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先上一下廁所吧。"她哀求道。
"你是想耍什麼花招嗎，地主婆？" 怡楷插話了："奶奶有糖尿病。她得常上廁所，尤其是精神緊張的時候。"
"你能保證她不企圖逃跑嗎，李怡楷？"
"沒問題。你可以自己去看看，廁所只有一個門。"
"好吧，你去吧，江鐘傑。我們在外面等你。"
兩個鐘頭以後，老人家才顫巍巍地走進家門，白髮散落在臉上。她倒坐在小床上，一丁急忙拿起熱水瓶給奶奶摻了茶，一邊端各起杯子遞給她，一邊輕輕地說："奶奶，先喝口茶吧。出了什麼事兒？"。我突然覺得幾個月來一丁長大了許多。他剛十歲，可是他的童年已經被扼殺了。
"完了，完了，丁丁乖乖！你快沒奶奶了。"她邊說邊哭了起來。 "奶奶，您鎮靜一下。告訴我們出了什麼事兒，"怡楷邊說邊坐到她身邊。
過了一會，奶奶才接著說："她們先把我押到籃球場，我一路走一路抖，她們還罵我走得太慢。我不知道一共搞去多少老人，男的女的都有。紅衛兵先讓我們排好隊，押著我們在校園裡遊街。他們一路喊口號：‘打倒地主階級！打倒地主！打倒地主某某某！把地主統統趕出安徽大學！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還有什麼什麼的。然後又把我們押回球場。一個男生紅衛兵訓話，大罵地主階級犯了多少罪。最後他命令我們二十四小時之內離開安大和合肥市。如果我們不執行命令，就要倒大霉。那我怎麼辦？我現在怎麼辦呢？"
我身為牛鬼，一籌莫展。一個以敬老聞名的社會，怎麼能墮落到迫害風燭殘年的老太太？大學生丶民族的精英，怎麼能這麼快就墮落成毫無人性的暴政工具？我的義憤自然也是白搭，到頭來還是怡楷出面去想方設法。
"奶奶，您鎮靜一下，休息休息。我總說，天無絕人之路。我現在就去找紅衛兵講講道理。"她去了快一個小時才回來，神情沮喪。
"我跟他們說，奶奶今年七十一歲了，糖尿病很重。她老人家只能跟我們住。她沒別處可去。我看不出她呆在學校對任何人有什麼害處。他們回答我：很遺憾，不過那跟我們沒關係。北京和上海已經帶頭把地主分子趕回原籍。你一定聽說了他們是怎麼幹的。比較起來，我們太寬大了。我們怎麼可能搞例外呢？這是紅色恐怖！執行命令，否則他們現在是狂熱分子。別指望他們發慈悲。"
我們跟奶奶商議了一下，決定她只能回揚州去，好歹家裡還有堂弟妹可以照料她。也許等局勢平靜下來，她還可以和我們團聚。第二天上午，怡楷去派出所辦手續把奶奶的戶口和糧油關係遷到揚州。下午，怡楷又去火車站排隊買了一張去揚州的夜車票，回家後再急忙搞了幾個小菜給奶奶送行。奶奶說沒有胃口，我們好說歹說勸她吃了半碗飯。我們讓孩子們先上床睡覺，奶奶拉著一丁的手，淚痕滿面。等事前約訂的一部三輪車來到，我陪奶奶坐上去。她連一個小箱子也不敢帶，怕引人注意。我提著她的隨身行李，送她上了火車。七十多歲的寡母，患難餘生又遭此橫禍，我除了叮囑保重，竟說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目送她孤身走上回鄉的路，我心裏比自己八年前爬上吉普車孤身去充軍更難受。我什麼時候才能重見我的老母呢？不過，比起怡楷家在天津的幾位長輩，她能活下來已經算幸運了。怡楷的舅父舅母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自己家裡被紅衛兵殘酷鬥爭之後活活打死。她的繼祖母和女兒不堪紅衛兵的凌辱，雙雙自縊。四位老人的屍體被扔上卡車送到火化場。誰能告訴我，為什麼這些無辜的老人要被青年學生如此殘暴地殺害，而這些爺爺奶奶本來會像自己的孫男孫女一樣疼愛他們的？為什麼以文化大革命的名義肆無忌憚地犯下了這麼多無可饒恕的罪行？兩年前姥姥去世，怡楷悲痛無比，現在她反而覺得老人家至少逃過了這場劫難。在紅色恐怖統治下的國土上，死亡成了唯一的避難所。
不久之後，安大紅衛兵開始到教授和老講師宿舍抄家。在前往某戶抄家時，他們一路上敲鑼打鼓，高呼流行的革命口號，搞得人人自危。在裡面有人家被抄的宿舍樓門口，兩名紅衛兵手持紅纓槍站崗，重現"偉大領袖"《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當年農民造反的風采。
一天早晨，大喇叭播發了外語系"紅衛兵司令部"的"一號通令"，勒令外語系牛鬼蛇神於上午九時整到水泥球場報到，接受革命群眾批鬥，不得違誤。名單包括四名俄語老教師，五名英語老教師，外加鄙人。我到達時還不到九點，其它九名牛鬼已經整整齊齊排成一溜，耷拉著腦袋。他們面前堆放著亂七八糟的衣服丶鞋子丶藝術品丶收音機丶各式各樣的家用物品，顯然是從他們家裡抄來的。批鬥現場圍滿了看熱鬧的"革命群眾"，勝過中華民族傳統的"示眾"場面。我趕忙站到隊末，小小臨時工早已習慣於敬陪末座。主持批鬥會的一個男生宣布開會，控訴我們大家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罪行。他又指著腳下的私人生活用品作為我們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罪證，而我看著這些東西卻想到美國人家的車庫買賣。然後，他宣稱，我們的工資待遇與工農群眾相比高出太多，下令每人要當場自願提出減低工資。我本以為我的工資已經夠低的，現在卻被逼得吞吞吐吐地說我一個月有三十元就夠了。於是我每月一下就少了四十元。然後我們就在校園裡列隊遊街，每人頭上一頂紙糊的高帽子。也怪，我卻連一頂帽子也沒撈到。一路上押隊的紅衛兵高呼口號，無非是"萬歲"或者"打倒"。遊街後，我們被領進文科樓一間教室，一位姓蕭的黨員俄語教師宣布牛鬼蛇神成立一個特別小組，進行政治學習和勞動改造。完全出乎意料，我竟官封小組長，真是莫大的嘲弄。
當天下午兩點是規定我們第一次政治學習的時間。我提前了幾分鐘，還沒到大樓門口就看見我的九位"牛朋"，包括一位滿頭白髮的女俄語講師，都蹲在樓前的空地上拔草，他們頭上的高帽子上下跳動，儼然是《仲夏夜之夢》中的一景。我問哈佛人丶花白頭髪的姚主任："你們在幹什麼？誰讓你們幹的？"他一本正經地答道："總比什麼也不干好些。閑著站在這兒給群眾印象不好。"我二話沒說，領他們進了教室，各人面前有一張小課桌。作為小組長，我下的第一道命令是把高帽子脫下來，各人就把自己的帽子立在自己面前。他們對紅衛兵這般過分的卑躬屈膝，讓我感到不是滋味。
我問大家： "誰讓你們戴著高帽子來的？"
"紅衛兵沒說過我們可以把帽子拿下來。"哈佛人搶先回答，他是以不折不扣按黨的指示辦事聞名的。"我們都是罪人，既是資本主義，又是修正主義。我認為我們應當放謙卑一些，表示低頭認罪。"
"老王，"我轉向一位1950年起義的國民政府外交官。作為起義人員，他在運動中是應當受保護的，我好奇想知道他是否感到黨和政府背信棄義了。"你在巴黎是戴慣大禮帽的。用當年的大禮帽換來了你面前的高帽子，你有什麼想法？"
"小組長的問題觸及了我的靈魂"，前外交官嚴肅認真地答道。老王是一名老式的小文官，一向兢兢業業，我常納悶他起義的勇氣是哪來的。"大禮帽掩蓋了我醜惡的反動的過去。這高帽子更合適，因為它顯示出我的真面目。我感謝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幫助我正視自己過去和現在的罪行，幫助我觸及自己的靈魂。"接著，七十高齡的俄文翻譯教師吳老發言，一口江西官話。
"我和老王有同感，不過我的情況比他的還壞，因為我一度是黨員。我1922年入黨，離建黨還不到一年。不幸得很，不久以後我就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繫。黨組織還在地下，我無法重新取得聯繫。為了謀生，我給國民黨反動派做事。但是我從來沒出賣過黨或者任何同志。因此，我一直認為自己不是叛徒。不管怎樣，難道我不是全黨資格最老的黨員之一嗎？和黨組織失去聯繫，難道是我一個人的責任嗎？在與黨分離的漫長歲月中，難道我不是始終對黨忠心耿耿嗎？解放把我帶回黨的懷抱，我也從此獻身給黨的偉大事業。所以我就存在一個幻覺，認為自己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雖然我還沒有重新入黨。突如其來，紅衛兵小將聲討我是叛徒。他們的革命行動觸及了我的靈魂。我不能再欺騙自己了。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叛徒，一個狗叛徒。"
吳老平日德高望重，不苟言笑，一轉眼間搖身一變成為一個"狗叛徒"。我一時不知如何反應，正在躊躇，俄語組孔教授舉手要求暴露思想。
"紅衛兵今天上午的革命行動確實觸及了我的靈魂。我家裡有那麼多的‘四舊'。我和它們生活在一起那麼多年，早已習以為常。一旦它們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才感到震驚，感到羞恥，我竟然會長期迷戀這些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殘餘。甚至有金戒指和其它腐朽的東西，感謝紅衛兵天經地義把它們掃走了。"
孔教授的妻子丶白頭髮的俄語講師，插話了。"從我的大箱子底下，紅衛兵發現了許多我早已忘了的東西。有我的結婚禮服，繡花織錦的 ，實在太腐朽了。我做夢也不會再穿它的，不過我想我大概是留著作為我們婚禮的紀念。多可怕的對四舊的留戀。"
起義外交官又補充說："紅衛兵根本沒搜查我的家。他們走進來，很和氣地要我交出我認為是四舊的東西。於是我交給他們我的小禮服和一副金鋼鑽袖扣。地地道道的四舊！"
俄語組冒教授也當過國民政府外交官，他是外語系頭號牛鬼，也是全校四大反動學術權威之一，一方面由於他歷史複雜，另一方面也由於他怪話連篇。平日他講話俏皮，往往取笑同事或黨員幹部，此刻他發言卻彷彿心情沈重。
"我姓冒，冒充的冒。我冒充是教授丶詩人丶學者，但我只是個騙子。實際上，我只不過是舊社會的殘渣餘孽。我做過國民黨反動派的小官，我接受過日寇佔領時期汪偽政府一個名義。我一向過著腐朽的生活。今天早上堆在籃球場的東西，大多數是我家的。所有的國畫丶書法條幅丶摺扇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四舊。其中有一些是父母傳下來的，我一向當作傳家寶珍藏。我多年來飽受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和品味的腐蝕，現在我可以把這些四舊看作我骯髒的靈魂的罪證。紅衛兵的革命行動觸及了我的靈魂勝過在座的任何人，因為我罪大惡極，一死不足以蔽其辜。我一向欽佩偉大領袖毛主席輝煌的詩詞，相比之下我自己的詩只是垃圾。但是現在我一定要認真學習這些宏偉詩篇，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我已老態龍鐘，但我仍然心甘情願通過艱苦勞動改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