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四庫七閣史話
乾隆修"四庫"，世所共知。其起因卻眾說紛紜：或雲是沿襲了宋太宗編《太平御覽》等"四大書"、明成祖編《永樂大典》、本朝康熙年間編《古今圖書集成》 等鴻書巨帙的做法，以編輯這樣一部更加偉大的巨著來標榜他的太平盛世、政通人和；或雲是要通過編纂過程中的征書、禁書、毀書和編書等一系列做法，來清除各 種漢族士人反對滿清異族統治的思想和典籍，即鉗制思想，消滅異己，也就是後世所謂的"寓禁於征"；或雲是順應學術潮流，提倡漢學的校勘、輯佚、訓詁等研 究，稽古右文，以渲染文治修明的景象，等等。這些說法都是後人在分析論證編纂《四庫全書》所起到的實際效果時總結出的，恐怕也的確都是乾隆皇帝的動機所 在。
無論如何，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開 始征書，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庫館開館，到乾隆四十六年（1782）二月第一份《四庫全書》抄成，這次由朝廷倡導的規模空前的修書活動，在中國歷史 上是絕無僅有的。《全書》廣泛網羅和蒐集了從上古流傳至清初的所有著作，用"經"、"史"、"子"、"集"四大部分類，共收書3，461種，總計 79，337卷，約97，700萬字。它不僅全面總結和系統整理了三千年來中國封建文化的學術成果，保留了豐富的典籍，而且任職於"四庫全書館"的官員學 者，多是當時學術界名流，他們傾十年心血而成的《四庫全書》，無疑也是對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大貢獻。
中國自古便有重視書籍保藏的傳統，上至天璜貴冑，下至平民百姓，對藏書大多珍愛有加，只要條件允許便精心營造專門建築以庋藏圖籍。早在乾隆三十九年 （1774）六月，《四庫全書》尚在編纂之中，乾隆皇帝就想到了如何使編成之書"以垂久遠"的問題。他知道"藏書之家頗多，而必以浙之範氏天一閣為巨 擘"，並聽說范家的藏書樓"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便特諭當時的杭州織造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如何，是否 專用磚石，不用木植；並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燙具准樣，開明丈尺呈覽"。寅著親赴杭州，很快就將天一閣的構造、建制等情況一一查明，迅速稟告朝廷。 乾隆皇帝見天一閣"間數及樑柱寬長尺寸皆有精義，蓋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下令"爰依《永樂大典》之例，概行抄錄正本，備天祿之儲"，同時仿照 天一閣的規制，興建藏書之所。
首先修建的是所謂"內廷四閣"，分別選在紫禁城內、御苑圓明園、承德的避暑山莊和興王之地─盛京的故宮內，這些都是清朝皇帝經常駕臨的所在。四閣由乾隆 精心命名，稱"文淵"、"文源"、"文津"、"文溯"。乾隆皇帝以為，"文之時義大矣哉！以經世，以載道，以立言，以牖民，自開闢以至於今，所謂天之未喪 斯文也。以水喻之，則經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經而生。故吾於貯四庫之書，首重者經，而以水喻 文，願溯其源。且數典天一之閣，亦庶幾不大相逕庭也夫。" 這既表明瞭乾隆帝推崇儒家經典的宗旨，也借若"淵"、"源"、"津"、"溯"等字，從水而立義，仿效範氏天一閣的"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閣書永存。乾隆 皇帝還為每個閣都親撰記文，勒於碑上，立在閣前。
文淵閣於乾隆三十九年十月開始修建，乾隆四十一年（1776）告成。地點選在紫禁城東南的文華殿之後，原明代聖濟殿舊址。文華殿本就是皇帝歲時經筵講學必臨之地，貯入《四庫全書》以後，更成為清帝"枕經葄史，鏡已牖民" 的所在。閣內懸有乾隆御書"匯流澄鑒"四字匾。
文津閣於乾隆三十九年秋動工，次年夏建成，這是內廷四閣中第一座建成之閣。位於山莊西北隅，千尺雪景區之北。乾隆帝對在此建閣貯書極為得意，認為"山莊 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則閭閻日富，禮樂日興，益茲文津之閣，貯以四庫之書，地靈境勝，較之司馬遷所云名山之藏，豈啻霄壤之分也哉？" 加之每年帝王諸臣、各族首領和外國使節都雲集山莊，將皇家藏書樓建在此地，更可以標榜天朝的文治武功。
文源閣是乾隆三十九年在圓明園內原有建築四達亭的基礎上略為增葺，於次年繼文津閣之後告成的。位置在全園的西北，南接水木明瑟，西臨柳浪聞鶯。閣額及閣內"汲古觀瀾"匾皆乾隆御書。文源閣落成後，乾隆皇帝每年駐蹕圓明園，幾乎都要來此修憩觀書，吟詠題詩。
文溯閣在四閣中建成最晚，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始建成。閣在瀋陽故宮之西,一如其它三閣規制。乾隆帝曾說："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詩所謂溯澗求本之義",體現了乾隆皇帝不忘祖宗創業艱難，為後世子孫示守文之模的深意。
乾隆四十六年年底（1782）第一份《四庫全書》抄成，首先庋置於大內文淵閣，此後又陸續抄成了其它三份，順次送藏文溯閣、文源閣和文津閣。北四閣全 書尚在抄寫裝潢期間，鑒於江浙一帶素稱"文獻之邦"，自"趙宋以來，成名山之業者，紛紛稱盛"，乾隆又做出了一重大決定，他在四十七年（1782）頒布的 上諭中說道："因思江浙為人文淵藪，允宜廣佈流傳，以光文治。現特發內帑銀兩，雇覓書手，再行繕寫全書三份，分貯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 閣，杭州聖因寺擬改建文瀾一閣，以昭美備。"這就是所謂的"江南三閣"或簡稱"南三閣"的由來。
文宗閣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率先建成。康熙和乾隆南巡時，常駐蹕在形勢險要的鎮揚，因此鎮江的金山上、揚州城外的天寧寺內都建有宏麗的行宮，文宗 閣就建在金山行宮之左，江天寺（即金山寺）之南。閣名"文宗"，乾隆有詩為釋："四庫全書抄四部，八年未蕆費功勤，集成拔萃石渠者，頒貯思公天下興。古今 英華率全薈，江山秀麗與平分。百川於此朝宗海，是地誠應庋此文。"相傳鎮江的金山是百川朝海之處，故有此名。閣內懸有乾隆親書"文宗閣"和"江山永秀"兩 塊匾額。
文匯閣略晚於文宗閣，於 乾隆四十五年（1780）建成。天寧寺位於揚州北門外，文匯閣在天寧寺行宮的御花園內，園內正殿名為大觀堂。閣名"文匯"，乾隆亦有詩說明："萬卷圖書集 成部，頒來高閣貯凌雲，會心妙趣生清暇，扑鼻古香欲淨芸。身體力行愧何有，還浮反樸念常勤，煙花三月揚州路，莫謂無資此匯文。"閣內也懸有乾隆親書的"文 匯閣"和"東壁流輝"兩塊匾額。
文瀾閣位於西湖之 濱，背山軒立，它是將杭州聖因寺後的玉蘭堂改建而成的，建成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改建的各項工費均由浙江商人捐辦。據時人記載："閣在孤山之陽 （南麓），左為白堤，右為西泠橋，地勢高敞，攬西湖全勝。外為垂花門，門內為大廳，廳後為大池，池中一峰獨聳，名‘仙人峰'。東為御碑亭，西為遊廊，中為 文瀾閣。"
七閣內的《四庫全書》均用浙江上等開化紙繕寫，每份抄得三萬六千冊。書冊封皮採用"經、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的裝潢辦法，所謂"經 誠元矣標以青，史則亨哉赤之類，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 味 其大意，即用象徵四季的顏色來標明書的類別：經書居群籍之首，猶如新春伊始，當標以綠色；史部著述浩博，如火之熾，應用紅色；子部採擷百家之學，如同秋 收，應著以淺色為宜；集部詩文薈萃，好似冬藏，適用深色。現存七閣之書基本上遵循了乾隆皇帝的想法，絹面分別為經部葵綠色、史部紅色、子部藍色、集部灰黑 色。以色分部，一目瞭然。只是南三閣全書與北四閣全書稍有差別，經、史兩部不變，而子部為玉色，集部為藕合色，仍未離取法春夏秋冬四季的初衷。
裝幀上為軟絹包背裝，束之綢帶，並以楠木為匣，既精緻美觀，還能防潮防蛀。江南三閣之書的開本比北四閣略小，而且許多文獻記載南三閣的抄工比較草率，缺 卷、缺葉情況較多，這恐怕就是不能善始善終之故了。各閣全書上還分別鈐印以示區別；文淵閣全書每冊首頁鈐"文淵閣寶"，末頁鈐"乾隆御覽之寶"；文源閣全 書首頁鈐"文源閣寶"和"古稀天子"，末頁鈐"圓明園寶"和"信天主人"；文津閣全書首頁鈐"文津閣寶"，末頁鈐"避暑山莊"和"太上皇帝之寶"；文溯閣 全書首頁鈐"文溯閣寶"，末頁鈐"乾隆御覽之寶"；江南三閣全書，均為首頁鈐"古稀天子之寶"，末頁鈐"乾隆御覽之寶"。朱色晶瑩，又為全書增色不少。
從乾隆三十八年二月開館，至五十二年四月續繕三份全書告成，在長達十四年的時間裏，清朝政府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終於基本完成了七份《四庫全書》的纂修 和繕校工作。參加編修、謄寫的多達4，000餘人，抄成的七份總共20餘萬冊，是名副其實的"文化總匯"、"典籍淵藪"。四庫七閣的建立不僅豐富了清王朝 的國家藏書，也為當時和後世留下了許多話題供人評說。
2. 藏書建築史佳話
中國古代藏書建築保存至今的為數不多，其中以明代的天一閣和清代四庫七閣中倖存的四座最為著名。儘管四庫七閣是乾隆皇帝頒詔以範氏天一閣為樣榜建立的， 實際在設計思想、內部構造、與環境的協調統一等方面，四庫七閣較天一閣更加完善與合理，可以說它代表了中國古代藏書建築的最高水平。
四庫七閣的建造者對天一閣最忠誠的繼承是"以水克火"的設計思想。範欽看到自己的密友書法家豐坊家中的萬卷樓失火，上萬卷的珍本秘籍頓時化作灰燼，極為 驚痛，遂採用漢代學者鄭玄註解《易經》中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說法，以"天一"為自己藏書樓命名，同時在設計建造這座天一閣時無處不體現其"以水克 火"的思想。範欽曾經做過明嘉靖朝的工部員外郎，對建築業有過直接接觸，因此對天一閣的建造考慮得很是周詳。天一閣上下兩層，面闊六間，暗合"地六成之" 之說；閣前有池，引月湖之水，可用作滅火急需；此外還綜合考慮了通風、防蠹、防潮等問題。天一閣落成（1561-1566）後數百年巋然不廢，這在中國藏 書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人們對它熱情傳誦，對它的防火功能更是百般猜測，當然其中也不乏無稽之談：有人云：四明範氏天一閣，藏藏書架間多庋秘戲春冊以避火也，予謂春冊乃誨淫之具，雖是名筆，豈可收藏？況與古人書籍同列，更滋褻瀆。避火之說，本自何書？範氏貽謀不若是其謬，當是傳聞之誤。縱或信然，亦不足法。家大人聞之曰："爾之言是也。惟聞天一閣北方多隙地，壘石為坎卦，取生水之義，此實有至理，異日予家‘津逮樓'，宜北向，即於壁間以磚作坎卦六像，其謹識之。"
這裡的"家大人"是指金陵藏書家甘福（1768-1834），清道光二十年（1832）他曾建造了一座上下三楹的的藏書樓，就是這段舊聞中的"津逮樓"，可惜只傳世三十年，就和文宗閣、文匯閣一樣，毀於太平天國攻打南京的戰火中了。
由於乾隆皇帝的親自過問，七閣的設計者對天一閣的建築思想精髓格外用心領會，並結合自己的藏書實際融匯貫通。建築之前，設計者首先對藏書數量和建築面積 的對應關係進行了周詳的考慮。《四庫全書》每部分裝36，000餘冊，納為6，144函，加上《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總 目》、《四庫全書考證》等 書，總共多至6，700餘函，比天一閣藏書多出一倍以上。因此設計者沿襲了天一閣正宇上下六楹、各通為一間，暗合六之成數的作法，而對內部結構予以很大改 進，採取了明兩層暗三層的"偷工造"法，即外觀重檐兩層，實際上卻利用上、下樓板之間通常被浪費的腰部空間暗中多造了一個夾層，全閣上、中、下三層都能用 來貯藏書籍。具體安排為：下層中間為一廣廳，高貫兩層，除閱覽外，儲藏《總目》、《考證》和《古今圖書集成》，左右稍間儲藏《四庫全書》的經部20架；中 間一層儲藏史部33架；上層儲藏子部22架和集部28架。這樣既充分利用空間，又節省工料，體現了清代宮廷建築師們在工程設計和建造藝術上的深厚造詣和高 超技巧。
七閣對"水"的強調比天一閣更為突出。它繼承了天一閣前有曲池，旁有假山的作法，借山水蔥鬱之氣庇護閣書永存。現存文淵、文津、文溯、文瀾四閣以及文 源閣遺址或閣前，或閣後，或閣旁，無一不是以太湖石、雲片石疊堆出綿延起伏的假山，除文淵閣是引內金水河之水，上架一三梁石橋外，其它均是鑿挖曲池，並放 養金魚於其中，據說大可盈尺。文源閣的池前還豎有一巨大太湖石，名"石玲峰"。高出水面三丈餘，玲瓏剔透，環孔眾多，正視之，則石如烏雲翻捲；手叩之，音 色如銅。石寬盈丈，四周俱鐫有名臣詩賦，是當年圓明園中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一塊太湖石，與頤和園樂壽堂前的"青芝岫"齊名。
外觀上七閣均為水磨絲縫磚牆，清宮慣例的朱紅牆色因其火氣十足而被易為較沉靜無華的灰色，廊柱和窗檻等為綠色。文淵閣還易天一閣的硬山式屋頂為頗具宮廷 味的"歇山頂"。屋頂上覆黑琉璃瓦，檐頭鑲以綠琉璃瓦邊，即所謂的"綠剪邊"。油漆彩畫也一改皇宮中金龍和璽的富貴堂皇，而代以清新的蘇畫，為了顯示建築 功能，特地繪以河馬負書和翰墨卷帙畫面，並以波濤流雲為點綴，色調清雅。北四閣地處皇家宮禁園囿中，在一片金碧輝煌中卓然不群，獨擅樸素之美；南三閣更是 與傳統的江南園林和諧一致，達到了宮廷建築與民間建築的高度統一。
注重防火的同時，尚要防止潮氣侵入。據記載，七閣閣體的山牆厚達三尺四寸，內牆四周還安裝了護牆板一層。蟲蛀也是書籍的大敵，為此，七閣之書首先是以珍 貴的楠木或樟木製作函套及夾板，其次為免生蟲蟻，七閣周圍不植樹木，隙地僅種青竹若干，逕可盈寸，高三丈餘，幽靜雅緻。稍特殊的是文淵、文溯兩閣，因深居 宮禁，不宜種竹，只種上不多的幾株蒼松，尤顯靜穆拙樸。
藏書樓不僅貯書，還要供人在樓內閱覽，因此採光、通風問題也被七閣設計者充分考慮到。七閣正面均設有遊廊，並裝欄杆一列，閣內閱覽一般是在一層大廳，為 保證光線能盡量多地射入這裡，楹窗後退至金柱之間，加上外欄低矮，比較其它大多數清宮建築內的昏暗陰森，七閣內可算明亮宜人了；儲書的書架和博古櫥、碧紗 櫥等，被按照需要排放在空曠的大廳內，又使得格局靈動自由，富於變化。
清王朝對這部"浩如煙海，委若邱山"的巨書的貯藏可謂是極為審慎的，對七座藏書樓的設計也頗具匠心。儘管四庫七閣是以天一閣為藍圖，原則上與天一閣無 異，然而上至大木結構，下逮彩畫雕飾無不易為官式做法。致使二者之間，孰創孰因，幾難辨別。七閣外觀古樸典雅，蘊含深意，內中遍藏宏富卷帙，寧靜肅穆，不 愧是現存中國古代藏書樓的典範之作。
3. 四庫七閣後話
七份《四庫全書》抄畢送藏七閣後，伴隨"康雍乾盛世"的餘光，確也度過了半個多世紀寧靜祥和的時光。但是好景不長，嘉慶、道光以後，清朝統治日漸衰微， 國家多故，內憂外患，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戰火紛紜，動盪不堪的時期；清朝滅亡後，軍閥割據，日本侵華，依舊是戰亂頻仍。在這一百餘年風風雨雨中，中國七座 規模最大、氣勢最恢弘的藏書樓與其中的七部《四庫全書》，飽經戰火的摧殘，厄運接連不斷，與整個國家一起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
首當其衝的是江南三閣。先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鴉片戰爭中，英國兵艦攻陷鎮江，城內英兵、清兵、土匪橫行無阻，到處殺人放火，混亂中文宗閣的 藏書損失了一部分。隔了僅十年，南三閣便遭到了真正的滅頂之災。道光末年，太平天國起義爆發，為古老疲憊的中華大地帶來最後一次強勁的農民戰爭風暴。太平 天國講求自己獨特的宗教信仰，頒行自己的"天歷"，為表示與封建文化的決絕，徹底反對儒家思想，他們視孔子為"邪神"，儒家經典為"妖書"，所到之處必搗 毀孔廟，焚燬典籍，並嚴禁買賣藏讀儒家書籍，很多傳統文化典籍便毀於這場農民起義的戰火之中。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林鳳祥、羅大綱、李開芳等攻打 鎮江，2月22日，由瓜州挺進金山，使得金山一片火海，金山寺僧眾早已將佛藏移至五峰下院，文宗閣及《四庫全書》無暇顧及，只得聽任火燒，閣與全書遂全部 焚燬。太平軍佔領鎮江後，隨即渡江，進克揚州，致使揚州城內外也發生大火，文匯閣及所藏《四庫全書》也被付之一炬。這之前，揚州紳士曾呈請揚州轉運史籌措 經費，將全書挪藏在深山裡，以避戰亂，卻遭到拒絕。大火燒起時，閣上扃鑰完固，人無法進入，竟是一冊都未能搶出。關於文匯閣被毀歷史，一般認為是楊秀清率 領的太平軍所至，但據《咸同廣陵史稿》記述"其實皆大兵之所放也，欲掠重財......以觀猥賊埋伏之有無,即以快趁火打劫之心。"故毀於何人之手，尚無定論。
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後，有人認為這兩閣的藏書或許並未全部焚掉，有些借出未歸與撿拾自焚余的遺文佚冊會散落民間，甚至可能有百一之存。特別是聽到杭州丁氏 兄弟蒐集到大量文瀾閣散出的《四庫全書》的消息後，更加受到鼓舞。其中最著名的訪尋者便是學者莫友芝，他曾於同治四年（1865）專程至鎮揚諸地，悉心詢 問兩閣全書的下落，卻毫無所獲，空手而回。
咸豐十 一年（1861），杭州城為太平軍攻陷，文瀾閣管理者自逃性命，閣雖存而棟宇半圮，屋頂被毀，閣書星散。杭州鄉紳、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的"八千卷樓"主人 丁申、丁丙兄弟避難至此，偶於市中發現用來包裹東西的字紙，竟全是《四庫全書》的書頁，立即隨手撿拾，便得數十大冊。此時正值其父去世不久，借為其父修墓 的機會，丁氏兄弟請了幾個膽大之人，乘月夜潛入孤山上的文瀾閣，將殘留下的一萬餘卷全書捆紮起來，運出城外。在丁氏兄弟和杭州當地人士的努力蒐集下，劫後 餘生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竟也有八千餘冊保存下來，暫時存放在杭州府學尊經閣內。
光緒六年（1880），浙江巡撫譚鐘麟動用巨額絲織款項重建了文瀾閣，閣仍舊制，並遷回了尊經閣內的《四庫全書》。同時丁氏兄弟開始主持補抄全書的工 作，他們盡出家藏，並廣泛採用當地其他藏家藏書，不僅補抄入《四庫全書》原有之書，還補足了全書中有些書籍的闕佚部分，為此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在文獻價 值方面比其它倖存三閣之書更有獨到之處，丁氏兄弟也因他們的義舉而倍受時人和後人的讚揚。辛亥革命以後，浙江省立圖書館建成，文瀾閣因地處孤山腳下，靠山 臨水，濕度較大，故將全書遷入省館西側的紅樓保藏。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開始，國難當頭，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安危格外牽動人心，在館長陳訓慈的奔走 呼籲下，7月底全書開始大規模動遷。這一去，直到1946年7月返杭，在外整整顛沛流離了九年，輾轉浙、閩、贛、湘、黔、川，橫穿南方六省，來回行程逾萬 裡，這在世界圖書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壯舉。1949年以後，由於紅樓年久失修，大梁腐朽，已無法再承擔保藏國寶的重任，政府將位於孤山之巔的青白山居撥作 專貯文瀾閣本《四庫全書》之所。此後雖然1969年至1976年由於中蘇珍寶島事件，這部《四庫全書》又被遷至浙江麗水地區的戰備書庫達七年之久，畢竟再 無散失，安全無虞地保存到現在。光緒年間重建的文瀾閣較原建之閣更加描金畫銀，氣宇不凡，現如今已被圈在浙江省博物館內，作為一個海內外知名的旅遊景點向 公眾開放。
當太平軍、捻軍如秋風掃落葉般橫行在南 方大地上時，北方的清王朝在英法聯軍的炮火攻擊下焦頭爛額，自顧無暇。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佔北京，他們在飽掠圓明園珍寶之後，舉全園而火焚 之，大火在這座舉世聞名的"萬園之園"中肆虐了三日，文源閣和其中的《四庫全書》以及貯藏於味腴書屋中的一套《四庫全書薈要》也在這場浩劫中化為灰燼。閣 與書從告竣送藏到被毀，存世僅七十餘年。現在的文源閣閣已不存，僅餘閣基，其上青磚仍較為規整；曲池已涸，高大的"石玲峰"因民國時兩股土匪爭相盜賣不 得，被其中一方炸為兩截，轟然坍於蔓草之中。當年曾在四庫館擔任副總裁的彭元瑞、曹文埴題寫的詩文碑刻，雖湮沒在一片荒蕪中，尚依稀可辨；而乾隆皇帝的御 碑已挪至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分館院內，文字僅存其半。整個文源閣遺址和旁邊的舍衛城遺址遙相呼應，偶有遊人憑弔至此，不勝唏噓慨嘆！至於閣中所藏《四庫全 書》，僅聞民國時湖州劉承乾嘉業堂曾藏有鈐"文源閣寶"的全書六冊，此後人世間便不再有此驚鴻一現了。
文淵、文津、文溯三閣，沒有遭到文源閣被焚的厄運，端賴歷任政府的愛護而完好保存至今。北京故宮博物院、承德避暑山莊和瀋陽故宮均屬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除文淵閣目前仍不對公眾開放外，文津閣和文溯閣都可隨意遊覽，遊人可以盡情一睹二百年前乾隆初建七閣時的風采。只是閣與所藏《四庫全書》早已分離； 文淵閣本自1933年運出，便再沒回來。抗日戰爭期間為避戰亂，當時的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將文淵閣所藏《四庫全書》全部裝箱運往上海，此後又輾轉於重慶、南 京等地，最後渡過海峽，被運至臺灣，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1914年，民國政府教育部將承德文津閣所藏《四庫全書》調撥給新籌建的京師圖書館收藏，"以宏 沾溉"。為紀念此事，當時京師圖書館館舍（即現北京圖書館分館）所臨大街被命名為"文津街"，至今這一地名仍在沿用。從此文津閣本《四庫全書》作為北京圖 書館的鎮館之寶一直被妥善收藏；辛亥革命後，文溯閣的全書曾一度運至北京故宮的保和殿存放，1925年又被運回瀋陽。1966年，文化部決定將文溯閣《四 庫全書》移交當時的所謂"戰備圖書館"─甘肅省圖書館代藏，這套書遂從瀋陽被遷至蘭州。甘肅省圖書館在蘭州市郊的乾旱山區，特為貯藏此書建立了一座新的書 庫，據說遠望像一座小小的土城堡。因為蘭州地處內陸，乾燥少雨，極有利於古籍的保藏，文溯閣本《四庫全書》倒也適得其所。
4. 四庫七閣旁話
滿清統治中國的267年間，康雍乾三朝是最為升平的時期，也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巔峰時期。康熙和乾隆二帝都身居龍座六十年，並且都崇尚文化，酷愛 典籍，建立了輝煌的文治武功，他們在促進清朝的學術文化發展和官府藏書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儘管康熙皇帝熱衷於文化的傳播，編定刊行了許多書籍，但他並沒 有為那些珍貴的藏書建造一座華煥堂皇的皇家藏書樓，清朝國家藏書的真正極大發展是在乾隆統治的六十年，以《四庫全書》的編纂和四庫七閣的建立為標誌。七閣 的建立，閣內藏書組織、借閱和管理制度以及管理官員和機構的設立，標誌著我國封建社會官府藏書發展到最完善、最豐富的階段。
我們不妨嘗試一下，從現代意義上的圖書館的視角來考察四庫七閣─這七座堪稱中國封建社會最宏偉的皇家藏書機構，或許對深入認識四庫七閣的歷史功績有所幫 助。應當承認的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皇家藏書機構事實上兼有相當於近代的國家圖書館的職能，而眾所周知，國家圖書館應是以徵集、收藏、整理和指導利用全社會 歷史的和現實的文化產品為主要職能的，那麼，比照這些職能，對圍繞《四庫全書》的編纂和四庫七閣建立的一系列活動進行逐一分析，便不難得出結論了。
在全國範圍內搜訪徵集圖書，是《四庫全書》編纂初期的首要之舉。通過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的聲勢浩大的征書活動，共從民間征書13，000餘種，幾乎 網羅了當時的全部出版物，兼及抄本、稿本，甚至碑刻、圖錄等其它歷史文獻。這次朝廷征書是中國歷代王朝中規模最大的一次，不僅成功地保證了《四庫全書》的 編纂來源，也使得民間典籍充分入藏皇家藏書。儘管早在1537年，法國的弗朗索瓦一世就頒布了世界上最早的呈繳本制度，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國內一切出版物 必須向皇家圖書館交納兩冊，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早期皇家圖書館圖書的收集，但相比之下，乾隆皇帝的征書無疑是更加快速、及時，全面而有效的。
《四庫全書總目》是"乾隆修四庫"中最為人稱道的一部學術產品。數十位著名學者歷二十年之久，將徵集到的乾隆以前的歷代典籍進行審慎地清理甄選，爬梳輯 校，然後撰寫提要，考證辨析、分類編次，編纂出了這部中國古代最傑出的官修目錄，顯示了一代學術精華。它在充分總結前代學術成果的基礎上，構建起中國古代 最為完備、最為系統的圖書分類體系。《四庫全書》的編纂在客觀上起到全面整理和總結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作用，其意義便集中體現在這部多達二百卷的《四庫全 書總目》之中。入藏於七閣中的《全書》正是四庫館臣們精心取捨的直接結果，代表了清統治者倡導的學術文化主流。
四庫七閣所藏之書既是集一國藏書之大成，本也應負起"一代收藏"之重責。由於乾隆皇帝的熱心提倡，七閣之書較以前歷朝皇家藏書的"崇嚴邃閣"更為開放， 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國家藏書傳播知識，服務學術的功用。乾隆皇帝在位時間長達60年（1736-1795），是中國歷史上對皇家藏書發展貢獻最大的一位皇 帝。他對文化政策極其重視，從1773年下令開"四庫全書館"，編纂《四庫全書》開始，直到四庫七閣的建成和開放，他都親自過問，並且頒布了許多詔諭，他 的一系列詔諭集中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對藏書公開利用的重視。早在編書之始，他就曾表明"至於四庫所集，多人間未見之書，朕勤加採訪，非徒廣金匱石室之藏，將 以嘉惠藝林，啟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也。"並且認為古書僅靠刊刻來廣為流傳還是不夠的，更多的應該是公開藏書。
北四閣建成以後，乾隆皇帝看到"文淵閣等禁地森嚴，士子等固不便進內鈔閱"便詔令"翰林院現有存貯底本，如有情殷誦習者，亦許其就近鈔錄，掌院不得勒 阻留難。"極力主張士子們利用翰林院官藏。內廷四閣的《四庫全書》利用畢竟是有限的，除供皇帝御覽外，只許大臣在閱讀翰林院所藏底本遇有疑誤時，還須經領 閣事批准，方可入閣查對，一般文人士子根本無緣入內，只能到翰林院抄閱四庫底本。
在江南建立三閣，本就是"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用昭我國家藏之美富，教思無窮之盛軌。"乾隆皇帝甚至顧慮到"第恐地方大吏過於珍護，讀書稽古 之士，無由得窺美富，廣佈流傳。是千緗萬帙徒為插架之供，無裨觀摩之實，殊非朕崇文典學傳示無窮之意。"遂下詔"如有願讀中秘書者，許其陸續領出，廣為傳 寫。"允許民間士子借抄藏書，開放江南三閣。
然而，江南三閣仍然是珍護嚴密的。數年後，乾隆皇帝又再次諭示："《四庫全書》薈萃古今載籍，富有美備，不特內府珍藏，籍資乙覽，亦欲以流傳廣播，沾溉 藝林。"由於《四庫全書》卷帙浩繁，中多舛誤，乾隆皇帝又令復加詳細仇校，以臻完備。他認為江浙"為人文淵藪，嗜奇好學之士，自必群思博覽，藉廣見聞。從 前曾經降旨，准其赴閣檢視抄錄，俾資蒐討，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翻閱污損，或至過有珍秘，以阻爭先快睹之忱，則所頒三分全書，亦僅束之高閣，轉非朕搜輯群書、 津逮譽髦之意。"於是，他再次諭令"該省士子有願讀中秘書者，許其呈明到閣鈔閱，但不得任其私自攜歸，以致稍有遺失。"乾隆皇帝認為只有這樣，七閣藏書才 能"廣為傳播，俾茹古者得睹生平未見之書，互為鈔錄，傳之日久，使石渠天祿之藏，無不家弦戶誦，益昭右文稽古，嘉惠士子盛事。"
寬借書之禁，直接促進了江南文化的發展，時人稱頌為"四庫縹緗，津逮末學，瑯嬛福地，遍及東南。"道光年間浙江藏書家錢熙祚刻印的《守山閣叢書》，便 是從文瀾閣藏《四庫全書》中抄得的珍秘稀見之書；現泰州市圖書館收藏的五冊南三閣《全書》零本，恐怕即是當年士子領出傳寫的倖存，這也是開放江南三閣所意 想不到的積極後果。
七閣的主要職官由當時朝廷重臣和翰苑文士擔任，如文淵閣於乾隆四十一年建成後，即於六月初設官兼掌："文淵閣領閣事三人，掌典綜冊府由大學士、協辦大學 士、掌院學士兼充；直閣事六人，掌典守厘輯，由內閣學士、少詹事、講讀學士兼充；校理十有六人，掌註冊點驗，由庶子、講、讀、編、檢兼充；檢閱八人，由內 閣中書派充；內務府司員、筆帖式各四人，由提舉閣事大臣奏充。"由這些官員負責閣書的日常管理，註冊點驗和按時晾晒。七閣全部建成後，改由專人專司其職， 內務府提舉閣事，建立起了一個較為完備的管理機構。為方便查檢翻閱，七閣內還另外繪製了《四庫全書排架圖》，具體標明《全書》及其它藏書的排架位置。
江南三閣因開放藏書，對閱覽的管理，乾隆皇帝有更為明確的說明："全書本有《總目》易於檢查，祇須派委妥員董司其事，設立收發檔案，登註明晰，並曉諭 借鈔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遺失污損，俾藝林多士均得殫見洽聞，以副朕樂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三 閣的職官由地方官員充任，如文匯閣即交由兩淮鹽運使經營，每年派給閣中十幾位地方紳士，負責閣書的曝晒檢查以及借閱管理，再另設典書官一名，專司校勘之 役。歷任典書官中最著名的是有"通儒"之稱的學者汪中。汪中字容甫，江都人。長於經史之學。在校勘三閣藏書期間，他遍閱閣中秘籍，記下20餘萬字的校書札 記，同時還"欲以書之無刻本或有刻本而難獲者，以漸梓刻"，可惜的是汪中"未果行而死"。
中國古代的皇家藏書樓無一不是以典藏為能事，以保藏為首務，而清代的江南三閣明確了與內廷四閣不同的藏書管理方式，向普通士子學人開放藏書，從而使藏書 復歸到"藏以致用"的本來意義，順應了學術發展的需要，這對於中國古代官私藏書一貫的"秘不示人"、"寧飽蠹魚"無疑是一大進步。十八世紀的中國曾被外國 學者讚許為全世界最文明、管理得最好的國家之一，四庫七閣作為當時的國家藏書，與同時代歐洲最大、也是最著名的法國皇家圖書館相比亦是毫不遜色。法國皇家 圖書館的極大發展也是在路易十四在位的54年，這一時期法國國力強大，文化昌盛，皇家藏書因呈繳本制度的保證，到十八世紀末藏書達到15.7萬冊。然而這 座宏大的圖書館仍然保持著濃厚的皇家博物館和陳列館的色彩，並且從不對民眾開放，直到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後，才使得它得以根本性地改變。從這 一點上講，清代四庫七閣藏書公開利用的思想和做法更有價值，其它諸如開放管理制度、閣書校勘、目錄編製等方面也比歐美皇家藏書更為完善。
《四庫全書》的編纂和四庫七閣的建立是中國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義深遠影響至今，尤其對中國近代圖書館的產生、演變及發展成熟有直接關聯，諸多問題尚有待於進行更為深入地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