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和鬥爭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價值，因而中共自成立起，便不斷進行嚴酷的黨外階級鬥爭、黨內路線鬥爭和整肅異己，最善於鬥爭、最殘忍無情者獲得勝利。在中共的歷次黨內鬥爭中，信奉鬥爭哲學、富於政治謀略和軍事才能、懷有極其強烈權力慾望的毛澤東成了最大的贏家。自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不僅長期牢牢掌控著政治軍事權力，而且還逐漸被共產黨塑造成全體黨員和全中國人民的活上帝。他既是至尊君王也是至高上帝，中國人民對他山呼萬歲，頂禮膜拜，「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充滿宗教激情的狂熱呼聲曾響徹中華大地。
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一代亂世梟雄。亂世出英雄，馬克思主義是製造亂世的思想理論，毛澤東則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正宗傳人。得益於馬克思主義所引發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之助，「人民領袖」和「大救星」毛澤東在中國應運而生。
毛澤東「能文能武」，不僅是「軍事戰略家」，「革命理論家」，「革命實踐家」，還是個詩人。他的詩詞《沁園春·雪》頗能體現出他的帝王意向。詩中抒發道：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原馳蠟像，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鵰。
具往矣，屬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此詩作於1935年底或1936年初，毛澤東領導的中央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陝北不久。此前，在江西湖南交界處搞武裝割據的共產黨中央紅軍屢遭中華民國政府軍的圍剿，受到重創，只好撤離南方輾轉北上，開始了所謂「萬里長征」。在民國政府軍的圍追堵截下，紅軍傷亡慘重。禍不單行，長征途中中共領導層內部還發生了嚴酷的權力之爭，毛在權力角逐中脫穎而出。在貴州遵義會議上，毛澤東成功地獲得了對紅軍的領導權，他不僅戰勝了自己的政治對手，還領導紅軍擺脫了追兵，1935年底率部到達陝甘邊區，獲得喘息休整之機。儘管當時困守一隅的共產黨在軍事力量上遠遠不能和國民黨相抗衡，毛澤東在詩中仍然表現出必得天下的信心和傲視群雄的氣概。
在堪稱困境的時局下，毛澤東在詩中預先對自己做了歷史定位：自己將成為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帝王」。
後來的歷史演進果然印證了他對自己的預言。
的確，靠武力統一中國、開創政治集權專制制度先河的秦始皇，大有作為的漢代武帝，唐宋兩代的開國皇帝唐太宗、宋太祖，能征善戰的成吉思汗，他們誰也沒有走到毛澤東的地步。認同儒家文化的漢武、唐宗、宋祖們，當然都承認自己是奉天命做天子，有責任替天行道。再怎麼自豪，他們也不敢自己做上帝，做「天」。毛澤東則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在青春時代就宣告了「與天斗、與地斗、與人鬥，其樂無窮」的世界觀，他的堅定的鬥爭哲學信念和無法無天的唯我獨尊意識，與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的理論精髓不謀而合。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他本人就是天，他是天命本身而不是真命天子。
在這一點上，不要說漢武、唐宗、宋祖們不敢望其項背，就是信奉法家思想、踐踏仁義道德的秦始皇也無法與他比肩。不信奉儒家文化、不相信天命的鐵血君王秦始皇和成吉思汗，在武功上也許不亞於毛澤東，不過，他們真的是「略輸文采」，「只識彎弓射大鵰」。他們儘管也信奉「弓箭裡面出政權」，卻生不逢時，沒有得到革命導師馬克思提供的思想利器，建立不起政教合一的龐大組織共產黨，製造不出「戰無不勝」的「秦始皇思想」和「成吉思汗思想」，因此，他們能靠武力稱霸天下，卻不能像毛澤東一樣成為人民的精神上帝，更沒能像毛澤東一樣，除了實施極權暴政、剝奪私有財產，在政治和經濟上嚴密操制民眾以外，還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對他們進行長期的思想洗腦和精神控制，使得全民著魔，彼此相鬥，自相殘殺，舉國癲狂。
在教主毛澤東發動的為期十年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宗教狂熱達到高潮。秦始皇「焚書坑儒」，在李斯的鼓動下活埋了幾百個有不同思想的儒生，而毛澤東搞「陽謀」，張弓設網，「引蛇出洞」，一下子整肅了五十多萬膽敢對「黨」提出異議的知識份子。毛澤東欣賞秦始皇、曹操等歷史上的法家人物，引他們為自己的同道，倡導為他們平反、正名，尊法批儒，不過，他自認為個人的「成就」遠遠超越了秦始皇，遑論曹操。
毛澤東就是德國瘋狂哲學家尼採所呼喚的超人和新價值實踐者，「上帝死了」，因此需要超人。毛澤東聲稱自己「無法無天」，其實，他以自己取代了「天」。他是「天」（人民的活上帝），也是「法」（崇尚並實施仇恨鬥爭新價值）。崇拜尼採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們，無疑也是尼採所期待的超人，他們崇尚強權暴力，公然藐視民眾，自視優越，鄙視「劣等」民族，喜好戰爭和屠殺。與他們相比，毛澤東則可謂是超人中的超人。在精神實質和政治實踐上，共產主義超人毛澤東本與上述法西斯超人們並無二致，但是在理論上，由於幸得德國猶太裔思想導師馬克思的啟示，毛澤東和共產黨學會了用美麗的口號掩飾其殘暴本性。「毛主席」和「黨」聲稱代表「人民」，代表「中華民族」，靠槍桿子創立出「新中國」，「解放了」全國人民，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馬克思主義聲稱同情貧困階層，追求社會正義，要建立人人平等、自由、物質豐裕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人間天國。德國民族曾為希特勒癲狂，視其為民族的象徵和希望，但是，德國人似乎還不至於公然把元首希特勒當作了上帝。法西斯失敗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法西斯首領成了臭不可聞的屠夫和反人類的罪人，而剝奪了更多生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超人毛澤東則長久感動著中國，感動著西方左派。
「人民領袖」毛澤東具有強烈的感召力，他是人民心中的「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引發出中國民眾深切的宗教情感，為他所作的聖歌和讚美詩能使人心潮澎湃，豪情滿懷。中國人民「千萬顆紅心在劇烈地跳動，千萬張笑臉迎著紅太陽」；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對中國人民而言，毛澤東就是《聖經·舊約》中的上帝耶和華。人們對他頂禮膜拜、言聽計從。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他的語錄——紅寶書——成了中國人的聖經。他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組織是牢牢控制中國人民一言一行的龐大教會，各級黨政官員則是這個政教合一組織的各級牧師和神職人員。中國人民在他的聖像前早請示、晚匯報、唱頌歌、表忠心。他的喜怒哀樂關係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生死榮辱，他的思想被中共教會組織灌輸到中國每一個人，他的人生觀——鬥爭哲學—— 充滿著中國人的心靈。「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受到他的鼓舞，千百萬紅衛兵小將和「革命」人民為了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絕對權威而奮不顧身。他們一方面為毛皇帝除掉政治隱患，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另一方面互相殘殺，展開宗教戰爭，都認為自己才是毛上帝的嫡系正宗。
希特勒只屠殺猶太人和別的國家的人民，多少毛澤東的子民和信徒人因為他而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因他而飽受磨難，生不如死，卻如《聖經·舊約》中用獨子獻燔祭的虔信者亞伯拉罕，對偉大的毛上帝和他的教會組織——「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無怨無悔痴愛終生。教徒們對毛上帝和黨一方面心懷恐懼，戰戰兢兢，一方面則由於長期接受宗教洗腦而生出了扭曲的受虐心態：他們對毛上帝和黨衷心擁戴、感恩涕零，深信「黨」就是「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離了共產黨，國將不國，生靈塗炭。他們忘了，正是毛上帝和黨教會使得中國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價值顛倒、善惡不分，全社會撒謊成性，造假成風，生活於其中的人們至今沒有基本人權、人格尊嚴和政治自由。
毛澤東不僅使不瞭解他的民眾視之為上帝，甘願為他肝腦塗地；就是那些熟悉他、與他共事多年的戰友和同志們，也大都對他膜拜有加。多年高踞總理之位的周恩來不僅是毛澤東的忠臣，更是毛澤東的信徒。自從在長征途中見證了毛高超的鬥爭絕技和領導藝術，周恩來便對他心悅誠服，相信毛澤東的確是馬克思主義宗教的正宗傳人。此後，在毛上帝發動的歷次政治鬥爭中，周死心塌地，一味逢迎，至死還在感恩敬拜，讚誦著「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申辯他絕沒有叛變過黨，對毛上帝絕無二心。（參見高文謙著《晚年周恩來》）
毛澤東至今仍然主宰和影響著許多中國人的心靈。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精魂——鬥爭哲學和仇恨意識——還在中華大地遊蕩不散。無論是中國共產黨政府還是共產黨控制下的民眾，都習慣於不斷尋找、發現並仇恨「別有用心」的國際、國內「反華勢力」、「顛覆國家份子」、「邪教份子」和「分裂國家份子」，並對他們實施無情鬥爭。左派們仍在懷念毛澤東時代，追思著「偉大的毛主席」治下的社會「清廉」和他所象徵的革命理想主義（宗教情懷）；已步入老境的當年紅衛兵小將們依然難忘那些為「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舵手毛主席」衝鋒陷陣、實施革命暴力的激情歲月。
古今中外皆不乏具有毛澤東人格特質的人，正所謂「時勢造英雄」，現代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其俄國思想追隨者和革命實踐者列寧、史達林等人，以及中國的激進知識份子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合力造勢，給了在人格上神似馬克思的毛澤東以橫空出世的絕好機會。
其實，毛澤東不僅不是神，而是個大逆不道之人。他幼年即憎恨和反抗自己的父親，違背中國傳統文化視為人之「大倫」的孝道；他離經叛道，鄙視中國傳統主流文化儒、釋、道所共同承載的善良道德價值，他大革傳統主流文化的命，徹底摧毀傳統主流文化價值，完成了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更加「偉大」的歷史「功績」；他熟讀史書，精熟於政治權謀。與曹操一樣，他也是「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負我」之人。他對儒家的仁義道德嗤之以鼻，與中國歷史上的反主流文化法家則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致力於樹立傳統反主流文化法家的權威，為主張暴力強權和政治權術的法家翻案，為歷史上的法家代表人物曹操正名，他是專制暴君秦始皇的歷史知音和思想同道。
毛澤東是個唯我獨尊的自我中心主義者。早在他接觸馬克思主義之前，他的人生觀已經定型。在讀鮑爾生《倫理學原理》時，他批注道：
「蓋人有我性，我固萬事萬念之中心也，故人恆以利我為主。」
「吾人惟有對於自己之義務，無對於他人之義務也。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實行之義務，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義務。此義務為吾精神中自然發生者。」
「個人有無上之價值，百般之價值依個人而存，使無個人（或個體）則無宇宙，故謂個人之價值大於宇宙之價值可也。」
在價值觀念上，毛澤東與盧梭、馬克思不謀而合。他厭惡一切束縛和規矩，學生時代的他寫下了這些自述心跡的文字：
「豪傑之士發展其所得於天之本性，伸張其本性中至偉至大之力，因以成其為豪傑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鑠之事，如制裁束縛之類，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動力以排除之。此種之動力，乃至堅至真之實體，為成全其人格之源。」（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
他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的生活（尤其是他大權在握之時）隨心所欲，不是他適應環境，而是要環境適應他，他出行時，天上的航線和地上的鐵路運輸時刻表要根據他的需要進行調整。與馬克思一樣，他性喜造反，十分精闢地總結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在馬克思的暮年，一位美國記者問他，人生的最高法則是什麼，馬克思的回答是：「鬥爭！」毛澤東同樣信奉鬥爭哲學，聲稱自己在與天、地、人的鬥爭中感到「其樂無窮」。
唯我獨尊的人格導致毛澤東內心動盪焦慮，終身遠離和諧安寧。他的內心常被慾望和猜忌所佔據，成了矛盾衝突的戰場。在他的心靈上持續地上演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交響樂，交替循環的亢奮和抑鬱構成了他的生命的主旋律。鬥爭和勝利帶給他巔峰般的興奮和快感，隨之而來的則是跌入谷底的萎靡和失落。他起居無度，喜怒無常，任情縱欲，嚴重失眠。
缺乏理性和遠離善良道德的人生注定與和平幸福無緣。他不是孝順的兒子，不是忠實而有愛心的丈夫，不是盡責的父親。雖然不乏妻子兒女，卻少有天倫之樂。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徹底破壞傳統道德，使父子相仇，夫妻反目，師生相鬥，因為他本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人。他引秦始皇、曹操為同調，他自己也與他們一樣，有才無德，都是為了權力而不擇手段者。
他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至上君王，是中國人民的上帝，億萬人民對他山呼「萬歲」，宣誓要「誓死捍衛」他和他的思想，可是他的內心非常孤獨惶恐，據他的女友孟錦雲回憶，臨終前，毛澤東因為孤獨而失聲痛哭。他缺乏親情、沒有朋友，一切都是政治需要，一切都是權謀和鬥爭，即使在夫妻關係中也不例外。他擔心別人覬覦他的權位，時刻準備發動新的鬥爭以粉碎新的陰謀。出於恐懼，他出遊時往往行蹤不定，這個隨心所欲的人間上帝，時常惶惶如驚弓之鳥。
他的自我中心人格使得他絕不能自我反省與自我改進，不能向內找，一味向外求。他「解放」了中國，卻解放不了自己，戰勝不了自己內心的矛盾、衝突、慾望、猜忌和仇恨。正如明代大儒王陽明所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他不懈地製造矛盾，偵探捕獲外部世界中的「階級鬥爭新動向」，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和殘酷鬥爭，卻從來不能意識到他真正的敵人就在他的內心。他否定了改善人心的傳統道德，不是引導人們通過內心的善良和無私來達到天下大同，而是靠著外在的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靠人為強制剝奪人們的私有財產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大鍋飯來實現「破私立公」。他以大公無私的集體主義精神和共產主義道德來要求子民，自己卻慾望熏心、猜忌擅權、極端自私、言行不一。
毛澤東其實是自己內心世界暴君的奴隸，他終生被自己內心的暴君所囚禁。這個暴君猜忌好斗、剛愎自用、冷酷無情、缺乏仁愛、不講信義，只服從於權力和慾望，使得自由和平與他的生命無緣。他奴役了億萬民眾，是因為他自己就處在奴役之中。他享有的隨心所欲的「自由」是個假象，他既不自由，更不安寧。他推翻了外在的政權，卻對內在的暴君毫無辦法，只能任其宰制。內在的暴君促使他實施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政，千千萬萬的人因為他而飽受蹂躪、被剝奪了生命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
一個具有極大權勢而又不受約束的暴虐不幸的人，造成了無數人的不幸。毛澤東的人生是個徹底的悲劇，他一生在錯誤的方向和道路上奮力搏鬥、勇猛前行，結果卻離真理、和平、自由越來越遠。如果真的靈魂不滅的話，不難想像，給億萬人造成了深重的不幸和痛苦，他的靈魂會經歷怎樣的煎熬才能贖掉他的罪過。
毛澤東幽靈不散，至今仍然被追思和膜拜，這是中國的大不幸。正如自由、民主的德國和義大利絕不應該繼續崇拜法西斯頭子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要建立憲政、自由、人權、民主的中國，必須破除史無前例的暴君毛澤東是「神」的荒謬神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