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9-10-01 14:15:46作者：楊建利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已經建政60年了。60年大慶又成了中國天字第一號的國事。與去年的奧運一樣，當政者的大party需要在戒嚴或半戒嚴的狀態下進行。這個在任何時期都以人民為敵的政權，內心永遠無法克服失去權力的恐懼。
在當今世界的和平國際環境下，集形式主義之大成的浩大閱兵其實是專制權力對民眾的蠻橫示威。然而，這種示威並不能掩飾專制權力的內在虛弱，而民眾對於整齊劃一的畫面，也不再具有神聖感。宏大的場面與故作莊嚴的強調背後，是一種完全與時代脫節的荒誕，而這種荒誕也正是60年極權政治的一個側影。
任何政權都免不了被人們議論評說。一個政權，假如一方面不經納稅人任何形式的許可毫無節制地揮霍納稅人的錢搞慶典，另一方面卻在防民如盜賊的恐懼中狂歡，那麼它就激起人們更大的興趣去評價去預測。
對任何事物評價都需要參照系，對中共政權評價更加需要有力的分析工具，不然，當政者及其附庸可以用似是而非的道理和語言，混亂視聽，混水摸魚，許多不善思考的人們又會被搞得思維不清，混水摸不著魚。我試著用四個坐標系對中共政權做一個簡要的評價，它們是中國歷史的坐標系，國際發展的坐標系，中共當政自身60 年的坐標系，以及納稅人與政府關係的坐標系。
首先來看第一個坐標系。雖然中共用武力推翻的國民黨政權是威權統治，但是中華民國時期，經濟是私有制的市場經濟，政治上有一定的言論空間，有相當數量的私辦報刊，有魯迅們，有民盟們的存在。
中共暴力革命的勝利，把這些全部消滅了。中共用武力剝奪了所有的私有財產，建立了全權式的名義屬於全民的公有制計畫經濟，用暴力和殘酷的政治鬥爭消滅了所有的私人和社會組織，消滅了所有的魯迅們和民盟們。其中，中國人為此而付出的生命、財產、生活、文化、宗教、環境、道德的代價須罄竹來書，恐罄竹難書。中共前30年階級鬥爭挂帥的統治把中國的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以馬恩為意識形態以列斯毛為具體實踐的統治合法性在人民的長年的飢寒交迫和反覆的政治惶恐中喪失殆盡。於是就有了經濟改革。
改革是中共政權前30年和後30年的分水嶺。中共官方宣傳60年的調子也是以這個為分水嶺定的。那麼，經濟改革到底改了什麼呢或者試圖改什麼呢？簡單地地說，經濟改革改的以及要改的無非就是中共用暴力革命手段建立起來的公有制計畫經濟，從而回覆到民國時期的經濟體制，或曰，復辟資本主義。由於改革是從「公有制」開始的，主導改革的權力又不受限制，中國的經濟遠遠還沒有恢復到正常的市場化狀態，以土地權為核心的私有產權問題成為死結，更不用說政治上的自由狀態遠遠還沒有回覆到「解放前」的水平。而60年來中華民國碩果僅存的臺灣，建立了法治化的資本主義，從威權走向了完全民主。中共的建政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進步還是一個倒退，難道還不清楚嗎？早知今天何必當初呢？套用目前流行的一句話，這不是胡折騰嗎？只不過，面對著中國人為此而付出的慘痛的代價，一句「胡折騰」顯得太輕薄了。
人們常說，中共革命勝利的原因是國民黨政府太腐敗。當年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疑是它失去政權的原因之一，然而與中共目前的腐敗相比，可謂九牛一毛。這裡有一個推理方法可以證明，中國歷代政權的腐敗程度遠遠低於中共政權。你可以容易想見，在冷兵器時代，在百姓可以輕易靠砍樹打鐵武裝起來就可以與官府的武裝進行抗衡的時代，在一個縣府只有幾十個兵丁保衛的時代，百姓能允許他們縣老爺像今天中共的書記、市長、縣長們這樣欺民以呈作威作福腐化敗壞嗎？雖然，那時的老百姓同樣不享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使他們可以制衡官府，但是普遍原始的武裝技術狀態給了百姓赫阻官府惡行的潛在能力。而當今世界武裝技術的狀態讓百姓幾乎喪失了這個潛能，在中國更是如此。（正因為此，在當今時代，民主的制度比以往更加重要和根本，早在1948年英國記者奧威爾就在其政治預言小說《1984》立預言了高科技時代專制的嚴酷性。）換句話說，在中國歷史上，中共政權的統治時期是民眾對官府既無技術制衡也無制度制衡的唯一時期，所以中共政權的殘酷和腐敗程度是歷代政權都無法望其項背的。
中共政權在中國文明發展史上的倒退性和落後性立辨清晰。
除了做縱向比較，我們還可以做橫向比較，這就是用國際發展的坐標系來分析。有人說，中共在中國當政60年，中國有很多發展，「解放前」的中國人「點煤油燈，坐獨輪車」，而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現在中國人不僅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而且有了千里眼萬里耳（電視，電腦、網際網路和手機等）。但是，在過去的60年裡，世界上又有哪些國家沒有經過同樣的物質文明的發展呢？西歐和美日等老牌發達國家就不用說了，較有可比性的，二戰後的共產主義國家沒有相應的發展嗎？這些國家之所以比西方民主國家發展的差的原因不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所認為必須堅持的東西嗎（中國的憲法前言所堅稱的堅持馬列主義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最具有可比性的是臺灣，香港和澳門，他們可以說是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在對一個國家的發展進行評價的時候，一定要分清哪些是自然發展的結果，哪些是某種政治力量的推動的結果或者反結果。我們要避免「一個今年60歲的中國人因為他從一個嬰兒發展成了一個成熟的人而感謝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樣的笑話。我們需要追問這樣的問題：這個60歲的人是不是可以更健康，在成長的過程中是不是可以更加美好和完善。為此，我們必須從中共當政60年自身歷史的坐標系來分析和評價。
從暴力剝奪私有財產到在暴力的保障下的中飽私囊的「私有化」
中共政權把世界歷史上所謂的左和右的錯誤和罪行都犯了，但是在60年的任何一個時刻中共都宣稱自己正確的。錯的時候是正確的，改正錯誤的時候就更加正確而且偉大。翻開60年來的人民日報，前後對照著看，你就可以發現，中共幾乎每一天都在犯著錯誤甚至罪行，但是，每次中共都以改正所謂以前的錯誤或罪行而重新獲得其統治的合法性，但是當政者從來隻字不提造成錯誤的根本原因，似乎犯錯誤的不是他們自己不是共產黨。一次又一次，新的權貴繼承老的權貴的「公司」和「品牌」、「公司」的財產、「公司」的特權以及一切其它好處，但是「公司」所欠的債務一筆勾銷從來不還，受害者被迫放棄追究的權利，甚至還要感謝新的權貴，甚至莫名其妙地還要懷念老權貴，因為他們創立這個偉大的「公司」。這樣的戲碼在過去的60年中一次又一次重演，難怪人們說世界最好的生意就是「中國共產黨」，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就是做中國共產黨的官。
有些人常說，60年我們中國強大了。到底是誰強大了（與世界其他國家比）？是政府還是人民。經濟學家程曉農先生最近根據中國的官方數字算了一筆賬。從 1957年至2007年，扣除通貨膨脹，中國的GDP平均每年增長10%，而佔中國人口85%的農村和城鎮低收入住民的生活消費支出平均每年增長 3.3%，這些人口2007年平均每人每天生活消費1.16元，而2005年的世界銀行為世界貧困人口確定的標準是每天生活消費低於1.25美元。到底是誰強大了？
我們再來看看納稅人和政府的關係的這個坐標系。任何政府都是納稅人供養的為納稅人提供公共品的，由此而來，納稅人與政府的關係是主人與僕人的關係。納稅人天然地擁有規範政府行為的權利，政府有天然地接受這些規範的義務。比如說：政府花錢要經納稅人或納稅人的代表同意而且過程要透明；政府要維持治安、提供司法服務和維護司法公正，政府要提供公共教育，公共衛生，提供和維護公共設施；政府不能侵犯私人領域，不能侵害人權；納稅人有權更換政府，尤其是在政府犯了錯誤或罪行的情況下，等等。任何一個納稅人，只要按照納稅人對政府的合理要求列出一個政府應該做什麼和政府不應該做什麼的單子，比照著60年來的中共政權看看，他馬上就會發現，中共政權60年來，只能算是一個強制集團，或曰強盜當政集團，根本算不上是納稅人的政府。換話說，中共政權和中國納稅人之間的關係是不正常的，是沒有合法性的。
人們在評價中共政權的時候常常犯一個觀念錯誤，認為不管怎麼樣中國人畢竟有那麼個政府，維持了一定的秩序，社會也有一定的發展，聊勝於無嗎。但是，在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地方只能有一個政府，中共政權不允許納稅人做選擇，60年來中共政權使中國人喪失了擁有更好政府的機會。在經濟學裡有一個概念叫做機會成本，舉例講，一棟房子按照市場價可以租出1000元的月租，假如空閑著，表面上看去房子的主人沒有支出什麼，而事實上他付出了每月1000元的機會成本，從經濟賬（不是會計賬）上算，他的損失是1000元。假如這棟房子租出100元的月租，房主就說「有100元的收入，總比沒有強吧」，那麼這個經濟賬就算錯了，因為他其實每月付出了900元的機會成本。我們中國人在過去的60年因為不能選擇新政府，到底付出多少機會成本呢？更何況，60年來我們的「房子」常常不僅毫無「收入」還要「倒貼錢」。我們來看看這60年吧。中共政權在過去的 60年中，施行了中國歷史上對私有財產最殘酷的剝奪，製造了過中國歷史上非戰爭時期最血腥的內亂，製造了中國歷史上非戰爭時期、非自然災害引起的（雖然它一直被稱為「自然災害」）最悲慘的大飢荒，製造了中國歷史上非戰爭時期數量最多的人民非正常死亡，製造了中國歷史上數量最多的冤假錯案並繼續製造著冤獄，製造了中國歷史上對中國文化、歷史文物、自然環境、宗教信仰最野蠻的摧殘，實施了中國歷史上對學生運動最臭名昭著的鎮壓，創造了並繼續擴張著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官僚腐敗。
中共政權60年，已經成為世界歷史上的一個怪胎，致使學者由世界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政府形態而總結出來了分類和定義已經不能很好概括它的性質，任何一個名稱，極權，威權，右翼專制，左翼專制，後極權，等等，蓋在中共政權身上都捉襟見肘。在人們沒有總結出來準確而又被廣泛接受的名稱之前，我們不妨稍費筆墨直接把中共政權描述出來：當今的中共政權是，經濟上掠奪性的，集左、右翼專制的統治技巧於一身的，官僚集團黑社會化的，無意識形態羈絆沒有底線的實用主義但在政治上處於守勢的，實施警察國家控制的一黨專政的政權。
60年來，中共在不同時期的敵人，國內的或國外的，想像的或真實的，不是已經證明當時就是正確的或者是比中共更正確的，就是已經走到或者正在走向歷史正確的一邊。從60年前中共對大多數民眾的成功欺騙，到今天民間對政治的厭惡和冷漠，表明共產極權意識形態的徹底破產，自由、民主、法治、人權觀念已成為越來越強大的觀念潮流。中共政權之下，權力的腐敗侵蝕所有的社會肌體，權力的每一個觸角都在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侵權的直接後果是民眾維權及權利意識的覺醒，而政府對付維權的手段是加強絕對的權力控制，這便構成一個惡性循環，但隨著半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民間社會的覺醒，在惡性循環中形成的超強權力控制並不能達到永保權力的目的，而只會使權力時時刻刻處在神經緊張的疲勞狀態，而專制政權無論多麼強大和實用，它有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那就是它無法收買社會成員的多數，因此，無論用多長時間構筑的超級專制機器，最終都逃避不了被瓦解的命運。
（2009年9月29日）
在當今世界的和平國際環境下，集形式主義之大成的浩大閱兵其實是專制權力對民眾的蠻橫示威。然而，這種示威並不能掩飾專制權力的內在虛弱，而民眾對於整齊劃一的畫面，也不再具有神聖感。宏大的場面與故作莊嚴的強調背後，是一種完全與時代脫節的荒誕，而這種荒誕也正是60年極權政治的一個側影。
任何政權都免不了被人們議論評說。一個政權，假如一方面不經納稅人任何形式的許可毫無節制地揮霍納稅人的錢搞慶典，另一方面卻在防民如盜賊的恐懼中狂歡，那麼它就激起人們更大的興趣去評價去預測。
對任何事物評價都需要參照系，對中共政權評價更加需要有力的分析工具，不然，當政者及其附庸可以用似是而非的道理和語言，混亂視聽，混水摸魚，許多不善思考的人們又會被搞得思維不清，混水摸不著魚。我試著用四個坐標系對中共政權做一個簡要的評價，它們是中國歷史的坐標系，國際發展的坐標系，中共當政自身60 年的坐標系，以及納稅人與政府關係的坐標系。
首先來看第一個坐標系。雖然中共用武力推翻的國民黨政權是威權統治，但是中華民國時期，經濟是私有制的市場經濟，政治上有一定的言論空間，有相當數量的私辦報刊，有魯迅們，有民盟們的存在。
中共暴力革命的勝利，把這些全部消滅了。中共用武力剝奪了所有的私有財產，建立了全權式的名義屬於全民的公有制計畫經濟，用暴力和殘酷的政治鬥爭消滅了所有的私人和社會組織，消滅了所有的魯迅們和民盟們。其中，中國人為此而付出的生命、財產、生活、文化、宗教、環境、道德的代價須罄竹來書，恐罄竹難書。中共前30年階級鬥爭挂帥的統治把中國的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以馬恩為意識形態以列斯毛為具體實踐的統治合法性在人民的長年的飢寒交迫和反覆的政治惶恐中喪失殆盡。於是就有了經濟改革。
改革是中共政權前30年和後30年的分水嶺。中共官方宣傳60年的調子也是以這個為分水嶺定的。那麼，經濟改革到底改了什麼呢或者試圖改什麼呢？簡單地地說，經濟改革改的以及要改的無非就是中共用暴力革命手段建立起來的公有制計畫經濟，從而回覆到民國時期的經濟體制，或曰，復辟資本主義。由於改革是從「公有制」開始的，主導改革的權力又不受限制，中國的經濟遠遠還沒有恢復到正常的市場化狀態，以土地權為核心的私有產權問題成為死結，更不用說政治上的自由狀態遠遠還沒有回覆到「解放前」的水平。而60年來中華民國碩果僅存的臺灣，建立了法治化的資本主義，從威權走向了完全民主。中共的建政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進步還是一個倒退，難道還不清楚嗎？早知今天何必當初呢？套用目前流行的一句話，這不是胡折騰嗎？只不過，面對著中國人為此而付出的慘痛的代價，一句「胡折騰」顯得太輕薄了。
人們常說，中共革命勝利的原因是國民黨政府太腐敗。當年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疑是它失去政權的原因之一，然而與中共目前的腐敗相比，可謂九牛一毛。這裡有一個推理方法可以證明，中國歷代政權的腐敗程度遠遠低於中共政權。你可以容易想見，在冷兵器時代，在百姓可以輕易靠砍樹打鐵武裝起來就可以與官府的武裝進行抗衡的時代，在一個縣府只有幾十個兵丁保衛的時代，百姓能允許他們縣老爺像今天中共的書記、市長、縣長們這樣欺民以呈作威作福腐化敗壞嗎？雖然，那時的老百姓同樣不享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使他們可以制衡官府，但是普遍原始的武裝技術狀態給了百姓赫阻官府惡行的潛在能力。而當今世界武裝技術的狀態讓百姓幾乎喪失了這個潛能，在中國更是如此。（正因為此，在當今時代，民主的制度比以往更加重要和根本，早在1948年英國記者奧威爾就在其政治預言小說《1984》立預言了高科技時代專制的嚴酷性。）換句話說，在中國歷史上，中共政權的統治時期是民眾對官府既無技術制衡也無制度制衡的唯一時期，所以中共政權的殘酷和腐敗程度是歷代政權都無法望其項背的。
中共政權在中國文明發展史上的倒退性和落後性立辨清晰。
除了做縱向比較，我們還可以做橫向比較，這就是用國際發展的坐標系來分析。有人說，中共在中國當政60年，中國有很多發展，「解放前」的中國人「點煤油燈，坐獨輪車」，而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現在中國人不僅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而且有了千里眼萬里耳（電視，電腦、網際網路和手機等）。但是，在過去的60年裡，世界上又有哪些國家沒有經過同樣的物質文明的發展呢？西歐和美日等老牌發達國家就不用說了，較有可比性的，二戰後的共產主義國家沒有相應的發展嗎？這些國家之所以比西方民主國家發展的差的原因不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所認為必須堅持的東西嗎（中國的憲法前言所堅稱的堅持馬列主義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最具有可比性的是臺灣，香港和澳門，他們可以說是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在對一個國家的發展進行評價的時候，一定要分清哪些是自然發展的結果，哪些是某種政治力量的推動的結果或者反結果。我們要避免「一個今年60歲的中國人因為他從一個嬰兒發展成了一個成熟的人而感謝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樣的笑話。我們需要追問這樣的問題：這個60歲的人是不是可以更健康，在成長的過程中是不是可以更加美好和完善。為此，我們必須從中共當政60年自身歷史的坐標系來分析和評價。
從暴力剝奪私有財產到在暴力的保障下的中飽私囊的「私有化」
中共政權把世界歷史上所謂的左和右的錯誤和罪行都犯了，但是在60年的任何一個時刻中共都宣稱自己正確的。錯的時候是正確的，改正錯誤的時候就更加正確而且偉大。翻開60年來的人民日報，前後對照著看，你就可以發現，中共幾乎每一天都在犯著錯誤甚至罪行，但是，每次中共都以改正所謂以前的錯誤或罪行而重新獲得其統治的合法性，但是當政者從來隻字不提造成錯誤的根本原因，似乎犯錯誤的不是他們自己不是共產黨。一次又一次，新的權貴繼承老的權貴的「公司」和「品牌」、「公司」的財產、「公司」的特權以及一切其它好處，但是「公司」所欠的債務一筆勾銷從來不還，受害者被迫放棄追究的權利，甚至還要感謝新的權貴，甚至莫名其妙地還要懷念老權貴，因為他們創立這個偉大的「公司」。這樣的戲碼在過去的60年中一次又一次重演，難怪人們說世界最好的生意就是「中國共產黨」，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就是做中國共產黨的官。
有些人常說，60年我們中國強大了。到底是誰強大了（與世界其他國家比）？是政府還是人民。經濟學家程曉農先生最近根據中國的官方數字算了一筆賬。從 1957年至2007年，扣除通貨膨脹，中國的GDP平均每年增長10%，而佔中國人口85%的農村和城鎮低收入住民的生活消費支出平均每年增長 3.3%，這些人口2007年平均每人每天生活消費1.16元，而2005年的世界銀行為世界貧困人口確定的標準是每天生活消費低於1.25美元。到底是誰強大了？
我們再來看看納稅人和政府的關係的這個坐標系。任何政府都是納稅人供養的為納稅人提供公共品的，由此而來，納稅人與政府的關係是主人與僕人的關係。納稅人天然地擁有規範政府行為的權利，政府有天然地接受這些規範的義務。比如說：政府花錢要經納稅人或納稅人的代表同意而且過程要透明；政府要維持治安、提供司法服務和維護司法公正，政府要提供公共教育，公共衛生，提供和維護公共設施；政府不能侵犯私人領域，不能侵害人權；納稅人有權更換政府，尤其是在政府犯了錯誤或罪行的情況下，等等。任何一個納稅人，只要按照納稅人對政府的合理要求列出一個政府應該做什麼和政府不應該做什麼的單子，比照著60年來的中共政權看看，他馬上就會發現，中共政權60年來，只能算是一個強制集團，或曰強盜當政集團，根本算不上是納稅人的政府。換話說，中共政權和中國納稅人之間的關係是不正常的，是沒有合法性的。
人們在評價中共政權的時候常常犯一個觀念錯誤，認為不管怎麼樣中國人畢竟有那麼個政府，維持了一定的秩序，社會也有一定的發展，聊勝於無嗎。但是，在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地方只能有一個政府，中共政權不允許納稅人做選擇，60年來中共政權使中國人喪失了擁有更好政府的機會。在經濟學裡有一個概念叫做機會成本，舉例講，一棟房子按照市場價可以租出1000元的月租，假如空閑著，表面上看去房子的主人沒有支出什麼，而事實上他付出了每月1000元的機會成本，從經濟賬（不是會計賬）上算，他的損失是1000元。假如這棟房子租出100元的月租，房主就說「有100元的收入，總比沒有強吧」，那麼這個經濟賬就算錯了，因為他其實每月付出了900元的機會成本。我們中國人在過去的60年因為不能選擇新政府，到底付出多少機會成本呢？更何況，60年來我們的「房子」常常不僅毫無「收入」還要「倒貼錢」。我們來看看這60年吧。中共政權在過去的 60年中，施行了中國歷史上對私有財產最殘酷的剝奪，製造了過中國歷史上非戰爭時期最血腥的內亂，製造了中國歷史上非戰爭時期、非自然災害引起的（雖然它一直被稱為「自然災害」）最悲慘的大飢荒，製造了中國歷史上非戰爭時期數量最多的人民非正常死亡，製造了中國歷史上數量最多的冤假錯案並繼續製造著冤獄，製造了中國歷史上對中國文化、歷史文物、自然環境、宗教信仰最野蠻的摧殘，實施了中國歷史上對學生運動最臭名昭著的鎮壓，創造了並繼續擴張著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官僚腐敗。
中共政權60年，已經成為世界歷史上的一個怪胎，致使學者由世界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政府形態而總結出來了分類和定義已經不能很好概括它的性質，任何一個名稱，極權，威權，右翼專制，左翼專制，後極權，等等，蓋在中共政權身上都捉襟見肘。在人們沒有總結出來準確而又被廣泛接受的名稱之前，我們不妨稍費筆墨直接把中共政權描述出來：當今的中共政權是，經濟上掠奪性的，集左、右翼專制的統治技巧於一身的，官僚集團黑社會化的，無意識形態羈絆沒有底線的實用主義但在政治上處於守勢的，實施警察國家控制的一黨專政的政權。
60年來，中共在不同時期的敵人，國內的或國外的，想像的或真實的，不是已經證明當時就是正確的或者是比中共更正確的，就是已經走到或者正在走向歷史正確的一邊。從60年前中共對大多數民眾的成功欺騙，到今天民間對政治的厭惡和冷漠，表明共產極權意識形態的徹底破產，自由、民主、法治、人權觀念已成為越來越強大的觀念潮流。中共政權之下，權力的腐敗侵蝕所有的社會肌體，權力的每一個觸角都在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侵權的直接後果是民眾維權及權利意識的覺醒，而政府對付維權的手段是加強絕對的權力控制，這便構成一個惡性循環，但隨著半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民間社會的覺醒，在惡性循環中形成的超強權力控制並不能達到永保權力的目的，而只會使權力時時刻刻處在神經緊張的疲勞狀態，而專制政權無論多麼強大和實用，它有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那就是它無法收買社會成員的多數，因此，無論用多長時間構筑的超級專制機器，最終都逃避不了被瓦解的命運。
（2009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