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那權力與資本共舞的世界裡， 資本向來居於依附地位。不過，資本的政治地位也分三六九等。國有資本是CCP的「親生兒女」，與黨的命運休戚相關，生死與共。非國有資本則被權勢集團視為「螟蛉子」，但待遇也有等差。不僅外資與私營企業的待遇有別，即使都是外資，也得看其母國是什麼神聖。儘管如此，精英們的處境與平民相差還是很大，因此從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政治、經濟與知識精英三者結成聯盟以來，精英們基本上是各安其位。即使小有抱怨，也在「兩會」這種地方消化於無形。
但自去年「國進民退」大潮開始，資本開始向政治權力表達自己的不滿了。
一、在權力與資本共舞的世界裡，資本不再甘當弱勢者
2009年的「國進民退」大潮，由於政府的金融政策刻意扶持國企，不少私營企業的資金鏈條斷裂，衰落或死亡的不在少數。在危機煎迫之下，一些私企上開始表達了自己的失意與擔憂。但今年資本的擔憂與去年不同，先是Google於1月13日表達了對政府監管信息的不滿，繼而是搜狐總裁張朝陽在「2010·中國新視角高峰論壇」（2月3日）發言，談到了在不完全競爭與言論監管下中國資本的雙重困惑。作為企業，他批評了中國市場的不完全競爭對創新與企業品質的嚴重妨礙；作為網路媒體，他指出中國沒有形成具有獨立人格和媒體理想的媒體組織，甚至批評中國政府的大外宣計畫──即「政府組織的媒體‘國家隊’進行全球品牌的推 廣是非市場競爭下的產物，注定虎頭蛇尾，毫無競爭力」。他抓住了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時下最喜歡的勵志目標「與美國相比」，認為中國與美國的競爭是「勤奮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場經濟」VS「個人主義精神+公平的完備的市場經濟」之間的大PK。在講話的末尾，張朝陽指出，應該全面接受「在經濟領域的普世價值觀即競爭理念」。
張朝陽的講話，讓人聯想到今年1月7日中國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在紐約證券交所「2010年中國經濟」研討會上的言論。秦曉的發言稱，所謂「中國模式」其實是要發展出一個高於一切的政府，政府介入市場活動，並擁有巨大經濟資產。這一模式導致了一系列問題，如圈地和腐敗，效率和獲利能力被官僚制度大大削減，轉型代價巨大，公平競爭規則由於政府直接控制資源和參與 市場而遭破壞，削弱公共產品的提供。」這番話與張朝陽的話在本質上相同，都是希望政府不要過度介入市場活動尤其是資源配置，在經濟領域實現完全競爭。
以上現象說明，儘管中國的經濟精英近年來以「入黨」為時尚（已經有三分之一的私營企業主加入中共），但他們顯然已不滿足於充當政治精英的附屬物，在人大政協「兩會」中象徵性地「共享權力」，而是要求將原來以政治精英為絕對權威的聯盟格局，改變為兩大利益集團權力相對均衡的「精英共和」。
必須承認，這種新訴求代表經濟精英的一種新姿態，比起往昔資本對權力的無條件順從與獻媚，無疑是一種進步。如果這種利益訴求能夠形成經濟精英的共識，並轉化為一種壓力機制，促使新的制度建立，就意味著「精英共和」體制的達成。
二、實現「精英共和」的路有多遠？
我曾在2000年發表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中指出，中國已經形成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的聯盟。但聯盟三方的地位並不相等，政治權力居於主導地位，這是由中國的政治體制所決定的。由於政府掌握著資源分配大權，掌管著市場准入門檻，並充當市場競爭的最高裁判，因而手握實權的政府官員就成了「造就國王的人」。即使是資本──無論是外來資本還是本土資本，在中國也只得乖乖地服從政治強權，否則不是得不到機會，就是受到各政府管理部門的煎迫。
「精英共和」的訴求主要來自於非國有資本（秦曉算是官商中的例外）。中國政府對「資本」的態度內外有別，國有企業是「親生兒女」（許多央企掌門人均是高幹子女），政府對之傾盡了父愛主義精神，不計成本地餵養，因而造就了幾十個巨型壟斷型寡頭企業，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通訊之類。這些企業財大氣粗，是中央財政稅收的主要來源，因此免不了有時翹翹尾巴。當它們尾巴翹得太高時，中央不高興了，會讓新華社、人民日報這些喉舌發表文章，敲打一下這些「特殊利益集團」，過後仍然關愛依舊。但對民營資本與外來資本就不一樣了，總體上是當作稅收奶牛，但在待遇上，絕對是中國民間故事裡那位惡後母的行徑，在冬天給親生兒子以厚棉衣，給前妻兒子以蘆花衣禦寒。
中共當然也知道需要擴大並加固統治基礎。這些年來也盡量將人大、政協代表這類榮銜賞給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兩會」因此成為「資本」利益訴求的「制度性出口」。只是這「制度性出口」未必形成「制度性反饋」。說者自說，黨卻不一定聽進去。比如對「國進民退」現象，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和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顧問保育鈞公開質疑其合理性，呼籲為給中國經濟留下幾條「鯰魚」。這種建議其實已經不是強調民營經濟的合法地位，而是苦口婆心，從為了讓國有經濟保持活力留下一些競爭對手這點出發，即讓民營經濟「陪太子讀書」之意，活脫脫一副口囁嚅而未敢言之態。然而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和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都表示不存在「國進 民退」的問題。既然連這「問題」都不存在，黨又何須對不存在的「問題」加以改進呢？而張朝陽此番講話中有關媒體部分，更是直指黨「維穩」的重要手段──鉗制輿論，在今天的中國政治態勢之下，這番講話中的思想，既不可能找到制度性出口，更不可能引起制度性反饋。
三、平民權利缺席的「精英共和」真能保證經濟精英的權利？
其實「精英共和」的訴求也無法形成制度性反饋。原因不難明白：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依靠掠奪底層民眾的生存資源（拆遷、征地），以及透支環境生態而實現的。這種超經濟的掠奪導致中國人的生存權利嚴重受損，生存環境不再安全，由此引起的社會反抗非常激烈。為了「維穩」，中國當局必須不斷加強國家的強管制能力與資源汲取能力，其結局只能導致權力的進一步集中與強化，形成寡頭政治。這種政治絕不允許任何利益集團削弱權力、分享權力，只會在強化國家能力的同時，不斷擠壓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的生存空間。
再往深裡說，缺乏平民權利訴求「精英共和」格局，其實是缺乏根基的政治幻想。
社會成員權利有差別的「精英共和」在歷史上也有過，那就是古羅馬共和國。古羅馬共和國的奴隸連人身自由都沒有，當然更沒有任何權利。而平民的權利與貴族相比，也是打了不少折扣的。這種「精英共和」體制下，國家雖然強大，但平民並不幸福。在有了「民治、民有、民享」的現代民主政治之後，中國似乎也不應該再去摹仿古羅馬帝國的精英共和，傾國之力供養一個驕奢淫逸的權貴精英階層。
還是簡短點說吧。一個由佔社會成員80％多的底層成員支撐的社會，一個從底層進入社會中上階層的管道都已經被堵絕（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正在恢復身份型社會特徵（即按出身來選擇精英）的社會，只可能形成寡頭政治，不可能達致精英共和。原因很簡單：精英階層的超強資源汲取能力是依靠國家的超強管制能力而實現的。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經濟領域內「完全競爭的普世價值」與政治強權保證的資源掠奪特權不可能共生共存。所以，我很希望中國的經濟精英在要求「精英共和」的時候，一定要記住：只有政治領域的普適價值才能給予「經濟領域的普適價值」以切實保證，讓私營企業主們痛心疾首的「國進民退」，就是中國「跛足改革」走到今天的邏輯結果。人們只要回想一下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政府為擺脫國企困境，解決資金飢渴時那種引進外資、發展私營企業時的急迫，再對比今天國企在政府全力扶持下坐大之後，各地就開始「國進民退」的情況，就可以對今後的非國企經濟精英的處境作出預測。
「精英共和」的思想在中國其實很有市場，十多年前，一位張姓經濟學家就有過名言：這個世界是由官員、企業家及為他們服務的「以經濟學家為主的知識精英」三類人組成。溫家寶總理前幾年在哈佛大學面對美國人關於「中國什麼時候實行民主制度」的提問時，回以「中國人民還未準備好」（意即素質太低，不能實行民主）之語。這句話倒也並非溫總理首創，而是中國近現代以來統治者常用常新之語。我也不想再花筆墨在此普及民主常識。今年Twitter舉行微型網志徵文比賽，邀請世界各地民眾一人一句為民主下定義。而統治者眼中「未準備好」的中國人民之一員周曙光卻以52個字贏得這場比賽。這52個字是：「民主就是獨立的個體和獨立的組織在文明社會中使用除暴力外的透明手段爭取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逐漸完善的遊戲規則 」。這件事情充分說明，在實行民主制度這件事關國運的大事上，中國人民早就「準備好」了，沒準備好的其實是中國的精英階層，尤其是政治利益集團的高層精英。
（原載《中國人權雙週刊》2010年2月11日，第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