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6日，我們趁著在巴黎開會的機會趕去看望重病中的林希翎。心想，這大概是最後一次了。林希翎好像也知道，這大概是最後一次了，因為我們來巴黎的機會不多。臨別，林希翎執意要送我們一個十字架項鏈和一個裝有聖母像的聖盒。她知道我們不信教，但她說，這只是紀念，兩件聖物是她最貼身的東西，伴隨過她的歡樂，更伴隨過她的憂傷。
三個小時的相聚，林希翎倒沒有顯出一絲"最後一次"的憂傷。時而侃侃而談，時而笑聲朗朗，把鼻子上的氧氣插管都弄掉了。後來，還有兩個年輕人想加入我們的談話，但插不上嘴。摸不清楚我們在笑什麽。林希翎笑他們："你們不懂，也不知道"。的確，那是一個個"他們不懂也不知道"的年代.....
1957 年，春夏之交，北大，一個裴多菲式的激情與"引蛇出洞"謊言並存的年代。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則以為，那是可以用她學到的法律知識"抱打世間一切不平"的年代了。她剛剛學過司法的"程序正義"。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講中應用"程序正義"來論證的第一案例，就是毛澤東的程序正義違背。她說，無論胡風是否有罪，在舉證和審判之前，毛澤東就著文欽定胡風是歷史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是典型的違反"程序正義"（注意︰反革命分子不只是一頂政治帽子。按當時刑法，"反革命分子"是一種刑事罪犯）。現在，"程序正義"似乎已經是常識了（至少在理論上）。誰還記得，誰是呼喊"程序正義"的第一人？
1985 年，九月，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臺北。應臺灣有關當局邀請，林希翎訪臺演講。林希翎以為邀請者認同，或基本認同她公開發表過的言論。然而，一到臺灣，她就被邀請當局作為又一個"反共義士"樣板來處理。臺灣當局大大錯估了，在林希翎那裡，是沒有雙重標準的。她在臺北演說，反對共產黨的專制獨裁，也反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她認為，對1946-1949國共內戰中的所有（含大陸及臺灣）受難者，蔣中正先生，同他的對手一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她的臺灣演說的主題之一。可以料到，林希翎為此言論很快被臺灣威權當局驅逐出境，儘管她的父親那時還在臺灣。二十四年後的今天，國民黨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和他們的後代，似乎也感覺到了，國民黨對內戰中的受難者，是應"說一聲對不起"了。誰還記得，誰是要求道歉或"說一聲對不起"的第一人？
1999年，春，科索沃戰爭升級，北約開始轟炸南斯拉夫聯盟。北約軍事當局開始宣稱，轟炸只限於南聯盟的軍事基地和軍事設施，以制止南聯盟對科索沃阿族的種族迫害。但很快，北約的轟炸目標擴大到多瑙河大橋等非軍事目標。反戰聲浪立即席捲西歐。林希翎當時已入法國籍。她也加入反戰，超越民族主義。她用最直截了當的方式反戰：命令，真的是命令她的兒子Pascal，辭退在一家大企業的職位。因為，該企業生產北約的軍用物資。這使我們想起，二戰中參與製造第一顆原子彈的一些物理學家，戰後參加反戰，拒絕參加氫彈的製造，致使美國的可投放氫彈，晚於前蘇聯製成。以人權原則替代戰爭中的民族主義，讓我們看到林希翎如何在超越她自己。
話題愈來愈多，範圍愈來愈廣了。為什麽法國共產黨不改名？為什麽法國能成福利社會，而美國不行？你的兒子為什麽取名Pascal，因為愛好數學嗎？什麽是法律的邏輯？林贊成哲學高於科學；我們不贊成，哲學最多隻是科學的一個工具；辯論，2對1，不太公平......
不能再辯了，已是下午5時多，不能不告別了。
回旅館的地鐵坐到Saint Michel站，就遇到罷工。我們只能沿著塞納河南岸向西步行。1995年，我們在這一帶拉丁區住過，是熟地方。但今天愈走愈累，愈走愈慢。可能因為帶著林希翎的聖十字和聖母像，算是帶著林希翎漫步塞納吧。她希望慢點走，她已經不再有機會徜徉塞納了。
我們第一次同林希翎相逢，也是在一條河邊，是盧瓦河邊的Chenonceau城堡。1990年8月，我們在那裡開會，主題是"宇宙和粒子"。會議很專業，也不出名。不知道林希翎是如何打探到我們的行蹤的，8月31日，林希翎從100公里以外的巴黎趕到會場，來找我們。這是我們第一次見到林（見圖）。她匆匆趕來找我們的目的極其簡單，就是告訴我們一句話︰行事要小心，不要輕信，她怕我們受騙。當時，對林希翎來說，我們還不是朋友。為了給兩個陌生人囑咐一句話，她竟能如此真誠地百裡奔走。這就是她的信仰，她愛世人。
圖：1990.8.31林同我們第一次相逢。在法國Chenonceau城堡。
飛過大西洋，回到亞利桑那後，林希翎音容笑貌仍在眼前久久地不散。我們直覺地感到，應當把她的聖十字和聖母像寄回去，因為那是她的生命之所系。最後一次通電話，她說收到了我們寄還的聖十字和聖母像。隨後，她的病就日重一日了；住院，輸血的消息接連而來。果真，她是在等著她的聖十字和聖母，走到了她的旅程的終點。
林希翎所標誌的一個時代過去了，但歷史和她的上帝記住了她。
林希翎，請帶著我們深深的懷念和敬意，無論你在那裡。
2009.9.24, Tuc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