在一週過後，周先生就全然沒有了身處 "天堂"的快樂相反身處地獄，那時候總想自己為了尋找天堂才來到這裡，可是來了才發現世界本無天堂。這是也是地獄，更可怕的"天堂裡的地獄"。
生存是第一步的，初來日本的周先生日語基本是空白，只會自我介紹。那時候他每天都要出門找工作，他說："只要見到‘募集'(招集)兩個字，我就衝進去。進門就是自我介紹，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因為日語很差，所以日本人拒絕我時，我竟然都聽不懂。直到人家向我擺手，我才悻悻離去。隨著後來日語的長進，才知道貼著‘募集'的門面，不僅僅是招收工作者的，還有很多的是別的意思，有時候甚至是‘募集'房屋出租者。現在說起這些彷彿是一種笑話，可是當時這樣的窘迫狀況就切實地發生在我的身上。"
在來到東京四處碰壁的2週之後，周先生終於找到了一份清掃的工作。每天工作2個小時，每週工作7天。每小時的酬勞是900日元。當時在日本來說，這份工作並不能算是酬勞最高的體力工作，但是在他看來這每天1800日元的收入，已經超過了他在上海做教師一個月的工資所得。一個月過後，當他領到了賺到的將近10萬日元。對於這第一筆收入，他只留下了自己的生活費，剩下的她全部都寄給了上海的父母，用來償還他因來日本，家裡所欠下的債務。
回家的腳步太過沈重
周先生找到了第一份工作，這個令他歡喜令他憂的國度為他打開了第一扇門。周先生也才真正地邁開了在日本奮鬥的第一步，陌生的國度在他的眼前打開了"潘多拉盒子"。周先生現在回憶講："來日本的20多年，我可以說打遍了所有能打的工。從清掃工到搬運工甚至是建築工地上建築工，當然也飽受了白眼和歧視，我在快餐店工作的時候，日本的高中生都敢欺負我擠兌我。起先幾年所賺到的錢除了繳學費，剩下的基本都寄給了父母，改變家裡的生活條件了。"周先生的家裡的兄弟多，他寄給家裡的錢對於改變家裡的生活起到了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採訪中，周先生好幾次都提到"我們這一代人在海外打拼，肩頭上時時刻刻都有兩座大山。一座是祖國，另一座就是自己的家族。"
周先生第一次回到上海和家人團聚是在來到日本4年之後，那時候他在日本的工作生活已經基本穩定。他清楚地記著第一次回國，幾人和朋友們都把他當做是"英雄"。那樣的感覺令他欣慰。
記者問周先生，為什麼不回國發展？這樣既可以繼續自己的事業也可以與家人團聚。面對這個問題，周先生沉默了很久。
周先生告訴記者，這個問題其實從他來到日本的第一天就在"折磨"著自己。剛來的時候遇到了困難就想到了回家，但是那時候沒有掙到錢，沒有回家的"面子"。都說衣錦還鄉，沒有衣錦怎麼還鄉啊。周先生說那時候想錢想得發瘋，那時候手裡如果真的能有幾百萬日元，他就真的回去了，當然也就沒有了現在。但是那個時候沒有，正因為沒有，才漸漸成就了現在的周先生。
周先生感慨:"我們遠離家鄉，遠離父母，在這裡打拼。其實就像是海面上的浮萍。我們的內心是孤獨的。在別人眼中我們算是"成功人士"可是我們哪裡成功呢?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事業什麼時候可以說是成功呢?我只是比國內的我的朋友們多掙到了些錢，但是我付出的代價是很大的。"
周先生告訴記者:"當年年輕，出來了就不想再回去，但是現在看來，怎麼能不回去呢?父母都在故鄉且年紀一天比一天更大。但是一想到回家就邁不開這條腿，出來難，回家更難。要放棄眼前的一切，已經習慣了的一切，這要付出非常人的勇氣的。"
周先生說:"有一次母親生病，我回國看望。病房內，母親的床前我撫摸著母親打著點滴的手，望著母親蒼老憔悴的臉感覺既陌生又親切。我的腦海茫然一片，感覺母親離我很遙遠，儘管此刻我就在她的床前。眼淚模糊了雙眼，我在內心深處反問自己，責備自己，為什麼不能陪伴在她的身邊?自己這樣不忠不孝，還算什麼?"
"回國的夢天天做，可是回家的路卻不常走"周先生無奈地講。周先生對記者坦陳，自己無數次想過，回國創業，但是身邊的朋友在回國後因為種種原因都紛紛"倒掉了"。我想現在的投資環境或許不適合我吧，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到故鄉投資，或許要等到我終盡一生。對於理想周先生告訴記者:"現在看來，理想其實是最虛無的東西。當你感覺抓到它的時候，它其實正在慢慢變得虛無了，和親人在一起是實實在在的，哪怕是在一起吵架都是實在的。在海外漂泊的人在別人看來，多的是錢，但是少了最重要的親情。在寂靜的夜裡，我不敢去思考自己這些年在事業和親情上的得失，這樣的思考，無異於在煎熬我的內心。我常在想，我們為什麼要出來?為什麼逼我們出來的?為什麼我們為了生活要背井離鄉?為什麼要遠離自己的親人?"
每當周先生回國時都要和自己以前的同事、朋友們聚一下。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已經做了官，隨之而來的個人的財產收入也有了非常大的改觀。只是周先生覺得他們很假很累。周先生向記者調侃:"相比較他們，我是站立在土地上的，他們則是站立在一紙任命書上的。所以我可以活得比他們真。"
在記者即將結束採訪時，周先生告訴記者，自己來到日本20多年，得到了很多但是也失去了很多。回顧這麼多年周遭的經歷，他感覺日本把他改變得文明瞭許多。他說如果沒有在海外的這麼多年他或許會沒有現在的節儉的習慣，相反身上也許會多了些驕橫的習氣。
為了女兒，把自己變成了日本人
下個月16日就是李女士37歲的生日了，這也是她在日本所度過的第15個生日。她現在在日本一家出版社工作，這份工作是她所嚮往的"文字工作"回想自己在日本的15年，她最大的收穫的是在日本使她成為了自己理想中的"文化人"。這15年間她已經出版了多部小說，在日本各種中文媒體上發表的文章已經是多不可數。李女士認為自己如果沒有來日本，這樣的文字成績在國內恐怕是達不到的。她感慨，能有今天一方面要感謝命運之神的眷顧，另一方面要感謝她的女兒，如果沒有她，李女士現在一定是要在大連某家事業單位看報紙喝茶水了。
1994年李女士從中國大連來到日本，來到日本之前她在大連的一家事業單位就職。那時候她剛剛大學畢業，單位有個去日本交流學習的機會，為期兩年，大家決定讓李女士去。這個機會對於當時只有20出頭的李女士來說無疑是興奮的，雖然自己一句日語也不會，但是她相信有了那樣的語言環境，憑藉著自己的聰明頭腦兩年之後再回來時一定會是個地道的日本通。
遠沒有大連發達的"日本"
李女士來日本的學習地點是千葉縣的某所高校。當風塵僕僕的她第一次出現在千葉街頭時，她的第一感覺是除了比故鄉大連乾淨一點以外，竟全然不是傳說中那個發達的日本。儘管如此，在日本的生活就從李女士的不情願中開始了。
千葉的這所高校統一安排了李女士她們這一批學生的課餘打工。李女士一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從小到大的每一步都是由父母家人一手安排的，她從沒有過這樣的半工半讀的生活經歷，她的感受自是不言而喻的。
剛到日本的日子裡，李女士的日本語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她所遇到的最大障礙。她給記者講述了一個親身經歷的有意思的事情。
在宿舍門前迷路
1994年的日本，手機還不是很普及，同時也不是如她能夠消費起的。那時候她和同學們用的最多的就是"假電話卡"，這種電話卡是根據日本公用電話的漏洞所設計出來的一種"違法"的電話卡。這樣的電話卡，用低於面值很多的價格就可已買到手。那時候，李女士和身邊的同學都在使用這樣"質優價廉"的電話卡，但是這樣的電話卡只能在車站附近的那種電話機上使用。為此大家打電話都要找車站附近的公用電話亭。
一天打完工，已經是凌晨兩點鐘了。打工店的店長得知李女士要到車站附近打電話，便用自己的車順路將她載到車站。當李女士打完電話獨自回宿舍的時候卻迷路了，她一個人在幾乎相同的日本街道中摸索到天光大亮，還是沒有找到正確的道路。這是路邊的一家店面走出一為倒垃圾的老大爺，李女士戰戰兢兢地走上前去，拿出自己的登錄證，指著上面的地址。老人明白了她的意思，用一連串日語並且比劃著對她講回宿舍的路，但是李女士一句也沒有聽懂，看著她一頭霧水的樣子，這位老大爺索性一把抓著她的胳膊帶著她向宿舍的方向走去。
不消5分鐘的路程，宿舍樓便出現在了李女士的面前。
惡補日語不僅為了生存也為了和日本人"理論"
現在李女士的日語早已與日本人無絲毫差別了。說起她的日語學習，李女士說起初學日語的動力是為了生存，但是沒多久，我學日語就有了一個新的動力，這個新動力還特別有意思。在打工的時候，有一個日本的同時，她是一個蠻橫的小姑娘，在工作中總是用日語責備我們，我們雖然聽不懂但是能感覺到。後來我們幾個中國留學生為了能夠和她"吵架"大家"拚命"學日語，為的只是在晚上打工的時候和她"理論"，現在想起來儘管出發點有些不太陽光，但是不可否認的大家在那段時間日語口語長進都特別大。看來還真要感謝那個日本小姑娘。
初戀失敗，才真正準備"接受"日本
兩年的學習交流很快就過去了一半，在來到日本將近1年的時候，李女士回到了故鄉。這次的大連之行，一方面要看望父母另一個重要的目的是要與分別了一年的初戀男友見面。李女士和他的初戀男友已經經歷了8年的愛情馬拉松，在分開的1年裡，李女士付出的不僅僅是抽屜中那厚厚的一摞國際電話卡。然而現實卻擊碎了李女士幻想中那美好的愛情。在回到大連的當天下午，她就得知1個月前，她的初戀男友已經成為了別人的新郎。那一刻，對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信任。晝思夜想的故鄉大連此時在眼的眼裡，簡直就是一個傷心地。
在家裡只休整了短短1週她便踏上了返回日本的飛機。透過機艙的玄窗她俯瞰著她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下定了決心，以後再也不會來了，哪怕是在日本成為"黑戶口"也不會在回到這座鄉情與謊言編織成的城市。
結婚、離婚，折磨、自由
再次回到日本，李女士重新規劃了自己的人生。在完成了剩下的1年學業之後，她把自己嫁給了一個日本小夥子。
與所有的國際婚姻一樣，李女士的這段婚姻在浪漫幸福掩蓋了所有差異矛盾中轟轟烈烈地開始了。可是蜜月期過後雙方才開始了真正的"磨合"，這樣的磨合令婚姻中的雙方體無完膚、筋疲力竭最終在第一個結婚紀念日過後沒多久他們就分道揚鑣了。李女士認真地告訴記者:"如果生命中再讓我有一段婚姻，我絕不會再嫁給日本人。
婚姻破裂了，李女士隻身一人來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她考上了一所大學的研究生院。她又一次地對自己的人生重新洗牌重新規劃。
研究生的生活是充實和自由的。在這段日子裡，李女士將自己的記憶"歸了零"。她重又用心地體會這個不知能否屬於自己的國度。
丘比特的愛情之箭再一次射中了李女士。在校園中她遇到了後來成為了自己愛人的來自天津的一位學長。
很快她們便墜入愛河，李女士和這位學長踏上了紅地毯再次步入婚姻的殿堂。幸福的家庭都有著相似的幸福，李女士和學長的這段婚姻很快就有了結晶，上天賜給了她們一個活潑美麗的小姑娘。
李女士告訴記者:"直到女兒出生之前，我一直再考慮和愛人是不是要回國。我們在國內的同學朋友現在都發展得很好，有的做了官，有的做了生意。相比較忙忙碌碌的我們，他們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安逸。與其說是在考慮回不回國，倒不如說是折磨。人生最難的就是做出選擇，特別是面對兩個答案只能做出1個正確選擇。在長達5年的漫長選擇中，我和愛人都無數次錯失了回國的好機會。知道女兒的出生，我們才真正做出了決定留到這裡。去年我們全家辦理了歸化手續，現在我們是日本國公民了。"
李女士一家選擇加入日本國籍的理由看上去彷彿很簡單。她告訴記者:"我認為，我的孩子在日本接受教育要比在中國好。在這裡從幼兒園到大學，家長是絕不用給學校或者教師送禮的。這個在國內，幾乎不可能。教師收受學生及家長的禮物早已成為公認的潛規則了。還有在國內的孩子接受的其實是不折不扣的應試教育，孩子們除了課本上的知識以外對外界幾乎是一無所知的。我不願讓我的孩子變成這樣。這個世界儘管充滿了競爭但是絕不是考試可以決定一切的。"
在採訪李女士進行了一半的時候，她的愛人領著他們的女兒來到了我們的面前，李女士看到女兒，目光變得更加柔和親切，我想這就是偉大的母愛吧。
在日本9年"黑戶口"的中國人
記者一直在猶豫是不是應該把唐先生的事情報導出來，當記者得到唐先生已經回國的消息以後。便決定把他的故事講給大家。
唐先生11年前從中國蘭州來到日本福岡留學，與他一起來的還有他的妻子。唐先生的父親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小商人，他對子女的期望非常高，同時要求也特別嚴格。11年前能夠夫妻雙雙赴日留學，這在唐先生親人和朋友的眼中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那一年只有25歲的唐先生感覺自己和妻子拿到的不是飛往日本的機票，而是通向事業家庭雙豐收的邀請函，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大洋的彼岸等待著他們的竟是另一段不尋常的人生。
留學中途失敗
初到日本唐先生和妻子在同一家語言學校學習語言，簽證有效期是兩年。唐先生和妻子一般學習語言，一邊打工，同時也在領略著異國的異樣風情。相比較家鄉父母的嚴格要求，在這裡的日子簡直是太輕鬆了。唐先生在這裡迅速結交了一群同樣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他們常常聚在一起吃飯喝酒，同樣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聚在一起，再加上酒精，這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唐先生的命運也隨著那次聚會飲酒出現難以預料的轉折。在這次聚會中唐先生因為酒醉後和同桌的一位發生口角後來升級至拳腳相加，結果對方因傷住院1個多月。唐先生也因此被校方開除了。
夫妻分居，簽證過期，變成了"黑戶口"
沒有了學上，但是簽證還有1年半的有效期。唐先生便開始了"專業"打工，這樣可以補貼他和妻子的生活所用。但是通過上回的教訓，唐先生仍沒有改掉酗酒的嗜好，加之他被學校開除之後，心情一直處於鬱悶之中，所以在每天打工回來總不免要喝些酒。但是他的妻子卻無法忍受自己的丈夫酗酒，因此他們常常吵架拌嘴，這樣的生活繼續了半年後，他們分居了。雖然是分居，但是唐先生每個月仍舊會給妻子生活費，令她完成學業。與妻子分居後的唐先生為了生存他幾乎走遍了半個日本，做遍了能做的所有工作。
妻子順利地從語言學校畢業並且升入大學，而唐先生卻因為簽證過期而變成"黑戶口"。為了生存他只能繼續著打工賺錢的生活。只是相比較過去他更害怕有人從背後輕輕地拍他，因為這是專門清理"黑戶口"的日本便衣警察。唐先生提心吊膽地打工，供妻子上學同時養活自己。他認為妻子能夠升入大學院，這樣就有資格給他辦理"陪讀"，他的身份就會"由黑轉白"。當然這期間他也很多次地打電話給家鄉的父親，可是他的父親卻是一個很要"面子"的人，他覺得兒子這樣回來太沒有"面子"了，每當唐先生提出想要回國的時候，父親就會說:"你想好了?不後悔嗎?"這樣兩個簡單的疑問就足以迫使唐先生硬著頭皮繼續"黑"在日本。
離婚在日本
妻子的4年大學在與唐先生分居的狀態下順利讀完，她接著考上了大學院。唐先生覺得自己的"曙光"終於到來了。經過他對妻子的反覆做思想工作，他們終於又搬到了一起。並且妻子也同意為他申請"陪讀"。但是已經是研究生的妻子竟變得不能接受這個"粗陋"的丈夫。當然唐先生在這麼多年的打工中卻是沾染了一些不良的習氣。
於是他們的爭吵就又接著開始了，陪讀的事情也因此而中斷。在爭吵了半年之後，他們終於決定離婚了。離婚後唐先生感到瞭解脫。但是自己的"黑戶口"身份卻改變無望了。此時他想到了回國，但是看了看自己來日本已經將近8年的積蓄最終還不足100萬日元，他再一次退縮了。沒有足夠的積蓄，回到故鄉就算不怕親朋好友的恥笑，可怎樣生存也是一個大問題呀。於是他只能繼續"黑"在日本了。
唐先生為了避免逃避便衣警察的注意，他每天上班都會西裝革履，手裡拎著名牌的公文包，可是公文包內卻放著他打工所穿的工作服。
唐先生一邊打工一邊沒有與前妻中斷聯繫，因為他總覺得結髮妻子是最值得珍惜的。畢竟這麽多年自己為她付出了那麼多，儘管在自己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她沒有伸出援手。
兩年過後妻子大學院畢業了，在長野縣的一家公司就了職。唐先生想與前期復婚，找回曾失去了的婚姻，這樣回國就算沒有太多積蓄，也不會被請朋好友笑作"在日本混丟了老婆"。在日本過著"黑戶口"的日子是無法用言語所形容的，他想早日得以解脫。但是當他在長野縣見到自己的前妻時，卻得知前妻已經準備和一個來自中國東北的男人結婚了。唐先生徹底絕望了。
回家的路是最踏實的
自那以後，唐先生生活的目標變得明確了，他要多打工多賺錢，早日回到故鄉。但是這時的唐先生已然不是當初少壯青年，由於多年來連續透支體力般地打工他的身體早已大不如從前。記得記者和唐先生最後一次見面聊天時，他告訴記者:"我現在感覺真的累了，不論是從體力上還是從精神上、情感上。早知道日本是這樣的我無論如何是不會來的。我已經整整11年沒有回過家了，我很想念家裡的父母。現在我仍舊沒有攢到多少錢，在日本一個人生活是攢不到錢的，每天下班回家哪還有力氣做飯?只能到飯館，每天的收入除去這3頓飯，你說還能剩下什麼?"那一天唐先生和記者聊了很久，他告訴記者自己算是幸運的了，他身邊很多和他一樣"黑"著的朋友都紛紛被便衣警察拍了。唐先生在日本逢廟便拜，在他的提包中最多的就是從各個寺廟求來的護身符。唐先生的理想是用自己在日本的積蓄回到故鄉開一家小飯店，慢慢經營。之後再娶一位好妻子，為他生個孩子，今年已經36歲的他還沒有自己的孩子。
賺不到錢，能不回國就不回國
一個月前，記者接到了牛先生從宇都宮打來的電話。電話裡說他愛人已經被那裡一所大學的大學院錄取。得到這樣的消息，記者深深地替他鬆了一口氣，剩下的就是要向他祝福了。
認識牛先生是在半年前的一個華人聚會中。當時他正在為愛人能否進入大學院而焦慮。因為愛人能否順利進入大學院關係到他們兩個人能否有合法的身份留在日本。
親人眼中的"能人"
5年前，牛先生一個人從內蒙古西部的農村來到北海道的一所大學留學。來日本之前他在西安讀過兩年的私立大學。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兩年的私立大學差點把高中學到的東西都忘掉了。"
來到北海道的第5天他就找到了一份在海產品加工廠的工作。這份工作很辛苦，每天夜裡11點上班，一直要干到第二天凌晨的5點。每小時的勞酬是1300日元，在這份工作的基礎上他又在一家料理店裡打了一份工。有了這兩份辛苦但是收入令他滿意的工作，牛先生感覺日本比起他的家鄉錢好賺多了，很快他就儘管在每天上課時他總是打瞌睡。
牛先生至今還自豪，他是他們學校所有學生中第一個買汽車的。不管怎樣牛先生算是站穩了腳跟，他接下來做的就是努力打工攢錢把遠在故鄉的女友接過來一同留學。經過牛先生1年的努力，他的女友如他所願地來到了他所就讀的學校與他共同編織著日本夢。這一對情侶除了上課就是打工。牛先生說他們賺的最多的時候一個月會有60多萬日元的收入。
北海道生活令女友想到了尚在故鄉讀高中的弟弟，她和牛先生商量想要把弟弟也辦過來留學。女友家的經濟條件不好，費用當然是要由她和牛先生先墊付的。牛先生愛屋及烏，沒有怎麼拒絕就當應了女友的要求。
第二年女友的弟弟也踏上了北海道的土地，為此牛先生付出了他和女友所有的積蓄。"小舅子"的到來打破了他們平靜的二人生活。"小舅子"從小嬌生慣養，來到這裡不願意打工，女友對這個弟弟也寵愛有佳。對於此，牛先生也不好多講，只能忍著，日子久了和朋友們喝點小酒傾訴一下。
手心手背都是肉
日子在鍋碗瓢盆的交響曲中又度過了1年。牛先生大姐的兒子在家鄉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大姐想要讓牛先生把兒子也辦到日本留學，一方面學點知識，另一方面賺點錢。牛先生把這個想法向女友說了，因為"小舅子"是牛先生辦來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拒絕。只是這回又苦了牛先生，因為姐姐家的經濟狀況也是不容樂觀。經過1年的苦心積累，牛先生終於把外甥送到了自己就讀的大學讀書。牛先生和他的女友以及小舅子和外甥共同居住在牛先生租來的2居室中，房租當然是由他來付。日子久了這使得他心裏很不舒服，但是誰讓自己是鄉親們眼中的"能人"誰讓"手心手背都是肉"呢。
外甥來的這1年也是牛先生來到日本的第4個年頭，他也該大學畢業了，問問自己學到了什麼，自己竟無法回答。日語倒是長進不少，但那是在打工的過程中學會的。回首自己走過的4年，通過辛勤地打工錢確實賺了不少，但是基本沒有留到自己的賬戶中。去年牛先生大學畢業後和女友領取了結婚證明。他做出了一個決定，他要帶著女友(她的課程已經修完)離開北海道，來到東京打工，他覺得東京機會多，同時也能避開自己的外甥和"小舅子"，他要踏踏實實地為自己攢點錢。
東京沒有辜負他們的希望，在這裡他們很快找到了各自的工作。收入也還說得過去。牛先生打算1年後在東京給愛人找個大學院讀，這樣自己也可以以陪讀的身份留下來繼續打工賺錢。
妻子懷孕，計畫全亂
但是就在今年3月份，牛先生的愛人懷孕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打亂了牛先生的計畫。儘管日本沒有規定懷孕的女生不能夠考入大學院，但是很少有教授願意接受一個懷有身孕的女學生。牛先生於是準備回女友的大學辦休學，但是校方的回答卻是，她已經修完了所修的課程，不能給與休學。簽證問題立即擺在這對小夫妻的面前。那一段時間牛先生很苦惱，他不是不想回國，但是他不能這樣兩手空空地回到故鄉。當然為了在日本賺錢她也不敢鋌而走險嘗試"黑戶口"。
牛先生也曾想過通過自己就職來得到簽證，這樣愛人就可以家族滯在的身份留在日本。但是經過四處碰壁，他真正體會到了金融危機下的日本。
牛先生的理想很單純，他想攢到一筆錢，之後回國。在家鄉他覺得開一家超市可以令他們衣食無憂。但是隨著在家鄉投資的成本越來越高，他在這裡也深感體力不如從前，他不知道自己的這個理想是否能夠真正的實現。但是他有一點他是明確的，那就是"賺不到錢，能不回國就不回國。"
留學日本的80後
今年23歲的小郭來日本剛好一年有餘。在國內她這一代人被稱為80後。來自北京的她告訴記者促成她留學的必要條件首先是父母的支持，其次家裡經濟條件也還算富裕，加之她從初中--月壇中學開始學習日語，所以有一定的語言基礎。最後就是想在大學畢業後為自己再充充電，開闊開闊眼界，親身體驗一番外面的世界，留學期間爭取拿下一個碩士文憑。由於在國內大學就讀的是國際貿易專業，所以想在慶應、早稻田這類名牌大學裡繼續攻讀金融學碩士學位。
要出國就首先要解決簽證問題。如果直接去應考的話拒簽率可能會較高，而選擇一個語言學校先讀上一年半載的話相對會比較穩妥。一般語言不通的學生會直接找到留學中介花1萬3000元的費用，這可以省去很多做材料的麻煩。但小郭已經有了一定的日語基礎，便直接一個電話打到了日本的一所語言學校。學校聽了個大概情況，幾天之內便給她寄來了報名表格。大概在去年5月份左右小郭拿到了日本的在留資格。
從那一刻開始，小郭的心就已經蠢蠢欲動起來了，一心憧憬著離開校園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大學的畢業典禮是7月3日，小郭在畢業的第4天就一溜煙飛到了日本。
初來乍到，新鮮奇妙
剛下飛機，小郭感覺什麼都是新鮮的。喇叭裡傳來的日語廣播，面帶笑容的機場服務小姐，大巴士上標著的日文假名......
小郭來到學校，還完全感覺不到學習的壓力，手頭也算富裕。置辦新傢俱，申請手機，聯繫老朋友，除了在語言方面溝通有點障礙以外，其它一切非常順心。每天充實的生活令她顧不及思念家人和朋友。全身心投入到日本這個大環境中。
來日之前，在小郭的感知中裡日本是一個禮儀之邦，但是兩件小事使小郭很快對日本人的這種"熱情"產生了質疑。
小郭告訴記者:"有天坐在電車上，看到一個打扮時尚，少說也得6、7十歲的老太太上了電車，她逕直走到了我面前拉住吊環站著，我看到此狀立刻給她下意識地讓座，我一起身，倒是把她下了一跳，邊往後退邊問我"なになに(怎麼了怎麼了)?"這反倒讓我覺得窘起來，在車上給老人讓座對於我來說簡直是太理所應當的事情了，但周圍的的人似乎也都在用詭異的目光打量著我，我只好又重新坐回位子上去，反倒我讓座對她造成了什麼人身傷害似的。後來我才漸漸明白日本人做事情最重要的一條原則就是以堅決不犧牲他人利益為前提，寧可放棄自己的利益也不想給他人帶來麻煩。即使"熱情"也絕對有個嚴格的範圍劃分，分內的之事一定 200%做到，而分外的"熱情"反倒是會給他人增加負擔的。"
還有一次，小郭去淺草玩，回來時買了幾個人形燒送給她的宿舍的管理員。誰知第二天，那位管理員買了與人形燒等價的小點心送給小郭。雖說收到回贈是開心的，但小郭確開心不起來，反倒覺得自己是給人家添了麻煩似的。因為對方要為回贈禮品費腦筋。
經歷這麼兩件小事以後，小郭開始懷疑起來，這真的是自己以前感知中的的彬彬有禮的社會嗎?日本的"君子之交"小郭感覺更像種負擔。
踏破鐵鞋無覓處只為找工打
小郭向記者介紹，轉眼間語言學校就開課了，這個時候自己的生活費也所剩無幾，於是開始像熱鍋的螞蟻一樣有點坐不住了，不打工賺錢是不成了。
剛開始打工的時候自然是處處碰釘。那個時候倒也仗著膽子大，有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但凡看到店面前貼著"招工啟示"便直接闖進去問。我本來想在語言學校附近找一家餐廳打工，想著下午下完課正好還能解決飯輒，如意算盤打得很好。於是開始在學校周圍展開了席捲式找工法，但大部分店長一聽說你是學生，又是外國人，都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並用很婉轉的方式拒絕你。就這樣，一條街下來，小郭唯一的收穫就是看全了各位店長為難的表情。真是處處碰壁，不禁心灰意冷。但也只能無奈接受這種現實。
當小郭晚上回到家，看到家門口對面的99元店也在招工，也沒抱什麼希望，隨便進去晃一圈。她告訴店長自己剛來日本，家就住在這對面。店長感覺她的日語還不錯，竟然當場給小郭安排了研修日。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雖然這裡時給只有850，但工作簡單，就是收收錢，擺擺貨架之類的。於是，這裡就成為了小郭來日一個月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小郭說:"現在想想也許當時店長就是看中我不要交通費這一條了吧。隔月的1號我終於拿到了平生的第一筆工資，雖然只有5萬元左右，但卻欣喜無比。算算合人民幣也小三千塊呢。立即在我們店裡買了個最高級的便當好好犒勞了自己一下。"
此後的半年時間，小郭持續過著下午上課，晚上打工，半夜學習的生活狀態。以應對2月底早稻田大學的筆試。
夢想成真，歸心似箭
經過筆試和面試之後，小郭終於如願以償地進入了早稻田大學攻讀經濟學金融專業。小郭告訴記者:"當我得知這個消息後，感到半年以來的拚搏都值得了，當時我一心想的就是趕快回國見見親人，並親口告知他們這個喜訊。於是當天我就買了特價機票，真是歸心似箭。"
雖然小郭離開北京只有半年，但再次踏上這片土地，聽著周圍親切的母語，她感到無比放鬆，彷彿又回到的母親的懷抱中。
第二天，小郭約上同學回到了自己曾經讀過的初中、高中、大學各轉一圈，走在熟悉的校園上，她感到一切的一切都沒有改變，有時她甚至在想這一切是否是為了自己的歸來而刻意保持原樣，周圍的一切都是那麼的熟悉，往日的場景彷彿歷歷在目。一種溫存感油然而生，愜意、舒適、鬆弛，這半年以來無論經歷過怎樣的孤獨或痛苦，這個時候也是值得的了。
短短10天歸國生活如做夢一般轉眼即逝。當她乘坐飛機再次返回到日本後坐在搖搖晃晃的電車上聽到日文廣播，反倒有種回到現在的感覺，非常奇妙，溢於言表。
通過早大感受日本
早稻田大學向來以數以千計的社團著名，每逢櫻花初綻芬芳的時節，也是他們校園一年之中最熱鬧的時候：社團招新，新生歡迎會，合宿活動，大都在這個季節舉行。小郭也積極參加了幾個社團，並試圖將自己融入日本人的生活圈子。但很快就發現它並不像想想中的那麼容易。每次新生飲酒會的時候，日本同學們大聲講著笑話，有的時候聽不懂也要皮笑肉不笑的迎合一下大家，這對於小郭來講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後來小郭才漸漸感到一個外國人是永遠不可能融入日本人中去的，無論你日語怎樣流利，他們也始終因為文化不同而把你當做另外一個特殊群體看待。日本是一個較排外的民族，他們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背景以及生活習慣，如果不是常年生活在這裡，很難理解他們的生活中的獨特文化內涵。後來每當看到早大的學生們在飲酒會上喝得爛醉如泥、勾肩搭背地站在店門口的情景時，我都強烈的感覺到這永遠都只能是屬於他們的世界，而我永遠都只能做一個旁觀者。
小郭告訴記者:"在日本最大的收穫就是我學會了如何面對孤獨，在異國他鄉，有一些問題你真的不得不自己面對，在國外的每個人都不會像在自己家那樣如魚得水，與其處處求人幫忙倒不如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只要自己有能力了也就什麼都不懼怕了。在面對孤獨的時候，有兩種人，一種是去尋找與他同樣孤獨的人來用暫時的喧囂矇蔽自己。或者有一種可以正視這種孤獨並且利用好時間做更有意義的事情，我覺得後者往往也就離成功不遠了。不管在怎麼樣的環境下，我們都應具備一種適應環境的能力，既不能被環境牽著鼻子走，從而丟失自我，也不能處處格格不入，過分強調自我主義。學會控制自己的感情。"
回家的夢天天做，回家的路不常走
居住東京的周先生近來和朋友們聊天時常常感嘆"回家的夢天天做，回家的路不常走"。已經獲得永駐身份的他今年50出頭，20年前來自中國上海。和大多數來日華人一樣，這20年的奮鬥軌跡足夠令人感到沉甸甸。從20年前隻身一人來到日本，到現在自己經營一家不小的公司，在大家看來周先生是來日華人中為數不多的成功者，但是他卻從不這樣認為自己，他總說自己還在起跑線上，苦的是不能將前進的腳步停下來。
天堂裡的地獄生活
1988年，30出頭的周先生辭去在上海的教師工作，帶著令他全家"傾家蕩產"的20萬日元來到日本東京尋找不知是否屬於自己的夢想。
周先生對記者講，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階段經歷了"文革"。那10年給他心靈的烙印太過沈重。因為父母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周先生從幼年時就承受著同齡孩子所沒有的壓抑甚至是凌辱。年幼的他甚至質問父母為什麼要生下自己來？那時候周先生便有了對死亡的幼稚理解。
文革期間周先生被下放到農場工作。在那裡，年輕的他第一次為自己策劃著未來的生命。他先把自己的壽命假定到70歲，之後再把這70年折算成秒。那時候他就感覺到了時間的匆匆和生命的短暫。
文革結束了周先生回到上海，在一家國有企業作教師。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為主導思想下的市場經濟。此時正值青年的周先生彷彿看了到了命運的"曙光"。那時候出國潮剛剛出現了開始的萌芽。社會上也漸漸開始有"國外是天堂"的說法。周先生對自己這份教師的工作也不是不滿意，但是當他看到學校裡那些年老的教師，他彷彿看穿了自己所正在從事的這份每個月73元人民幣的職業。對未來生活充滿理想的周先生費盡周折得到了赴日本東京的留學許可。1988年周先生揣著當時幾乎令全家"傾家蕩產"的20萬日元作為學費，獨自踏上遠赴東瀛的旅程。
剛剛來到日本的周先生感覺一腳踏入了不折不扣的"天堂"。現代、文明、友好、有序......此時彷彿所有的形容詞用以描述眼前的日本都不為過。可是在一週過後，周先生就全然沒有了身處 "天堂"的快樂相反身處地獄，那時候總想自己為了尋找天堂才來到這裡，可是來了才發現世界本無天堂。這是也是地獄，更可怕的"天堂裡的地獄"。
生存是第一步的，初來日本的周先生日語基本是空白，只會自我介紹。那時候他每天都要出門找工作，他說："只要見到‘募集'(招集)兩個字，我就衝進去。進門就是自我介紹，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因為日語很差，所以日本人拒絕我時，我竟然都聽不懂。直到人家向我擺手，我才悻悻離去。隨著後來日語的長進，才知道貼著‘募集'的門面，不僅僅是招收工作者的，還有很多的是別的意思，有時候甚至是‘募集'房屋出租者。現在說起這些彷彿是一種笑話，可是當時這樣的窘迫狀況就切實地發生在我的身上。"
在來到東京四處碰壁的2週之後，周先生終於找到了一份清掃的工作。每天工作2個小時，每週工作7天。每小時的酬勞是900日元。當時在日本來說，這份工作並不能算是酬勞最高的體力工作，但是在他看來這每天1800日元的收入，已經超過了他在上海做教師一個月的工資所得。一個月過後，當他領到了賺到的將近10萬日元。對於這第一筆收入，他只留下了自己的生活費，剩下的她全部都寄給了上海的父母，用來償還他因來日本，家裡所欠下的債務。
回家的腳步太過沈重
周先生找到了第一份工作，這個令他歡喜令他憂的國度為他打開了第一扇門。周先生也才真正地邁開了在日本奮鬥的第一步，陌生的國度在他的眼前打開了"潘多拉盒子"。周先生現在回憶講："來日本的20多年，我可以說打遍了所有能打的工。從清掃工到搬運工甚至是建築工地上建築工，當然也飽受了白眼和歧視，我在快餐店工作的時候，日本的高中生都敢欺負我擠兌我。起先幾年所賺到的錢除了繳學費，剩下的基本都寄給了父母，改變家裡的生活條件了。"周先生的家裡的兄弟多，他寄給家裡的錢對於改變家裡的生活起到了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採訪中，周先生好幾次都提到"我們這一代人在海外打拼，肩頭上時時刻刻都有兩座大山。一座是祖國，另一座就是自己的家族。"
周先生第一次回到上海和家人團聚是在來到日本4年之後，那時候他在日本的工作生活已經基本穩定。他清楚地記著第一次回國，幾人和朋友們都把他當做是"英雄"。那樣的感覺令他欣慰。
記者問周先生，為什麼不回國發展？這樣既可以繼續自己的事業也可以與家人團聚。面對這個問題，周先生沉默了很久。
周先生告訴記者，這個問題其實從他來到日本的第一天就在"折磨"著自己。剛來的時候遇到了困難就想到了回家，但是那時候沒有掙到錢，沒有回家的"面子"。都說衣錦還鄉，沒有衣錦怎麼還鄉啊。周先生說那時候想錢想得發瘋，那時候手裡如果真的能有幾百萬日元，他就真的回去了，當然也就沒有了現在。但是那個時候沒有，正因為沒有，才漸漸成就了現在的周先生。
周先生感慨:"我們遠離家鄉，遠離父母，在這裡打拼。其實就像是海面上的浮萍。我們的內心是孤獨的。在別人眼中我們算是"成功人士"可是我們哪裡成功呢?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事業什麼時候可以說是成功呢?我只是比國內的我的朋友們多掙到了些錢，但是我付出的代價是很大的。"
周先生告訴記者:"當年年輕，出來了就不想再回去，但是現在看來，怎麼能不回去呢?父母都在故鄉且年紀一天比一天更大。但是一想到回家就邁不開這條腿，出來難，回家更難。要放棄眼前的一切，已經習慣了的一切，這要付出非常人的勇氣的。"
周先生說:"有一次母親生病，我回國看望。病房內，母親的床前我撫摸著母親打著點滴的手，望著母親蒼老憔悴的臉感覺既陌生又親切。我的腦海茫然一片，感覺母親離我很遙遠，儘管此刻我就在她的床前。眼淚模糊了雙眼，我在內心深處反問自己，責備自己，為什麼不能陪伴在她的身邊?自己這樣不忠不孝，還算什麼?"
"回國的夢天天做，可是回家的路卻不常走"周先生無奈地講。周先生對記者坦陳，自己無數次想過，回國創業，但是身邊的朋友在回國後因為種種原因都紛紛"倒掉了"。我想現在的投資環境或許不適合我吧，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到故鄉投資，或許要等到我終盡一生。對於理想周先生告訴記者:"現在看來，理想其實是最虛無的東西。當你感覺抓到它的時候，它其實正在慢慢變得虛無了，和親人在一起是實實在在的，哪怕是在一起吵架都是實在的。在海外漂泊的人在別人看來，多的是錢，但是少了最重要的親情。在寂靜的夜裡，我不敢去思考自己這些年在事業和親情上的得失，這樣的思考，無異於在煎熬我的內心。我常在想，我們為什麼要出來?為什麼逼我們出來的?為什麼我們為了生活要背井離鄉?為什麼要遠離自己的親人?"
每當周先生回國時都要和自己以前的同事、朋友們聚一下。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已經做了官，隨之而來的個人的財產收入也有了非常大的改觀。只是周先生覺得他們很假很累。周先生向記者調侃:"相比較他們，我是站立在土地上的，他們則是站立在一紙任命書上的。所以我可以活得比他們真。"
在記者即將結束採訪時，周先生告訴記者，自己來到日本20多年，得到了很多但是也失去了很多。回顧這麼多年周遭的經歷，他感覺日本把他改變得文明瞭許多。他說如果沒有在海外的這麼多年他或許會沒有現在的節儉的習慣，相反身上也許會多了些驕橫的習氣。
為了女兒，把自己變成了日本人
下個月16日就是李女士37歲的生日了，這也是她在日本所度過的第15個生日。她現在在日本一家出版社工作，這份工作是她所嚮往的"文字工作"回想自己在日本的15年，她最大的收穫的是在日本使她成為了自己理想中的"文化人"。這15年間她已經出版了多部小說，在日本各種中文媒體上發表的文章已經是多不可數。李女士認為自己如果沒有來日本，這樣的文字成績在國內恐怕是達不到的。她感慨，能有今天一方面要感謝命運之神的眷顧，另一方面要感謝她的女兒，如果沒有她，李女士現在一定是要在大連某家事業單位看報紙喝茶水了。
1994年李女士從中國大連來到日本，來到日本之前她在大連的一家事業單位就職。那時候她剛剛大學畢業，單位有個去日本交流學習的機會，為期兩年，大家決定讓李女士去。這個機會對於當時只有20出頭的李女士來說無疑是興奮的，雖然自己一句日語也不會，但是她相信有了那樣的語言環境，憑藉著自己的聰明頭腦兩年之後再回來時一定會是個地道的日本通。
遠沒有大連發達的"日本"
李女士來日本的學習地點是千葉縣的某所高校。當風塵僕僕的她第一次出現在千葉街頭時，她的第一感覺是除了比故鄉大連乾淨一點以外，竟全然不是傳說中那個發達的日本。儘管如此，在日本的生活就從李女士的不情願中開始了。
千葉的這所高校統一安排了李女士她們這一批學生的課餘打工。李女士一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從小到大的每一步都是由父母家人一手安排的，她從沒有過這樣的半工半讀的生活經歷，她的感受自是不言而喻的。
剛到日本的日子裡，李女士的日本語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她所遇到的最大障礙。她給記者講述了一個親身經歷的有意思的事情。
在宿舍門前迷路
1994年的日本，手機還不是很普及，同時也不是如她能夠消費起的。那時候她和同學們用的最多的就是"假電話卡"，這種電話卡是根據日本公用電話的漏洞所設計出來的一種"違法"的電話卡。這樣的電話卡，用低於面值很多的價格就可已買到手。那時候，李女士和身邊的同學都在使用這樣"質優價廉"的電話卡，但是這樣的電話卡只能在車站附近的那種電話機上使用。為此大家打電話都要找車站附近的公用電話亭。
一天打完工，已經是凌晨兩點鐘了。打工店的店長得知李女士要到車站附近打電話，便用自己的車順路將她載到車站。當李女士打完電話獨自回宿舍的時候卻迷路了，她一個人在幾乎相同的日本街道中摸索到天光大亮，還是沒有找到正確的道路。這是路邊的一家店面走出一為倒垃圾的老大爺，李女士戰戰兢兢地走上前去，拿出自己的登錄證，指著上面的地址。老人明白了她的意思，用一連串日語並且比劃著對她講回宿舍的路，但是李女士一句也沒有聽懂，看著她一頭霧水的樣子，這位老大爺索性一把抓著她的胳膊帶著她向宿舍的方向走去。
不消5分鐘的路程，宿舍樓便出現在了李女士的面前。
惡補日語不僅為了生存也為了和日本人"理論"
現在李女士的日語早已與日本人無絲毫差別了。說起她的日語學習，李女士說起初學日語的動力是為了生存，但是沒多久，我學日語就有了一個新的動力，這個新動力還特別有意思。在打工的時候，有一個日本的同時，她是一個蠻橫的小姑娘，在工作中總是用日語責備我們，我們雖然聽不懂但是能感覺到。後來我們幾個中國留學生為了能夠和她"吵架"大家"拚命"學日語，為的只是在晚上打工的時候和她"理論"，現在想起來儘管出發點有些不太陽光，但是不可否認的大家在那段時間日語口語長進都特別大。看來還真要感謝那個日本小姑娘。
初戀失敗，才真正準備"接受"日本
兩年的學習交流很快就過去了一半，在來到日本將近1年的時候，李女士回到了故鄉。這次的大連之行，一方面要看望父母另一個重要的目的是要與分別了一年的初戀男友見面。李女士和他的初戀男友已經經歷了8年的愛情馬拉松，在分開的1年裡，李女士付出的不僅僅是抽屜中那厚厚的一摞國際電話卡。然而現實卻擊碎了李女士幻想中那美好的愛情。在回到大連的當天下午，她就得知1個月前，她的初戀男友已經成為了別人的新郎。那一刻，對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信任。晝思夜想的故鄉大連此時在眼的眼裡，簡直就是一個傷心地。
在家裡只休整了短短1週她便踏上了返回日本的飛機。透過機艙的玄窗她俯瞰著她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下定了決心，以後再也不會來了，哪怕是在日本成為"黑戶口"也不會在回到這座鄉情與謊言編織成的城市。
結婚、離婚，折磨、自由
再次回到日本，李女士重新規劃了自己的人生。在完成了剩下的1年學業之後，她把自己嫁給了一個日本小夥子。
與所有的國際婚姻一樣，李女士的這段婚姻在浪漫幸福掩蓋了所有差異矛盾中轟轟烈烈地開始了。可是蜜月期過後雙方才開始了真正的"磨合"，這樣的磨合令婚姻中的雙方體無完膚、筋疲力竭最終在第一個結婚紀念日過後沒多久他們就分道揚鑣了。李女士認真地告訴記者:"如果生命中再讓我有一段婚姻，我絕不會再嫁給日本人。
婚姻破裂了，李女士隻身一人來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她考上了一所大學的研究生院。她又一次地對自己的人生重新洗牌重新規劃。
研究生的生活是充實和自由的。在這段日子裡，李女士將自己的記憶"歸了零"。她重又用心地體會這個不知能否屬於自己的國度。
丘比特的愛情之箭再一次射中了李女士。在校園中她遇到了後來成為了自己愛人的來自天津的一位學長。
很快她們便墜入愛河，李女士和這位學長踏上了紅地毯再次步入婚姻的殿堂。幸福的家庭都有著相似的幸福，李女士和學長的這段婚姻很快就有了結晶，上天賜給了她們一個活潑美麗的小姑娘。
李女士告訴記者:"直到女兒出生之前，我一直再考慮和愛人是不是要回國。我們在國內的同學朋友現在都發展得很好，有的做了官，有的做了生意。相比較忙忙碌碌的我們，他們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安逸。與其說是在考慮回不回國，倒不如說是折磨。人生最難的就是做出選擇，特別是面對兩個答案只能做出1個正確選擇。在長達5年的漫長選擇中，我和愛人都無數次錯失了回國的好機會。知道女兒的出生，我們才真正做出了決定留到這裡。去年我們全家辦理了歸化手續，現在我們是日本國公民了。"
李女士一家選擇加入日本國籍的理由看上去彷彿很簡單。她告訴記者:"我認為，我的孩子在日本接受教育要比在中國好。在這裡從幼兒園到大學，家長是絕不用給學校或者教師送禮的。這個在國內，幾乎不可能。教師收受學生及家長的禮物早已成為公認的潛規則了。還有在國內的孩子接受的其實是不折不扣的應試教育，孩子們除了課本上的知識以外對外界幾乎是一無所知的。我不願讓我的孩子變成這樣。這個世界儘管充滿了競爭但是絕不是考試可以決定一切的。"
在採訪李女士進行了一半的時候，她的愛人領著他們的女兒來到了我們的面前，李女士看到女兒，目光變得更加柔和親切，我想這就是偉大的母愛吧。
在日本9年"黑戶口"的中國人
記者一直在猶豫是不是應該把唐先生的事情報導出來，當記者得到唐先生已經回國的消息以後。便決定把他的故事講給大家。
唐先生11年前從中國蘭州來到日本福岡留學，與他一起來的還有他的妻子。唐先生的父親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小商人，他對子女的期望非常高，同時要求也特別嚴格。11年前能夠夫妻雙雙赴日留學，這在唐先生親人和朋友的眼中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那一年只有25歲的唐先生感覺自己和妻子拿到的不是飛往日本的機票，而是通向事業家庭雙豐收的邀請函，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大洋的彼岸等待著他們的竟是另一段不尋常的人生。
留學中途失敗
初到日本唐先生和妻子在同一家語言學校學習語言，簽證有效期是兩年。唐先生和妻子一般學習語言，一邊打工，同時也在領略著異國的異樣風情。相比較家鄉父母的嚴格要求，在這裡的日子簡直是太輕鬆了。唐先生在這裡迅速結交了一群同樣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他們常常聚在一起吃飯喝酒，同樣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聚在一起，再加上酒精，這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唐先生的命運也隨著那次聚會飲酒出現難以預料的轉折。在這次聚會中唐先生因為酒醉後和同桌的一位發生口角後來升級至拳腳相加，結果對方因傷住院1個多月。唐先生也因此被校方開除了。
夫妻分居，簽證過期，變成了"黑戶口"
沒有了學上，但是簽證還有1年半的有效期。唐先生便開始了"專業"打工，這樣可以補貼他和妻子的生活所用。但是通過上回的教訓，唐先生仍沒有改掉酗酒的嗜好，加之他被學校開除之後，心情一直處於鬱悶之中，所以在每天打工回來總不免要喝些酒。但是他的妻子卻無法忍受自己的丈夫酗酒，因此他們常常吵架拌嘴，這樣的生活繼續了半年後，他們分居了。雖然是分居，但是唐先生每個月仍舊會給妻子生活費，令她完成學業。與妻子分居後的唐先生為了生存他幾乎走遍了半個日本，做遍了能做的所有工作。
妻子順利地從語言學校畢業並且升入大學，而唐先生卻因為簽證過期而變成"黑戶口"。為了生存他只能繼續著打工賺錢的生活。只是相比較過去他更害怕有人從背後輕輕地拍他，因為這是專門清理"黑戶口"的日本便衣警察。唐先生提心吊膽地打工，供妻子上學同時養活自己。他認為妻子能夠升入大學院，這樣就有資格給他辦理"陪讀"，他的身份就會"由黑轉白"。當然這期間他也很多次地打電話給家鄉的父親，可是他的父親卻是一個很要"面子"的人，他覺得兒子這樣回來太沒有"面子"了，每當唐先生提出想要回國的時候，父親就會說:"你想好了?不後悔嗎?"這樣兩個簡單的疑問就足以迫使唐先生硬著頭皮繼續"黑"在日本。
離婚在日本
妻子的4年大學在與唐先生分居的狀態下順利讀完，她接著考上了大學院。唐先生覺得自己的"曙光"終於到來了。經過他對妻子的反覆做思想工作，他們終於又搬到了一起。並且妻子也同意為他申請"陪讀"。但是已經是研究生的妻子竟變得不能接受這個"粗陋"的丈夫。當然唐先生在這麼多年的打工中卻是沾染了一些不良的習氣。
於是他們的爭吵就又接著開始了，陪讀的事情也因此而中斷。在爭吵了半年之後，他們終於決定離婚了。離婚後唐先生感到瞭解脫。但是自己的"黑戶口"身份卻改變無望了。此時他想到了回國，但是看了看自己來日本已經將近8年的積蓄最終還不足100萬日元，他再一次退縮了。沒有足夠的積蓄，回到故鄉就算不怕親朋好友的恥笑，可怎樣生存也是一個大問題呀。於是他只能繼續"黑"在日本了。
唐先生為了避免逃避便衣警察的注意，他每天上班都會西裝革履，手裡拎著名牌的公文包，可是公文包內卻放著他打工所穿的工作服。
唐先生一邊打工一邊沒有與前妻中斷聯繫，因為他總覺得結髮妻子是最值得珍惜的。畢竟這麽多年自己為她付出了那麼多，儘管在自己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她沒有伸出援手。
兩年過後妻子大學院畢業了，在長野縣的一家公司就了職。唐先生想與前期復婚，找回曾失去了的婚姻，這樣回國就算沒有太多積蓄，也不會被請朋好友笑作"在日本混丟了老婆"。在日本過著"黑戶口"的日子是無法用言語所形容的，他想早日得以解脫。但是當他在長野縣見到自己的前妻時，卻得知前妻已經準備和一個來自中國東北的男人結婚了。唐先生徹底絕望了。
回家的路是最踏實的
自那以後，唐先生生活的目標變得明確了，他要多打工多賺錢，早日回到故鄉。但是這時的唐先生已然不是當初少壯青年，由於多年來連續透支體力般地打工他的身體早已大不如從前。記得記者和唐先生最後一次見面聊天時，他告訴記者:"我現在感覺真的累了，不論是從體力上還是從精神上、情感上。早知道日本是這樣的我無論如何是不會來的。我已經整整11年沒有回過家了，我很想念家裡的父母。現在我仍舊沒有攢到多少錢，在日本一個人生活是攢不到錢的，每天下班回家哪還有力氣做飯?只能到飯館，每天的收入除去這3頓飯，你說還能剩下什麼?"那一天唐先生和記者聊了很久，他告訴記者自己算是幸運的了，他身邊很多和他一樣"黑"著的朋友都紛紛被便衣警察拍了。唐先生在日本逢廟便拜，在他的提包中最多的就是從各個寺廟求來的護身符。唐先生的理想是用自己在日本的積蓄回到故鄉開一家小飯店，慢慢經營。之後再娶一位好妻子，為他生個孩子，今年已經36歲的他還沒有自己的孩子。
賺不到錢，能不回國就不回國
一個月前，記者接到了牛先生從宇都宮打來的電話。電話裡說他愛人已經被那裡一所大學的大學院錄取。得到這樣的消息，記者深深地替他鬆了一口氣，剩下的就是要向他祝福了。
認識牛先生是在半年前的一個華人聚會中。當時他正在為愛人能否進入大學院而焦慮。因為愛人能否順利進入大學院關係到他們兩個人能否有合法的身份留在日本。
親人眼中的"能人"
5年前，牛先生一個人從內蒙古西部的農村來到北海道的一所大學留學。來日本之前他在西安讀過兩年的私立大學。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兩年的私立大學差點把高中學到的東西都忘掉了。"
來到北海道的第5天他就找到了一份在海產品加工廠的工作。這份工作很辛苦，每天夜裡11點上班，一直要干到第二天凌晨的5點。每小時的勞酬是1300日元，在這份工作的基礎上他又在一家料理店裡打了一份工。有了這兩份辛苦但是收入令他滿意的工作，牛先生感覺日本比起他的家鄉錢好賺多了，很快他就儘管在每天上課時他總是打瞌睡。
牛先生至今還自豪，他是他們學校所有學生中第一個買汽車的。不管怎樣牛先生算是站穩了腳跟，他接下來做的就是努力打工攢錢把遠在故鄉的女友接過來一同留學。經過牛先生1年的努力，他的女友如他所願地來到了他所就讀的學校與他共同編織著日本夢。這一對情侶除了上課就是打工。牛先生說他們賺的最多的時候一個月會有60多萬日元的收入。
北海道生活令女友想到了尚在故鄉讀高中的弟弟，她和牛先生商量想要把弟弟也辦過來留學。女友家的經濟條件不好，費用當然是要由她和牛先生先墊付的。牛先生愛屋及烏，沒有怎麼拒絕就當應了女友的要求。
第二年女友的弟弟也踏上了北海道的土地，為此牛先生付出了他和女友所有的積蓄。"小舅子"的到來打破了他們平靜的二人生活。"小舅子"從小嬌生慣養，來到這裡不願意打工，女友對這個弟弟也寵愛有佳。對於此，牛先生也不好多講，只能忍著，日子久了和朋友們喝點小酒傾訴一下。
手心手背都是肉
日子在鍋碗瓢盆的交響曲中又度過了1年。牛先生大姐的兒子在家鄉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大姐想要讓牛先生把兒子也辦到日本留學，一方面學點知識，另一方面賺點錢。牛先生把這個想法向女友說了，因為"小舅子"是牛先生辦來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拒絕。只是這回又苦了牛先生，因為姐姐家的經濟狀況也是不容樂觀。經過1年的苦心積累，牛先生終於把外甥送到了自己就讀的大學讀書。牛先生和他的女友以及小舅子和外甥共同居住在牛先生租來的2居室中，房租當然是由他來付。日子久了這使得他心裏很不舒服，但是誰讓自己是鄉親們眼中的"能人"誰讓"手心手背都是肉"呢。
外甥來的這1年也是牛先生來到日本的第4個年頭，他也該大學畢業了，問問自己學到了什麼，自己竟無法回答。日語倒是長進不少，但那是在打工的過程中學會的。回首自己走過的4年，通過辛勤地打工錢確實賺了不少，但是基本沒有留到自己的賬戶中。去年牛先生大學畢業後和女友領取了結婚證明。他做出了一個決定，他要帶著女友(她的課程已經修完)離開北海道，來到東京打工，他覺得東京機會多，同時也能避開自己的外甥和"小舅子"，他要踏踏實實地為自己攢點錢。
東京沒有辜負他們的希望，在這裡他們很快找到了各自的工作。收入也還說得過去。牛先生打算1年後在東京給愛人找個大學院讀，這樣自己也可以以陪讀的身份留下來繼續打工賺錢。
妻子懷孕，計畫全亂
但是就在今年3月份，牛先生的愛人懷孕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打亂了牛先生的計畫。儘管日本沒有規定懷孕的女生不能夠考入大學院，但是很少有教授願意接受一個懷有身孕的女學生。牛先生於是準備回女友的大學辦休學，但是校方的回答卻是，她已經修完了所修的課程，不能給與休學。簽證問題立即擺在這對小夫妻的面前。那一段時間牛先生很苦惱，他不是不想回國，但是他不能這樣兩手空空地回到故鄉。當然為了在日本賺錢她也不敢鋌而走險嘗試"黑戶口"。
牛先生也曾想過通過自己就職來得到簽證，這樣愛人就可以家族滯在的身份留在日本。但是經過四處碰壁，他真正體會到了金融危機下的日本。
牛先生的理想很單純，他想攢到一筆錢，之後回國。在家鄉他覺得開一家超市可以令他們衣食無憂。但是隨著在家鄉投資的成本越來越高，他在這裡也深感體力不如從前，他不知道自己的這個理想是否能夠真正的實現。但是他有一點他是明確的，那就是"賺不到錢，能不回國就不回國。"
留學日本的80後
今年23歲的小郭來日本剛好一年有餘。在國內她這一代人被稱為80後。來自北京的她告訴記者促成她留學的必要條件首先是父母的支持，其次家裡經濟條件也還算富裕，加之她從初中--月壇中學開始學習日語，所以有一定的語言基礎。最後就是想在大學畢業後為自己再充充電，開闊開闊眼界，親身體驗一番外面的世界，留學期間爭取拿下一個碩士文憑。由於在國內大學就讀的是國際貿易專業，所以想在慶應、早稻田這類名牌大學裡繼續攻讀金融學碩士學位。
要出國就首先要解決簽證問題。如果直接去應考的話拒簽率可能會較高，而選擇一個語言學校先讀上一年半載的話相對會比較穩妥。一般語言不通的學生會直接找到留學中介花1萬3000元的費用，這可以省去很多做材料的麻煩。但小郭已經有了一定的日語基礎，便直接一個電話打到了日本的一所語言學校。學校聽了個大概情況，幾天之內便給她寄來了報名表格。大概在去年5月份左右小郭拿到了日本的在留資格。
從那一刻開始，小郭的心就已經蠢蠢欲動起來了，一心憧憬著離開校園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大學的畢業典禮是7月3日，小郭在畢業的第4天就一溜煙飛到了日本。
初來乍到，新鮮奇妙
剛下飛機，小郭感覺什麼都是新鮮的。喇叭裡傳來的日語廣播，面帶笑容的機場服務小姐，大巴士上標著的日文假名......
小郭來到學校，還完全感覺不到學習的壓力，手頭也算富裕。置辦新傢俱，申請手機，聯繫老朋友，除了在語言方面溝通有點障礙以外，其它一切非常順心。每天充實的生活令她顧不及思念家人和朋友。全身心投入到日本這個大環境中。
來日之前，在小郭的感知中裡日本是一個禮儀之邦，但是兩件小事使小郭很快對日本人的這種"熱情"產生了質疑。
小郭告訴記者:"有天坐在電車上，看到一個打扮時尚，少說也得6、7十歲的老太太上了電車，她逕直走到了我面前拉住吊環站著，我看到此狀立刻給她下意識地讓座，我一起身，倒是把她下了一跳，邊往後退邊問我"なになに(怎麼了怎麼了)?"這反倒讓我覺得窘起來，在車上給老人讓座對於我來說簡直是太理所應當的事情了，但周圍的的人似乎也都在用詭異的目光打量著我，我只好又重新坐回位子上去，反倒我讓座對她造成了什麼人身傷害似的。後來我才漸漸明白日本人做事情最重要的一條原則就是以堅決不犧牲他人利益為前提，寧可放棄自己的利益也不想給他人帶來麻煩。即使"熱情"也絕對有個嚴格的範圍劃分，分內的之事一定 200%做到，而分外的"熱情"反倒是會給他人增加負擔的。"
還有一次，小郭去淺草玩，回來時買了幾個人形燒送給她的宿舍的管理員。誰知第二天，那位管理員買了與人形燒等價的小點心送給小郭。雖說收到回贈是開心的，但小郭確開心不起來，反倒覺得自己是給人家添了麻煩似的。因為對方要為回贈禮品費腦筋。
經歷這麼兩件小事以後，小郭開始懷疑起來，這真的是自己以前感知中的的彬彬有禮的社會嗎?日本的"君子之交"小郭感覺更像種負擔。
踏破鐵鞋無覓處只為找工打
小郭向記者介紹，轉眼間語言學校就開課了，這個時候自己的生活費也所剩無幾，於是開始像熱鍋的螞蟻一樣有點坐不住了，不打工賺錢是不成了。
剛開始打工的時候自然是處處碰釘。那個時候倒也仗著膽子大，有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但凡看到店面前貼著"招工啟示"便直接闖進去問。我本來想在語言學校附近找一家餐廳打工，想著下午下完課正好還能解決飯輒，如意算盤打得很好。於是開始在學校周圍展開了席捲式找工法，但大部分店長一聽說你是學生，又是外國人，都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並用很婉轉的方式拒絕你。就這樣，一條街下來，小郭唯一的收穫就是看全了各位店長為難的表情。真是處處碰壁，不禁心灰意冷。但也只能無奈接受這種現實。
當小郭晚上回到家，看到家門口對面的99元店也在招工，也沒抱什麼希望，隨便進去晃一圈。她告訴店長自己剛來日本，家就住在這對面。店長感覺她的日語還不錯，竟然當場給小郭安排了研修日。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雖然這裡時給只有850，但工作簡單，就是收收錢，擺擺貨架之類的。於是，這裡就成為了小郭來日一個月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小郭說:"現在想想也許當時店長就是看中我不要交通費這一條了吧。隔月的1號我終於拿到了平生的第一筆工資，雖然只有5萬元左右，但卻欣喜無比。算算合人民幣也小三千塊呢。立即在我們店裡買了個最高級的便當好好犒勞了自己一下。"
此後的半年時間，小郭持續過著下午上課，晚上打工，半夜學習的生活狀態。以應對2月底早稻田大學的筆試。
夢想成真，歸心似箭
經過筆試和面試之後，小郭終於如願以償地進入了早稻田大學攻讀經濟學金融專業。小郭告訴記者:"當我得知這個消息後，感到半年以來的拚搏都值得了，當時我一心想的就是趕快回國見見親人，並親口告知他們這個喜訊。於是當天我就買了特價機票，真是歸心似箭。"
雖然小郭離開北京只有半年，但再次踏上這片土地，聽著周圍親切的母語，她感到無比放鬆，彷彿又回到的母親的懷抱中。
第二天，小郭約上同學回到了自己曾經讀過的初中、高中、大學各轉一圈，走在熟悉的校園上，她感到一切的一切都沒有改變，有時她甚至在想這一切是否是為了自己的歸來而刻意保持原樣，周圍的一切都是那麼的熟悉，往日的場景彷彿歷歷在目。一種溫存感油然而生，愜意、舒適、鬆弛，這半年以來無論經歷過怎樣的孤獨或痛苦，這個時候也是值得的了。
短短10天歸國生活如做夢一般轉眼即逝。當她乘坐飛機再次返回到日本後坐在搖搖晃晃的電車上聽到日文廣播，反倒有種回到現在的感覺，非常奇妙，溢於言表。
通過早大感受日本
早稻田大學向來以數以千計的社團著名，每逢櫻花初綻芬芳的時節，也是他們校園一年之中最熱鬧的時候：社團招新，新生歡迎會，合宿活動，大都在這個季節舉行。小郭也積極參加了幾個社團，並試圖將自己融入日本人的生活圈子。但很快就發現它並不像想想中的那麼容易。每次新生飲酒會的時候，日本同學們大聲講著笑話，有的時候聽不懂也要皮笑肉不笑的迎合一下大家，這對於小郭來講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後來小郭才漸漸感到一個外國人是永遠不可能融入日本人中去的，無論你日語怎樣流利，他們也始終因為文化不同而把你當做另外一個特殊群體看待。日本是一個較排外的民族，他們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背景以及生活習慣，如果不是常年生活在這裡，很難理解他們的生活中的獨特文化內涵。後來每當看到早大的學生們在飲酒會上喝得爛醉如泥、勾肩搭背地站在店門口的情景時，我都強烈的感覺到這永遠都只能是屬於他們的世界，而我永遠都只能做一個旁觀者。
小郭告訴記者:"在日本最大的收穫就是我學會了如何面對孤獨，在異國他鄉，有一些問題你真的不得不自己面對，在國外的每個人都不會像在自己家那樣如魚得水，與其處處求人幫忙倒不如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只要自己有能力了也就什麼都不懼怕了。在面對孤獨的時候，有兩種人，一種是去尋找與他同樣孤獨的人來用暫時的喧囂矇蔽自己。或者有一種可以正視這種孤獨並且利用好時間做更有意義的事情，我覺得後者往往也就離成功不遠了。不管在怎麼樣的環境下，我們都應具備一種適應環境的能力，既不能被環境牽著鼻子走，從而丟失自我，也不能處處格格不入，過分強調自我主義。學會控制自己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