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琨早就是公認的光纖之父，獲得諾貝爾獎是實至名歸。對於絕大多數並不從事科學研究的人來說，高琨的得獎有科學之外的另一種意義。那就是：高琨得獎又一次說明瞭1949年大陸易幟時，作出一個正確的選擇有多麼重要。
到目前為止，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華裔共有八人，其中楊振寧，李政道，崔琦和此次得獎的高琨四人生於中國大陸。他們的出生年份在1926年到1939年之間，如果他們在大陸成長、工作，從土改、鎮反到反右到三年大飢荒一直到文革，不要說安心做研究，連能否在那種環境中生存下來都要打一個問號。
四人之中，楊振寧和李政道1949年前就到美國讀書，拿到學位後，便留在了美國。後來錢學森，華羅庚等人號召留學生回國為共產黨做貢獻時，他們堅定地選擇了留在美國。即使是七十年代毛澤東在中國最高規格的接見，也沒有讓他們萌生回到大陸的想法。一直到近年來大陸以廉價勞動力給國家換來財富之後，他們才開始回國定居。楊振寧曾非常坦誠地說過，他的成功是因為在每個關鍵時刻，都做了最佳的選擇。至於李政道，他自己以及在大陸和臺灣家人的命運同樣說明瞭當年他的選擇是多麼地正確。這裡我們不討論一個人自己的選擇會對社會帶來的影響是好是壞，我們只從個人角度看人們的選擇對自己人生的影響。
崔琦是一個相當特殊的例子。他不但出生在大陸，而且一直到1958年才去了香港，然後從香港到美國。雖然有時回中國，卻好像沒有回國定居的想法。崔琦父母都是大字不識的農民，但是他們省吃儉用，將崔琦送出去讀書，雖然自己在因為共產主義實驗造成的三年大飢荒中餓死，卻成就了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從崔琦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他父母這樣的中國普通百姓是多麼地偉大，也可以看到草菅人命的當權者是多麼地卑鄙。最令人感動是當楊瀾採訪崔琦時問到："你12歲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讀書，結果會怎麼樣？"崔琦回答說："如果我不出來，三年困難時期我的父母就不會死。"崔琦當場在鏡頭前流下了眼淚。在餓死兩、三千萬百姓的當權者眼中，兩個不識字農民的死只是可以忽略的統計數字，但在崔琦的心裏，父母被餓死卻是諾貝爾獎也換不回來的永遠的痛。
高琨1933年在上海出生。1949年大陸易幟時，高琨父母選擇了逃離大陸，到了香港。高琨從香港到英國，然後再回到香港。在他做出得獎研究的時候，正是大陸的政治迫害一步一步從政治和經濟領域向社會全方位肆無忌憚地延伸之時。毫無疑問，高琨的父母在1949年作出了人生中最正確的選擇。
數學沒有諾貝爾獎，但我們同樣可以看到1949年時作出正確選擇的重要性。數學中最有名的獎是專門獎給四十歲以下數學家的菲爾茲獎。到目前為止，有兩個華裔數學家得過菲爾茲獎。在大陸出生的只有丘成桐一個。丘成桐1949年4月在廣東汕頭出生，但父母沒有投入"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卻舉家去了資本主義的香港。也正是他父母的這一選擇，才使得國際數學界有了這樣一位改變數學面貌的天才數學家。如果當年他父母一念之差留在了大陸，1949年出生的丘成桐正好是老三屆中的一員，要上大學得等到近三十歲。即使他是天才型的人物，即使在農村或工廠勞動期間每天埋頭看書做研究，要在數學這種必須從年輕時就開始全力以赴慢慢積累的領域中取得好成就是不太可能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週年了，當我們看到媒體鋪天蓋地為六十年的"偉大成就"歡呼時，回過頭來看看普通人的選擇也許更有意義。
謹以此文紀念過去六十年中幾千萬甚至上億沒有尊嚴地死去的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