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間，和他一同被捕的10人中，有兩人被逼瘋而死，另有兩人也病死在獄中。
那伊力1980年被釋放，1987年移民澳洲，兩年前開始向中共討公道，無奈處處碰壁。在其被關押過的監獄裡，官方「無法查到」有關他的記錄。於是，他向9月20日剛剛成立的全球共產主義受難者索賠委員會求助，成為該委員會的首批300名申請者之一。
那伊力出生於1941年2月18日，1960年代伊始被派駐中國新疆伊寧市，擔任蘇僑協會的翻譯。那伊力向本報記者講述了他在新疆的親身經歷。以下根據錄音整理。
艱難的歲月
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中共在全國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不幾年就餓死了很多人。當時新疆的「人民公社」也搞了大鍋飯，每人每天只分到一點點食物，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下降。
因為生活困難，有人就往蘇聯跑，許多人也認為這是唯一能改變困苦生活的出路，大批的人帶著家產牲畜跑去蘇聯。
當時，中蘇邊境的車是一天一班車，不知何故在人們往蘇聯跑的期間卻增加至一天2-3次班車，給人感覺是中共希望大家往蘇聯跑，而蘇聯方面也不關門，兩國政府似乎都有自己的目的。那麼大家就都跟著跑。
當時跑到蘇聯的少數民族有很多人，後來中共逐漸的把漢族人遷移到伊犁、阿爾泰等地區，而後這兩個城市基本上成了漢族人居住的城市。
中共實際上讓跑，但後來卻又假裝不讓跑。當時我在蘇聯僑民協會做翻譯工作，中共說這個「跑」是這個協會策動的，我就被抓了起來。
「被懷疑罪」 我進了監獄
他們把我單獨關在一個小房間，沒有窗戶，只在房頂上有個小天窗，太陽光不能直射，一年中只有在六月份時，才有一點點陽光。床是幾塊磚頭墊起來的木板，被子又髒又黑，每年讓我自己洗一回。房間裡放有一個馬桶，它就是我的廁所，一天到晚就在臭氣中呼吸。每天早晨倒一次馬桶，而且又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倒完，否則就會有人用土塊打在我的頭上。
有一次看守罵我，說我是特務。我說：「你們是法西斯。」而後他們在兩年中不給我洗臉水。
在那裡每天兩頓飯，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水也是，早上一碗水，下午一碗水。有兩年每頓飯只是100克的玉米饃饃，兩年後把每頓玉米麵饃增加到200克，沒有蔬菜、肉，只是偶爾給一碗白菜湯。如果是拉肚子才能吃到好一點的飯，那就是玉米粥了。
當時我的父母從蘇聯寄食物和生活用品給我，但監獄從來就沒有給過我，聽說是被看守所所長扣留了。
一年只有4-5次晒太陽的機會。如果碰上那天是陰天，那就減少一天晒太陽的時間。若是都趕上了陰天，那就是一年不見陽光。另外不給洗澡水，身上長滿了虱子和瘡，頭髮也掉了很多，背也逐漸的駝了起來。我常常像神經病一樣，自己跟自己講話，未老先衰了。
感冒發燒經常有，不給看醫生，也不給藥吃，給一點大蒜吃就算完。有病不給藥，無病卻在飯裡放了藥,吃飯後拉肚子、拉血。
有一次，不知飯裡放了什麼，飯後2-3天精神興奮，睡不了覺，而後身體大懈，頭腦昏沉，然後被拉去審問：你去過哪裡？見到過誰？你在蘇僑協會工作，地方上的幹部誰來？有過什麼要求？你是否與蘇聯領事見過面？都說了些什麼……
和我類似情況被捕的共有10人，有兩人被逼瘋而死，另有兩人也病死在獄中，他們的親屬要自己埋葬，政府不讓。
1980年8月16日監獄長告訴我：「中央說釋放你，對不起！」
我沒有被捕證，也沒有釋放證，就只這「被懷疑」罪，便剝奪了我人身自由18年。一聲「對不起」就了卻18年冤獄？這簡直是拿人命在開國際玩笑！
1987年我移居澳大利亞。2007年我想中國改革開放30年了，我對中國政府寄予了希望，重新踏上討公道的路。
討公道無門
2007年5月我專程到中國新疆伊犁公安局，要求對我的無辜關押給予公正的答覆。伊犁公安局在6月21日的答覆是：「指派專人對此情況進行瞭解並查閱擋案，無記錄。經瞭解原經承辦當事人及領導，嘎比托夫·那伊力，1962年8月7日被刑事拘留，後此案移送公安廳審理，並由公安廳處理，特此說明。」答覆文件上寫「無記錄」，怎麼可能呢？有位幹部對我說：「他們為了逃避責任在向你說謊。」
為了18年的冤獄，我從澳洲專程去中國新疆：從伊犁到烏魯木齊，從烏魯木齊幾次往返伊犁，又從伊犁去北京，從北京又回到烏魯木齊，從烏魯木齊又回到伊犁。6個月的時間裏，我簡直就成了運動場上的足球被他們踢來踢去。
2008年我又重新向中共中央國家信訪局及中國外交部寫了信，又在同年12月11日在「世界人權日」之時又向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國務院寫了信，至今仍未得到任何的答覆。我還給中國駐堪培拉大使館寫了信，也沒有得到回答。
我請求貴報把我的遭遇登在報上，我向所有的讀者和維護正義的華人朋友們求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