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位執法人員，既沒有出示身份證明，也沒有出示搜查文件，甚至連自己隸屬於的單位也不講。雖然這位香港女記者一再要求對方出示身份證明和有關搜查房間的文件，但這些人好像沒聽到一樣，毫不理睬。整個事件最令人感到諷刺的是，當他們收隊離場的時候，正好成都法院對譚作人案審判也剛剛結束。很明顯，這批人是到酒店拖住這位女記者，不讓她到法院去採訪譚作人案，不然那有這麼碰巧的事。
無獨有偶，另一位國內知名的北京文化界名人，著名中國詩人艾青的公子，北京美術界聞人，以行為藝術和在北京郊區利用農民房子改建畫廊而出名的維權人士艾未未，為了支持譚作人調查學校在地震中倒塌的行動，在譚案開審前夕，專程由北京飛到成都，打算到法院旁聽並聲援譚作人。誰知開審之前，被人強行拍開房門，迎面而來的一位身穿警服的警察，朝他的右臉就是狠狠一拳，被打得眼青臉腫，豬頭一樣。被打得滿天星斗的艾未未，還曉得質問對方：「為什麼打我？」打人的比被打的人更有理，他惡狠狠地向艾未未說：「我還可以打死你哩！」一場活生生的民不與官斗的現代版在成都審判維權人士的同一天上演了。被打的艾未未最後也沒有到成都法院聲援譚作人。
兩椿如此惡劣的事情發生在上週的四川省會成都，中國政府對外還有什麼臉面去說人權公理！調查偷工減料的校舍本應是政府的責任，政府不但不去徹查，凡而千方百計阻撓有心的平民尋找事實真相。軟硬兼施要譚作人不再繼續調查事件不果，掄起國家安全的大捧，扣上一頂對外泄露國家機密的帽子，硬是把人抓進大獄，堵塞人家的嘴。香港記者到庭採訪，北京維權人士旁聽一概不准，用這種流氓手段和口吻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就是他們所謂的和諧社會的本質。
記得八十年代北京，開放改革之初，美國某大報駐京記者在某天的早上，聽到一陣門鈴聲，連忙起床開門查看。打開大門，不見有人，卻見地下放有一份白色的類似文件的東西。拿起一看，原來是當時一份開會的紅頭文件，首頁上當然印有秘密文件等字樣。老外以為天官賜福，大喜過望，拿起文件往屋內打算細看。不久，一陣急促的拍門聲，打斷了他。他開門一看，湧入一群人來，自稱國安人員，其時老外手上還拿著那份天官所賜的大內文件，被人贓並獲，百詞莫辯。老外數天後被以盜竊中國國家機密為由，驅逐出境。此事在京城傳遍駐京外國人員社交界，作為經典教訓，想不到二十幾年後，竟流傳入川，成了具天府之國的粗獷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