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擔心的是西方媒體一直以來對北京的批評性調門將抵損他的治績，或者說是破壞中國的軟實力。因此，他決定大造「紙航母」──讓新華社出面主辦世界媒體峰會，宣示中共將打造全球性傳媒帝國。其中，以中共媒體在世界各個角落「佔領宣傳陣地」為主旨，正如未來的海軍航母要在各大洋顯示實力一樣。
「大外宣」是偽劣的防漆
讓中共媒體到國外去宣傳中共政策與胡的個人治績，體制內行話叫「大外宣」，此亦是中共提高軟實力的戰略規劃。形象地說，「大外宣」的調門是「紙航母」的第一層防漆。然而，這個保護層的質量非常之低劣，以至於「紙航母」還沒出海就漏水了。
其一，「大外宣」壓低了國外媒體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期望，按俄羅斯資深媒體從業人士、中國問題專家葉夫根尼?維爾林的話說：黨的思維模式至今仍在政治新聞中佔主導地位。由是觀之，就是一直以吹捧換市場的默多克，也別想在中國撈到更大的市場份額。默多克們仍要靠把中國新聞放在頭版位置的方式賺錢，或者在他們的本土藉助中共的資金做中國項目。設想默多克們在中國辦一份意見獨立的報紙或一家全資出版社，那是連夢都別做的事情。
其二，中共當局管理媒體的方法簡單粗暴，動輒封網斷線。比如說，新疆自「七五事件」第二天全面封網斷線至今，普通百姓已經三個多月沒法上網。一些必須依靠網路進行商業操作的公司，則被指定使用政府全面控制的戰備通訊網。新疆的網路何時恢復運行，任何一個媒體人都給不出回答，這包括替「紙航母」下水鳴鑼開道的胡錦濤安徽老鄉、新華社社長李從軍。
其三，中共借網路反腐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同時對網路的控制在進一步升級。除了對特定IP進行監控、破壞郵箱等初級手段繼續使用外，宣傳系統內部反饋給決策高層的信號是「防止網上言論自由被濫用」。因此，從六十年大慶之後，僅僅一個月的時間裏，新浪、網易等有較大影響網站的新聞跟帖，其公開量被壓縮了百分之六十，許多新聞被以「零跟帖」的方式限制評論。雲南昆明城管打死小販的新聞被限制在對網站郵箱用戶發新聞的範圍內，不允許在網站的公開新聞中報導，而且網站郵箱用戶也被提示該新聞的「評論已被關閉」。
網民公開宣稱入籍中華民國
中共當局收窄網路言論並嚴控紙媒新聞報導，在一些開放地區已經出現了負效應。比方說，廣東東莞不僅要對本地記者及外來記者發「專用採訪證」，而且還要對記者撰寫的採訪稿進行審核，核准後才能發出。很顯然，東莞的做法違背國家頒布的《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該辦法明確規定「新聞記者證是境內記者從事採編活動的唯一合法證件」。東莞的「專用採訪證」在「唯一」之外添限制，遭到網民轟擊。網民又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東莞此舉是對中宣部新指令的具體落實，不過做法比較露骨而已，正如有位官員問「你為黨說話，還是為人民說話」的說法一樣。
連比較開放的廣東都會出現此等怪事，就不用說比較保守的內地，尤其鄰近北京的省份了。就北京決策層的意圖看，他們認為新聞開放會影響穩定。根據中宣部的規定，地方政府出臺了大量的內部規定來約束公務人員對待媒體的行為，最簡單的說法就是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拒絕透露任何信息。換句話說，政府的任何信息都可冠以國家秘密之名，因此，當廣州市政府公開了本不是國家秘密的預算時，不到半天，財政局網站就被「訪癱」。知情權，對於中國絕大多數公民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神話！
與中宣部指令在東莞的落實不同，臺灣方面於十月二十七日表示：「大陸媒體自即日起，不必報備即可到臺灣任何地點進行採訪。大陸駐臺記者二人一批限額調高到五人，也可以由臺灣媒體代租房屋。」大陸方面新華網轉發此消息後，立刻引來大量跟帖，有的跟帖甚至說：「國民黨萬歲！我要放棄國籍加入民國。」但是，帖子很快被刪掉。有可靠資料表明：對此條臺灣新聞總計一千三百四十二條的新華網跟帖，只顯示了六十七條，被刪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
上海布下「水雷群」
應當說，中共當局對媒體及從業人士控制再緊，也無法退回到江澤民時代「連自己也搞不清哪句是真話、哪句是假話」的狀態。一來，既然政府要以開放媒體的調子粉飾自己，媒體總是有機可乘的，能報導一些負面新聞；二來，媒體有其商業利益追求，不得不冒險出手，乾脆是採取「政府允許說到什麼程度，咱就說到什麼程度」的策略。後者，更加劇了社會對中共掩蓋事件黑幕的不滿。上海發生的「釣魚執法」事件就是最明顯的一例。執法部門派出假乘客當誘餌搭乘私家車，而後陷私家車主入「黑出租非法營運」之罪名，執法部門開出巨額罰單，罰款收入由執法部門與假乘客七三分成。一位叫張軍的私家車主好心帶人後被罰，把執法部門告上法庭，媒體隨即予以曝光。
「這個事件遠比陳良宇案件影響大。大家都知道陳案本質上是政治鬥爭，而釣案很可能揭開上海執法系統黑社會化的內幕。」一位剛剛進入媒體的女記者樂觀地向筆者透露了她的心情。她的估計似乎過於樂觀，因為上海布下的「水雷群」不僅要炸翻四面八方湧來的記者，而且還會間接打擊胡錦濤的「紙航母」。面對媒體的追問，上海執法部門有關官員一律以「工作秘密」為由拒絕透露釣案的任何細節。上海市政府、市委宣傳部一邊對外聲稱「瞭解整個事態」，一邊拒絕透露假乘客的身份。可以想見，假乘客的身份一旦公開，必然引起上海執法部門被媒體繼續追問的難堪局面。
儘管當局在極力保護執法黑鏈，但是釣案引發了一場新的維權運動卻是不爭的事實──全國有六千餘名受害者組織起來，追溯被釣、被罰的損失。來自上海方面的內部消息稱：俞正聲本來已經在上海市委常委會上拍板，由市長韓正出面公開道歉以平息輿論，但是，這一決定被來自北京的指令否決。在十一月初，上海交通執法部門掀起了所謂打擊黑出租非法營運的運動，顯示與公共輿論對抗的政治決心。
「越黑越穩」與「越左越穩」
在媒體被中共高層確定為一個影響穩定的因素之後，在當局失去了「輿論引導」能力的狀況下，執法層面只能採取「越黑越穩」的策略。他們一方面以打經濟之黑的辦法來掩蓋自己的政治之黑，另一方面又企圖以「左」的姿態騙取底層社會的信任。比如八月份，延安革命紀念館落成，中宣部秘書長官景輝與陝西省委書記趙樂際帶頭唱紅歌。稍後兩天，教育部長賙濟高調出鏡為小學生上《開學第一課，我愛你中國》（當然，賙濟沒預料到自己很快被免去部長職務而去任閑差）。
「左」的狂熱掩蓋不了黑的事實：所謂的延安精神早已灰飛煙滅，就更不用說什麼社會公平了。僅看對黨員幹部要求「不包二奶」可得獎或晉升便知道德底線的低劣。至於教育系統的全面貪腐化，不僅由大學校長腐敗表現出來，「教育產業化」在地方形成了一個新的賣官體系──大學畢業生去當小學老師也要拿錢買，少則三萬，多則五萬。
習近平所警告的「如果黨脫離群眾，最終會失去執政資格」的政治訓言，前半句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事實，後半句正在漸漸發生。在這種情況下，胡錦濤「紙航母」即便不沉，還能走多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