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理上來說，產權已歸外交部，外交部這一要求毫不過分，所以洪晃才說"房子肯定是國家的。。。。。官司我肯定會輸。。。。。。但是心裏還是難受的。"大家知道，這套房子是她外公章士釗行嚴先生留下的，由外孫女承繼天經地義，為什麼洪晃話說得如此沒底氣呢？
這要從新政權與歷朝歷代完全不一樣的不動產產權制度說起。
我們知道，章士釗是當下執政黨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氏------套古代的稱謂就是開國太祖青年時代碰到的第一貴人。
出身農家的毛氏，早年在北京不治產業，但已然有職業革命家的範兒。可任憑誰在這個世上有衣食住行的需要，更何況搞革命那更是一個花錢如流水的無底洞，民國國父孫中山硬是將其兄長孫眉一個偌大的家業折騰乾淨，何況韶山沖只有十幾畝薄地的毛家。儘管建國後毛不碰鈔票，那時候已經不需要他本人拿錢了。而龍潛古都的毛氏，籌款是他第一要務。這時章行嚴先生正做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儘管彼時中央政府掌握的教育經費遠不如今日一個省教育廳，但畢竟是總長，手裡還是掌握些經費。於是老毛和今日許多進京官員一樣"跑部"，找個項目到中央部委爭取經費。恰好一干湖湘子弟去法國留學，作為教育行政最高首長的章行嚴，栽培故鄉才俊義不容辭呀！再加上他和楊開慧父親楊昌濟先生都是飛過洞庭湖的人物，彼此交情不錯。於是爽快地批給了一筆巨款。具體數目至今有爭議，據章含之說是2萬大洋，有人考證是3萬大洋，還有人說是幾千大洋。但即使是5000大洋，在當時也是一筆巨款，購買力不亞於現在50萬。至於這筆錢是否真的匯給了遠在法國的蔡和森、李富春、向警予等湖湘兒女，後世史家說法不一。但不論錢用在何處，反正惠及了一個新政權。用現在的審計制度去套草創時代革命者的行為，未免過於拘泥。
這筆錢是行嚴先生一生最划得來的一筆投資。待到毛氏"三十一年還舊國"時，亦非當年給梁漱溟開門、為胡適之借閱圖書的吳下阿蒙。回憶在古都的往事，留下的溫暖記憶確實不多，而章行嚴資助的那筆巨款，恐怕當年那位湖南青年對於北京最為美好的回憶之一。恩仇必報乃人生快事，何況章行嚴對毛氏之恩，遠甚於漂母對韓信的一飯之恩。
自此，曾經被魯迅痛罵過的反動政客、學閥章行嚴不但沒受任何衝擊，反而成為新政權領導人最為尊崇的"愛國民主人士"，所受到的禮遇近似於明清兩代"可於紫禁城乘輿"。不但安然地度過"文革"，而且在那個破除一切舊思想的年代，用繁體字豎排在大陸出版了《柳文指要》。
以章士釗對毛早年的那份恩情，建政之後，新政權別說給他一套位於史家胡同51號院的宅子，哪怕十套，也毫不過分。君不見古代新朝建鼎後，皇帝對功臣故舊的賞賜，除了分封官爵，就是賜給良田美宅。
賞賜，在民法上是一種贈予行為，儘管是皇帝或上司送給臣民和下屬的行為，但民法上所有權發生轉移的性質和普通贈予行為完全一樣的。良田美宅給了功臣，所有權就是功臣家的了，朝廷不能隨便收回來，功臣家族可以世世代代繼承。除非數代後因敗家出賣或當家的犯罪被沒收------如《紅樓夢》中寧榮二府那樣。若是這樣，別說開國60年，哪怕開國120年，史家胡同1號依然是章家後人屬有-----至於由章家後代男性後裔還是女性後裔承繼，那是其內部問題。
可新政權建立後，採取的土地、房屋產權制度完全不同於前朝。城鎮土地全部收為國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實際上單獨的農戶是不能主張所有權的，還是由國家控制。而城鎮裡的住宅，除1949年以前的部分私產尚屬個人所有外------但房屋下面的土地已被政府抽走了，所有公職人員居住的房屋，都是以國家的名義分配的，個人只有使用權，所有權永遠由政府所有。因此，以組織的名義可以隨時、任意地分配房屋這種重要的財富。即使像行嚴先生這樣的人，政府給他居住的史家胡同51號院，依然是"租住"性質，在房改之前，法理上講，所有的公職人員都是"租住"在自己的房屋內。
由於行嚴老的養女、洪晃的母親章含之貴為外交部高官，這套宅子的使用權在行嚴老故去後，依然由章家使用，這也符合新政權官場的不成文規矩。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後，中國實行"房改"，"房改"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分配給公職人員"租住"的福利房，通過房主補交一定的貨幣，從而獲得產權，租賃的公房變成了永業。但據我所知，至少北京城內的平房，特別是四合院不在房改之內。我們知道，隨著城市人口膨脹和新權貴的增加，獨門獨院的四合院已經成了稀缺資源，如果照著樓房那樣"房改"，等於國有資產嚴重流失。於是，四合院還是採取老辦法，當獲得房子的主人或其妻子還活著的時候，讓其繼續住下去。兩位老人故去後，就看其兒女的地位，若依然有著和父親差不多的政治地位，還能再住一代。若已成了一般百姓，對不起，得騰退四合院給新貴了，當然也不是無償騰退，會用一套或幾套樓房來交換。最終給予何種補償，就看後代的能量及造化了。
這些，就是洪晃面對外祖父留下的宅子，沒有底氣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