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身雖在堪驚。
閑登小閣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
漁唱起三更。
我把條幅送到家鄉裱好，掛在我的小書房裡，時時提醒我夢魘的"二十餘年"和不堪回首的"古今多少事"。
一村是第一次來到北京。3月2日到達後，我特地領著他走過天安門廣場。這孩子對廣場一頭高踞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另一頭新建的存放他屍體的紀念堂，都不感興趣。他唯一的感想是"我敢說，春天一到，陽光燦爛，在廣場上跑著放風箏一定好玩。"
校園離頤和園不遠，原來是侍奉慈禧太后的大太監李蓮英的私邸。一進大門，有一條短短的汽車道通向一座四層高的紅磚教學大樓。我一到校就聽人說，文革期間有一名女生被批鬥逼瘋，從樓頂跳樓身亡。在大樓後面，有兩座一模一樣的三層樓灰磚建築，看上去很像營房，不像教職工和學生宿舍。另外有兩座古色古香的舊式平房，是大太監留下的遺產，倒使一個無樹、無花、無草的灰濛濛濛的校園不顯得過分單調。分配給我們的一套兩居室住房在校園最後面一座四層樓的灰磚宿舍的頂層。
有一些老同事來看望我們。法語系徐教授、我當年的酒友，第一個闖了進來，一進門就用他的廣東國語乍呼起來："老巫，我來向你賠禮道歉，我不該在批鬥會上說了那麼些你的壞話。"我很驚訝，在所有那麼些人當中，怎麼他老人家偏偏會受到良心的譴責。
"老徐，沒你的事兒，"我緊握著他的手說。"我根本不記得你說過什麼話，我從來沒有認為我的挨整和你有任何關係。人人都得發言表態，立場問題嘛，你怎麼能例外。我不怪罪任何個別的人，更不用說你老兄。或許我們全都是一個時代的大悲劇中的演員。每人都不得不演一個角色。不管怎樣，我總活過來了。"
徐教授年逾古稀，頭髪和鬍鬚都白了，說話一向大嗓門兒。我的話音剛落，他就幾乎吼叫起來："我不管你是否怪罪我。我怪罪我自己。我隨大流，胡說八道坑害你，實在卑鄙。我更對不起我親哥哥。他在天津也被劃為右派，我跟他斷絕關係，直到他最近也被改正。哦，為了保護自己，一個人能墮落到什麼地步！"
"老徐，千萬不要太難過。"看到他如此痛心疾首，我非常感動。"究竟並不是你的錯。令兄現在在哪兒？"原來他哥哥就和我們住在同一座樓裡。他在二十年代留學美國，獲得英語學位，回國後在天津一所大學任教。被打成右派後，失去教職，從大學宿舍搬到市內一個潮濕的地下室，繼續將中國古典詩詞譯成英文，右派改正後被學院請來為英語研究生開翻譯課。
另一位同事、英語講師小廖接踵而來。1954年從北京大學英語專業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南開外語系，和我同事，後來也調來學院。"您在南開受迫害，有我一份。巫老師，肅反時，我是您的專案小組長，您知道嗎？"聽上去，他好像是在坦白什麼嚴重罪行。
"小廖，我從來沒有把你算在參加迫害我的人當中。"我請他放心。"當時你剛從大學畢業。像許多年輕人一樣，你追求進步，黨教你幹啥你就幹啥。你別無選擇。如此而已。"
"不完全是這樣。"他繼續用沈重的語調說。"你說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特別賣力氣整你，因為我動機不純。我想得到組織的好感，我想往上爬。"
"你對自己太嚴厲了，小廖。其實，對於我並沒造成任何後果 ，對嗎？"
"也許並沒有。可是我受到良心的譴責。我衷心請您寬恕。"
我請他放心，我從來沒有對他懷有任何芥蒂，從今以後我們應當是好同事。另一位老同事輕飄飄地問我："老巫，真的很慘嗎？"她也參加過批鬥大合唱，但顯然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過錯。
"哦，你瞧我不是活下來了嗎？"我含糊地回答。
"確實。而且，怎麼搞的，你還這麼年青！" "一位劫後餘生的老先生說，‘人生從六十歲開始'。我剛六十啊！"我笑著說。"這裡有些人指望看到我帶著心臟病或者拄根枴杖。讓他們失望啦。感謝毛主席，我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得到了鍛練。也不過是二十年嘛，我再給他們二十年整死我。" "你聽聽！你一點兒也沒改。你沒接受教訓。我為你擔心，老巫。"
"且慢！是誰該汲取教訓？我，還是犯了錯誤的黨？"
過了幾天，陳院長來訪。他是北京大學三十年代的畢業生，後來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經濟系深造過兩年。我發覺他很隨和，容易交談。他關切地問起我們在新環境中的生活情況。我正有話要說。 "我們安頓得差不多了，還見到了一些老同事，"我答道。"有些同志登門賠禮道歉，因為自己當年在運動中參加過整我，我很感動，但覺得完全沒有必要。怎麼能怪罪他們呢？"我停頓了一下，然後接著說："也有的同志認為我還沒有接受教訓"
"是誰說的？"
"別管是誰說的。我還沒學會揭發檢舉哩。到底是誰要接受教訓，是我還是黨？"
"是黨在1957年犯了極左的錯誤。是黨正在從多年來犯的一系列嚴重錯誤中汲取教訓。對於你這樣的知識份子，根本不存在從過去接受教訓的問題，而是必須解放思想向前看。"
"但是我有顧慮。我的改正本身似乎是模棱兩可的，至多也不過是部分的。我的結論寫得不像改正錯劃，倒像是寬大處理。"
"你這話什麼意思？"
"哦，是這樣的。去年我來辦理改正，負責人讓我明白，我的問題是兩可的。只是考慮到我多年來‘表現好'才給予改正的。"
"胡說八道！這不行。我們一定要重新審查，徹底改正。"
暑假快到了，有一天行政副院長來訪。"巫寧坤同志，"他以相當正式的口吻說。"上級領導機關的高幹即將前往北戴河休假兩週。分配學院一個名額。我們決定，巫寧坤同志最有資格享受這個待遇。"
我久聞北戴河的大名，那是中央領導人和其他特權人士的避暑勝地。我新近改正，從來沒有奢望過到那兒陽光明媚的海灘上度一個賞心悅目的假期。多大的誘惑！另一個對我"二十餘年如一夢"的小小的補償。
"張院長同志"我也一本正經地回答。"學院領導決定給予我這一難得的機會，我感到十分榮幸。我不明白我怎麼配享受這樣的待遇。我剛回來幾個月，沒有什麼貢獻。許多其它同志這些年一直在這裡為黨工作。十分感謝領導的盛情，但是我不能遵命。"
院長並不就此罷休。他又說："巫寧坤同志，你也同樣一直在為黨工作啊，雖然不在學院。請你再好好考慮一下，準備一兩天內動身。"
第二天，政工副院長駕臨。"老巫同志"她用更有人情味的口氣說。"你怎麼會不願去北戴河休假呢？這可不行。經過這麼些年，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聽我的，老巫，準備明早出發。"
"副院長同志，我在北大荒休息夠啦。有湖、有江、有森林、有很多魚，夏天也涼快。學院許多同志勞苦功高，可能也願意去，請您把這個榮幸讓給他們吧 "
但是，我的結論複查被拖延了，因為遭到來自極左的抵制。人事處長奉命處理複查。有一天，他問我："巫教授，麻煩的是，你在結論上簽了字，是不是？"
"確有其事。你指望什麼呢？1958年我在右派結論上簽過字，對不對？文革期間，有多少老幹部在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結論上簽過字？那些結論還算數嗎？"
"你的話有道理。我抓緊時間去辦 。"
三
自從我被劃為右派，我的著作就不能出版，已出版的也不能再版。我翻譯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4年在上海出版，卻由三聯書店於七十年代在香港兩次盜版，連譯者的名字也沒署。1978年北京三聯書店派一位編輯來蕪湖找我，約我修訂舊譯，1979年在北京再版，紀念白求恩逝世四十週年，這次署上譯者的大名。我問這位編輯，三聯當年在香港以那種方式翻印我的譯著，做法是否恰當？他的姿態很高："反正是宣傳進步作品嘛。"我過去翻譯的美國短篇小說也在一些新出版的選集中出現，當然沒有稿酬。
我也應一些老朋友之約，開始翻譯一些英美文學作品。袁可嘉教授主編《歐美現代十大流派詩選》，約我翻譯幾首狄倫托馬斯的詩。誰都知道他的詩常晦澀難懂，更難翻譯。但是，這位威爾斯天才詩人椎心泣血的詩篇曾伴我走過漫長的靈魂受難的歲月，我勉為其難翻譯了五首。其中一首，《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作於詩人的父親逝世前的病危期間：
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
老年應當在日暮時燃燒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對於我們這一代飽經滄桑的老人，這好比暮鼓晨鐘！
另一個稿約卻使我感到啼笑皆非。1980年夏，我回到北京才幾個月，《世界文學》、當時全國唯一的譯介外國文學的月刊，約我翻譯《了不起的蓋茨比》，要在當年十月號刊出。簡直不可思議！自從1952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為這本書挨批以來，"腐蝕新中國青年"的黑鍋，我背了將近三十年。怎麼偏偏會找到我來翻譯這本"下流壞書"？莫不是命運的嘲弄，還是菲茨傑拉德顯靈，責成我還他一個公道？我雖自感譯筆粗拙，難以重現他那優美的抒情風格，卻也無法迴避這道義的召喚。
十月，我聽說社會科學院外文所主辦的"全國外國文學學會"訂於十二月在成都召開成立大會。我和國內學術界隔絕多年，閉目塞聰。我想若能參加會議，一定可以從同行專家的聚會中獲得教益。我去向陳院長請教。他立即打電話給外文所所長馮至教授，問他為什麼我沒有接到邀請。馮教授老老實實地回答："我們不知道寧坤還活著。"陳院長大樂，說道："老巫現在是我們學院的英語系教授，此刻正坐在我面前！"幾天後，我接到一個特邀請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