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期）
二十八日晚間，克林頓邀請江澤民到白宮進行「親密的、個人的、非官方的會談」（美方用語），克林頓投其所好，向江澤民展示了林肯親筆繕寫的蓋茨堡演說，江澤民果然情不自禁地高聲朗讀起來。兩人一直談到深夜，克林頓後來在他的回憶錄《我的人生》中寫道：
「我對他（指江）的政治手腕、推動中國進入國際社會的渴望，以及在他及總理朱鎔基的領導下經濟的加速成長，都感到印象深刻，但我仍然關注中國持續壓制基本自由的問題。我們繼續討論中國可以接受在自由上有多大改變而不會導致中國內部的混亂。我們沒有化解歧見，但是加深了被此的瞭解。我想，中國已接受現代社會潮流洗禮，變得更為開放；而在新世紀裡，美中兩國更有可能成為夥伴，而非敵人」。
江澤民需要美國支持鞏固權力
這正是江澤民的目標。他不僅需要美國對他個人權力地位的支持，而且需要美國對他從鄧小平手中接過來的龐大帝國的發展的支持，他需要美國成為他的帝國走向新世紀的戰略夥伴。為了實現其戰略目標，江澤民身上還帶著採購單，包括三十億美元的波音飛機和六百億美元的核能發電設備的訂單。江澤民還跑到紐約華爾街去敲響證券交易所的開市鐘。向來共產黨宣稱他們「敲響了資本主義的喪鐘」，江澤民去敲資本主義生命之鐘確是不同凡響，表明他不但不會「埋葬資本主義」，還歡迎美國資本主義去同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存共榮。華爾街的鐘聲感動了美國大商人，誰不想去嚐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甜頭？
克林頓在一九九二年競選總統時再三聲明，提倡民主是他的「第一優先要務」。他批評布希的中國政策「軟弱」，他要認真對付「從巴格達到北京的暴君」。然而克林頓一見江澤民，就忘記了天安門屠殺和北京暴君。他只看到江澤民手中滴著中國人的血和淚的錢！這就是江澤民能夠成功地同克林頓締結「中美兩國走向二十一世紀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物質基礎。
江澤民此行的最後一場餘興是哈佛演講。十一月一日上午江澤民一行抵達時，五千餘人已在Cambridge街頭，表達對拒不認錯的天安門屠殺的憤怒譴責。江澤民演講的主題是「從歷史文化認識中國」，告誡人們不要從西方文化視角看中國，要從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理解中國，也就是繼續發揮他那自由、民主、人權「相對論」哲學。演講結束後就十五分鐘提問，提問的五個問題是事先挑選好的，由會議主持人傅高義（Ezra Vogel）宣讀。
──「江澤民要求西方國家不要搞對抗而是進行對話，但為什麼拒絕跟自己的人民對話？」
這個提問顯然是針對「六四」的。因為當時鄧小平拒絕了趙紫陽與學生對話的主張，下令軍事鎮壓。
江澤民故意裝糊塗不予正面回答。他說：「中國是個具有多樣性的國家，要治理這樣一個國家很難、但在中國有各種渠道可以瞭解人民的看法，我自己就到處聽取人民的意見，使政府得到人民的支持。」接著又說：「政府工作中也難免有缺失，會努力改善。」
天真的美國學者、媒體都會錯意，誤以為這是江澤民對「六四」屠殺認錯。主持人傅高義說：「江澤民親身體驗了美國民主，承認天安門事件有錯誤。意義重大。過去沒有中共領導人這樣說過」。第二天美國各報均顯著報導這一消息。
隨行的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立即會見記者予以更正，指出「江主席沒有這個意思！」
奇怪的是幾年後出版的克林頓回憶錄上仍然寫著：「江澤民在哈佛大學進行的演說中承認，中國對付天安門示威群眾的行動是錯誤的。雖然中國的步調常慢得令西方世界心急如焚，但中國並不是不可能改變的。」
「八個是」和「三個不」
第二年（一九九八）克林頓專程回訪中國九天（比江澤民訪美多一天），是江澤民的又一外交勝利。當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威廉?薩費爾（William Safire）寫過一篇評論《八個是和三個不》（The Eight Yeses， The Three Noes），列舉江澤民白得八加三等於十一分，克林頓○分。
一、 對天安門鎮壓說「是」：克林頓出現在軍禮上，幫助江澤民毋需改正就抹掉對屠殺的記憶。
二、 對中國堅持克林頓訪問行程必須專一說「是」：排除了順道訪問日本和韓國的計畫。
三、 對中國否決美國總統的陪同訪問團隊說「是」：
四、 對中國要求降低加入WTO標準說「是」：克林頓在上海電臺稱「中國經濟尚不發達」，迫使WTO調降入會標準。
五、 對中國迫害異議人士說「是」：克林頓稱江澤民放逐魏京生，王丹是「自由的進步」。
六、對江澤民需要美國對他個人權力的支持說「是」：克林頓以極度讚揚的語言「絕頂聰明」（extraordinary intellect）、活力充沛（a lot of vigor）、想像力豐富（good imagination）、「有遠見、有理想、能預見未來（he has vision, can visualize, can image a future）等等，表達美國對這位共產帝國專制統治者的政治背書。
七、 對中國拖延加入「飛彈技術控制體系」說「是」：江澤民需要更多時間出其他的飛彈技術，克林頓表示首肯。
八、 對中國強調的「中美戰略夥伴關係」說「是」：從而壓抑了美國的亞洲盟國。
以上是「八個是」。 「三個不」，指克林頓在上海圖書館與八名各界人士座談時，說出「我們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我們不相信（don't believe）臺灣將是主權國家組織的成員」。 對江澤民來，重點是這「三個不」。因為他三個月後就要會見臺灣的談判代表辜振甫了。江澤民期待這次「辜汪會」和「辜江會」能把政治談判提上議事日程。屆時國家主權爭議難以避免，因此在臺灣問題上獲得克林頓的背書格外重要。
臺灣的民主與對等戰略
一九九八年十月的辜汪會和辜江會，辜振甫打出了兩張王牌。一張是突顯「主權對等」，一張是宣示「臺灣民主」，突破了對方按「江八點」、「一個中國」設計的「政治談判」。這一戰略在臺灣內部曾引發爭議，對海基會「打民主牌」的設計，臺灣的外交部和陸委會均不表贊同，怕被對方認為挑釁。但李登輝主張，「臺灣民主和主權對等，這兩個法寶缺一不可」，並決定讓臺灣反對黨代表人物康寧祥擔任見證臺灣民主的代言人。
結果臺灣的民主與對等戰略大為成功。唐樹備原來設計的「一中政治談判」徹底破功。辜汪會第一天晚上，唐樹備氣急敗壞，在記者會上大批一通臺灣「違背一中原則」，但只是虛張聲勢。等到辜江會一小時四十五分鐘的對話，辜振甫照樣笑談臺灣民主，江澤民被動應對。
江澤民對辜振甫說：「你看我像是一個暴君嗎？我還是很開明的。」接著說：「對於民主，我有一個相對論的概念。我對克林頓也談過，我們的民主和其他國家不一樣，像村民選舉。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可以從村到鄉，到縣，到省，一直到全國？我跟外國元首說，那不可能，毫無實現的可能，十二億人去選一個國家主席，怎麼個選法？」
辜振甫說：「民主的真諦是政黨政治，要放棄一黨專制，人民有自由選擇權。臺灣可以提供這方面的經驗。」
江澤民說：「我們也有八個民主黨派，其中有中國國民黨，都是參政意義的政黨。這是中國歷史形成的。十二億人，沒有一個堅強的leadership 是不成的。像這次洪水來，只要一個電話給我，海軍陸戰隊馬上飆上去！」
辜振甫一行既堅持了主權對等和民主優勢，又達成「四項協議」，回國後到立法院接受質詢，不分朝野均給予肯定。江澤民從克林頓那裡得到的「三個不」，一個也未用上。
對江權威挑戰的兩個事件
一九九九年，發生了兩椿江澤民意料之外的「突發事件」：一件是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一件是七月九日李登輝發表「兩國論」 。江澤民視之為對他個人權威的挑戰。
「法輪功」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與其他各種流派的氣功分別在中國各地流傳，並未引起江澤民的注意。 四月二十五日那天，約一萬名法輪功煉功者在中南海周圍集合，起因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在雜誌上發表批判法輪功的文章，天津市的四十五名煉功者到雜誌社抗議被警方拘捕，導致全國各地煉功者來到北京向中央請願。當時朱鎔基接見了請願代表，答應以法處理，請願者也已解散。朱鎔基認為事件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性質。
當天晚上，江澤民給政治局委員們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
「今天的事件，值得我們深思。人不知，鬼不曉，突然在黨和國家權力中心的大門口周圍聚集了一萬多人，圍了整整一天。其組織紀律之嚴密，資訊傳遞之迅速，實屬罕見。可是，我們的有關部門事先竟毫無察覺，而從網際網路上就能迅速找到法輪功在各地的組織聯絡系統，這還不發人深省嗎？資訊技術的迅速發展，給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我們各個機關配置的電腦不在少數，是否有人注意到這些重要的社會動向呢？如果注意了，為何又沒有任何反映呢？這些問題都需要認真加以研究。此事發生後，西方媒體立即作了報導，並加以煽動性渲染。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無聯繫，幕後有無『高手』在策劃指揮？這是一個新的信號，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敏感期已經來臨，必須盡快採取得力措施，嚴防類似事件的發生。這次事件是一九八九年那場政治風波以來在北京地區發生的群體事件中人數最多的一次。難道我們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果真是那樣，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
這封信的效果，法輪功被打成「邪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專門立法予以取締，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專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唯物論和無神論》 ，舉國上下展開對法輪功的大批判、大清查、大搜捕、大鎮壓。然而十年過去了，似乎江澤民的「唯物論」、「無神論」沒有消滅得了法輪功，讓江澤民自己「成了天大的笑話」！
二○○九年六月十六日，臺灣淡水（未完待續） 二○○九年六月十六日，臺灣淡水（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