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發云：青春的狂歡與煉獄（圖）

在一個敏感的時期，到一個敏感的地方，由一個敏感的人去講一個敏感的話題，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5月22日，受武漢大學學社聯邀請，去做一個講座。他們希望我講講文革，如何講，由我自己決定，沒有任何限制。看來，這樣一樁數十年來被極力遮掩、篡改，巴不得天下人都忘光但又天天在延續著的陳年舊事，依然在今天的年輕人心中深深地盤踞著，求真的種子，沒有滅絕。

我給了一個題目：《青春的狂歡與煉獄--從另一個角度看文革》。我想從我們這一代人--共和國的同齡人的成長經歷，來講文革發生的必然性。

文革是一場全民族都傾情投入的歷史大戲：宮闈、諸侯、軍地、城鄉、派系、階級、階層。各個利益群體......不同的政治理想和利益訴求--不同階段，不同的角色輪番登場。文革像一頭巨像，我們每個人都只摸到它的某個局部。要把事件本身弄清楚，這是一個非常浩大的工程，需要全國各地、各種派別、各種觀點、各種階級地位、各種不同結局的人都能夠參與。文革是億萬人投入的政治事件，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同時它又提供了巨大的資源，如果我們付出了這樣的代價又不利用這種資源，那就比付出代價本身還要可悲了。

我曾笑說，要講透文革，是要全國的高校里長期開幾門課的--文革學，文革美學，文革語言學，文革經濟學，文革社會學，文革心理學甚至還有文革女性心理學......

在十多年前一家刊物的座談會上，我曾經說過：我們在1978年匆匆忙忙把文革打了個包，束之高閣，包裡面是什麼東西，誰都不要看了，也不要清點，反正我們已經作了結論了。到目前為止，國內的學者或是其他參與者、關心者，對文革研究的自由度還是非常小的，這有種種原因，我認為最大的原因是文革在某種意義上說，它並沒有結束，它在政治上、組織上、意識形態上，及其他種種依賴關係，依然制約著我們對文革的正常表述或思考。現在已有一些官方性質的文革史，如果沒有新的材料去補充，它們以後就會成為正史。在當事人還活著的時候，不進行甄別的話，這些人死後，這些文革史更是白紙黑字，不可改變了。老百姓參加文革的動機極其複雜。右派、胡風分子、大學教授等一些知識份子，這樣一些不在體制中心的人，他們參加文革的動機，在某種程度上與1957年相近，有疏離體制和反體制的情緒在裡面;社會底層也是這樣。這些組織的出現反映了當時各階層自己的政治訴求、經濟訴求。形形色色的社會人群在新體制下的心態和利益及其在文革中的要求和反映，都很有研究價值。

......至今為止，我們對文革的研究依然是在一種強勢語言的解釋下進行，有很多規定好了的解釋你不可能突破。現有的反映文革的文學作品、紀實作品或理論研究著作，都時時可感覺到一種隱匿現象。有一批隱匿者，就是今天依然在台上的一部分官員，他們在文革中的經歷，依然是不可言說的。所以，文革最終的結果，是一大批的隱匿者不知躲到哪裡去了。重新尋找這些文革的隱匿者，讓他們重新承擔自己應當承擔的一部分責任，讓他們發出自己對歷史該發出的思考，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麼直至今日，我們會如此艱難地面對文革這個話題，我們會面對如此多的怪異和弔詭的現象。

不久之後，刊登我上述發言的這家刊物就被停掉了。

有的學者和網友常把二戰後德國對於法西斯運動，二戰暴行的深刻反思與中國對於文革反思進行對比。我說，這是不可比的，二戰結束，希特勒德國戰敗，納粹組織徹底瓦解，納粹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納粹運動終結。具有宗教傳統和理性精神的德國人，痛定思痛，用一種煮骨焚心的勇氣清算著那一段不堪的歷史--直到今天，也沒有結束。我們依然能看到他們在《朗讀者》、《浪潮》一類文學藝術作品中深深地思索著，反省著，他們痛苦又凌厲地追問自己，追問自己的祖國，自己的父母和前輩。而那些在納粹運動中犯有罪行的人，除了被審判懲處的之外，隱匿的、逃亡的，一直到今天也沒有逃脫被追緝的命運......而我們這邊，只是宮廷內部換掉了一批人，方針政策做了一些調整而已。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樣式，文革結束了。但是它的內核依然堅固地存在著，甚至它的組織框架，人員構成，理論基礎，價值體系也依然存在著，有時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當我看到德國總理勃蘭特1970年在波蘭華沙的猶太民族紀念碑前雙腿長跪照片的時候，我曾想過，我們的國家首腦，什麼時候也能為那大半個世紀以來數以千萬計的罹難同胞真誠痛楚地一跪呢?那個時候，才是我們祖國復興的開始。

講座一開始，我就說了，1966年到現在，已經過去了43年，43年，足夠生長出兩代大學生。但是這個話題依然諱莫如深。今天這個晚上我會就我的經歷，我的思考，儘可能坦率地表達，你們也可以儘可能地大膽發問，包括說出不同的看法。

儘管武大和許許多多的高校一樣，二十年來萎縮得厲害，但我的那些年輕的學弟學妹們還是讓我非常意外。對真理真相的渴求，是不可遏制的。講座開始前一個小時，能坐二百多人的教室已經滿了大半，餘下的也用書本書包給佔著了。後來的人，只好坐在走道的台階上或站在後排。原定主講一個半小時，答問對話半小時。同學提問剛開始，紙條(用一句中學生作文的語言)就像雪片一樣飛上講臺，還有許多舉手要求口頭提問的。只得儘可能地簡短回答了。

大家的提問讓我知道了，他們並不像我想的那樣，對那段數十年前的歷史一無所知或只知道教科書教給他們的那一套。他們思考的深刻與獨特，讓我必須坦率地說出我的觀點。對於這樣的青年，任何的含糊其辭或王顧左右而言他都是可恥的。

以至後來有一位男生兀然站起來逕自就說了：我看見這麼多條子，我知道我要不這樣，今天晚上我就沒有發言的機會了。他說，據我瞭解，今天晚上有安全部門的人在這裡，不知道對您會不會有什麼影響?這位好心的小夥子以這種特別的方式在提醒我。我笑笑說，我歡迎他們來聽我的講座。我所說出的一切，都是可以公之於眾的，如果主流媒體願意，也可以發表的。他們到這裡來，是工作的需要。但是作為一個個體的人，我想他們也會有內心的判斷，他們也會在知道了各種信息之後，進行自己的思考。我說我曾經將一些他們感興趣而且要匯報的談話錄好音，讓人帶給他們，讓他們更完整更準確地知道我說了一些什麼。只有公開坦率的對話，才能用理性的方式解決問題。

這個晚上，有兩架攝像機全程錄像，一切都被記錄著。一切都無需掩藏。

然後我繼續回答各種各樣的問題。

9點，是講座原定結束的時間。但是大家依然在提問，在對話。一直持續到10點過了。主持人說，再回答三個問題結束。結束之後，一些同學又圍過來，說著想說的話，要走了，幾個同學借送我那一段路的時間，說著他們的思考、惶惑與追尋。

短短三個多小時，能涉及的話題是極其有限的。但是，我和他們還有很長的時間來繼續探尋與思索。特別是這些二十上下的孩子們，他們還有很多的歲月。

我的結束語是：文革並沒有結束。1976年10月6日晚上，中南海懷仁堂之變，並不是文革的結束，只是數千年來那些如同"玄武門之變"的宮闈故事一樣，先帝駕崩，繼任人之間的一場較量......1978年11月25閉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也不是文革的結束......只要我們的政治體制不發生根本的變革，我們就永遠生活在文革的陰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