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30多年來，改革基本方向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回過頭看，"效率優先"，我們成績十分出色，而另一個目標公平，卻越來越遠離了我們。
大家都知道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而適度均等的收入分配，更有利於提高消費對經濟的貢獻。因為經濟學的常識是，邊際消費傾向是遞減的，也就是隨著收入的增加，收入用於消費的比例越來越低，而用於儲蓄的比例逐漸提高。儲蓄如果不能順利轉化為投資，就造成產品的過剩和失業。如果資本市場不發達，儲蓄越多，經濟發展就會越慢。所以，不但社會公眾對收入差距的忍耐是有底線的，經濟增長要求的收入差距也是有一定底線的。對於轉型期的中國來說，收入懸殊的危害更大。因為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下的收入差距，將造成龐大的貧困階層。
文章認為，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對於中國來說，不是未雨綢繆，而是勢在必行。
第一，大幅度增加農民收入。9億農民的收入，在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初期迅速增長後，迄今一直徘徊不前，雖然有數千萬農民工進了城，找到了"第二職業"，但收入微薄，待遇不公，經不住任何風吹草動。而國內外的經驗都證明，提高農民收入，僅靠市場機制完全不夠。胡錦濤總書記新年伊始考察河北農村時，就特別強調，一定要解決"農民收入徘徊的局面"。除了繼續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清理各種對農民的收費和亂收費外，放開農民進城條件，甚至取消任何限制條件，加快城市化進程，是更重要、更根本的措施。說到底，城市化，也是中國未來幾十年經濟增長最紮實的基礎之一。
第二，提高勞動者收入，也就是工資性收入，這是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的核心。30年來，中國的出口增加，順差的急劇累積，"低工資"的農民工，功不可沒，這也可以昭示出整個社會工資的低水平狀態。但低工資優勢，到了一定階段必然失去，這也正是我們當前所經歷的現實。且不說對低工資的依賴，還自覺不自覺地阻礙了我們的技術創新。
資本報酬與勞動報酬差距過大的痼疾，應該根除。勞動者與企業之間，應通過協商，建立起勞動者收入合理增長的機制，將企業價值在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更為適合地分割，尤其值得特別提倡和鼓勵。
第三，國有企業利潤上交。當前，壟斷部門和國有大企業職工的高收入，被人們詬病，也是造成收入差距過大的因素之一。國有企業利潤來源主要依靠壟斷地位和壟斷，這些資源，原本是全民所有，理應由全民共享，這也是國有經濟存在的前提之一。可是，以央企為例，龐大的利潤，由企業自行支配，或者用於投資，如做 "地王"，或者用於本企業職工的福利。國企利潤取之於民，而用之於己的狀況，希望在2010年有所改變。央企的紅利，應該盡數到賬。央企的收支，應納入專門預算管理。央企高管的收入，不能顯著高於同級公務員，因為央企高管並非嚴格意義的企業家，而仍舊是官員。
第四，調整國家和居民收入的分配關係。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稅收。比如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在北京、上海等地區，2000元顯然不夠。對於部分人群過高的財產性收入，應有專門的稅收調節。剛剛公布的對個人轉讓限售股徵收資本利得稅，便是良好開端，希望有更多類似舉措跟進。比如對於個人炒賣房產的稅負，就有必要成倍加重。二是減少政府的行政管理費支出，增加社會保障和社會事業支出，這是公平的制度基礎，也是增加消費的前提。最近，有個規定出臺，人們可能有些忽略，就是各級預算將在三年內完全公開，以及部門預算完全公開，這都是有重大意義的政策。預算支出不盡合理，根本原因是預算不透明，不公開，人們無從監督。希望2010年這些環節能有突破性進展，而且越細緻越好，讓貪腐和浪費無處可逃。此外，讓民營企業和個人獲得平等的金融權利，也是重要和必要的公平手段。
文章最後說，有人可能對公平分配的政策調整有擔心，但是，為了中國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這種調整，即便有些代價，也是我們理應承受，且必須承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