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共當局嚴禁官員幹部收受各式利益，但官員貪腐仍然屢禁不止。
古人云：治國者，治官。
歷史的經驗表明，歷代有作為的統治者多是通過治官達到治民。善治官則國泰民安，不善治官則貪官盛。貪官盛則民亂，民亂則國將不國。
貪官盛，民心散，國運衰
2010年伊始，中紀委、監察部通報2009年查辦案件的情況：全年有8萬多中共黨員受違紀處分，佔黨員總數的1.1‰。與2008年相比，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處分縣處級以上幹部人數增長10.8%，處分貪污賄賂金額在100萬元以上幹部人數增長19.2%。
據中國內地媒體統計，2009年中國高官（副部級以上）密集落馬，共有17人，涉貪人數之多，級別之高，數額之巨，都創歷史記錄。
據中國商務部發布的調查報告，近30年來，外逃官員數量約為4000人，攜走資金約500多億美元，平均每名出逃貪官攜走人民幣近1億元。
統計數字表明：30多年來，中國貪官的成長速度遠遠高於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貪官吞噬國民財富的速度更遠遠快於國民財富的創造速度。還表明：30多年來，中共紀檢監察部門無法對中國7千萬中共黨員中的中高級官員實行有效的監管。
傳統的反貪辦法
中共建政60年的反貪腐，前30年以共產主義的道德說教為主，後30年以黨內的自我監督為主。
黨內的自我監督機制主要是中共各級紀檢部門，它獨立於國家司法之外，是審查具有腐敗行為的各級官員的主要機構。國家司法機構僅是奉命執行部門，沒有任何抗訴的權利。
中共各級檢部門在應用「雙規」（即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交代問題）的方法審查有腐敗嫌疑的官員時，不受刑法、刑事訟訴法等國家法律條文的制約，不受檢察、人大等國家司法、立法機構和新聞與論的監督，變相刑詢逼供時有發生。許多後來被正式檢控的貪官都以「那不是人呆的地方」來形容被「雙規」的經歷。雖然這些貪官最終被繩之以法，但以法制被破壞為代價。
這裡提出了一個令人深醒的問題：以破壞程序正義為代價換取的實體正義，不是社會正義，更不是依法治國的真實內涵，而是嚴重地偏離了法制的航道。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不乏用嚴刑酷吏來懲治貪官，但收效甚微，阻止不了王朝的衰亡。中共60多年反貪腐的經歷表明，腐敗越演越烈，進入「不反腐亡國，反腐亡黨」的兩難困境。
老毛的反貪辦法
老毛在上世紀50年代發動的反右、反右傾，從根本上破壞了人民監督政府和官員的制約機制。後來，老毛又發動文革，鼓吹「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民主，大搞群眾運動，企圖找到人民監督政府和官員、防止政權腐敗的新路，但以失敗而告終。這是毛一生的最大憾事。
可行的反貪辦法
貪腐是世界性的頑疾。縱觀古今中外，腐敗與國家的國體或政體、與民主或專制無直接關聯。腐敗與國家的法制建設、輿論監督和道德水平有直接關聯。
可以看到一個現實，有清廉的專制或獨裁統治的政府，也有貪腐的民主政治的政府。前者有中共建政初期的政府，新加坡的現政權。後者有菲律賓的馬科斯政府，臺灣的陳水扁政府，韓國的全斗煥政府和盧泰愚政府。
綜合世界各國反貪防貪的經驗，至少要司法制約、輿論制約和道德制約三管齊下才可奏效。
司法制約是底線
司法制約的前提是司法獨立。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權分立、互相制約，是司法獨立的制度設計和保證。司法獨立是懲處貪腐的制度保證。它不受政黨、領導、潮流、與論等左右或干擾。在中國，司法獨立沒有被中國憲法認可，不具備可操作性，因為目前司法是在中共的政法委員會領導下進行運作。司法獨立的缺失使司法制約貪腐大打折扣。
輿論制約是充要
輿論制約是反貪腐的有效武器。
輿論制約建立在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公民權利的基礎上，否則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輿論制約。中共至今不敢將各級官員的財產放在陽光下，是拒絕輿論制約的最好證明。
臺灣的經驗表明，民主政治防範不了貪腐，而輿論制約卻起到了重大作用，陳水扁的貪腐行為，最早由媒體揭出。美國的水門案也是由媒體最早披露。
道德制約是高標
道德制約，以德防貪，防患於未然。防貪心先於反貪行。
道德制約以道德重建為基礎，重塑普世價值認同。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中，「禮、義、廉、恥、忠、孝、勇」等道德規範，傳遞著豐富的為人之道和為官之道，同時還有正反兩面的典型和樣板，例如清官海瑞與貪官和坤。
道德制約下的為官之道是要樹立廉潔、公平、正義、忠於職守、富於專業精神、遵守職業道德等普世價值認同，而意識形態、宗教信仰、黨派團體、個人和集團利益等要服從或讓位給普世價值認同。普世價值認同是從精神上樹立高標準，從世界觀上建立防腐的「防火牆」。
中國的反貪腐成效不大，癥結是不重視道德制約，忽視司法制約，無視輿論制約，這無疑是將正在崛起的中華民族建立在沙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