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了，千千萬萬遠在他鄉的遊子不顧天遠地隔和旅途辛苦，還是要選擇回老家過年。中國人對「年」的痴迷，幾乎可以與宗教虔誠相比擬，這種虔敬之 心，很大程度來源於中國人對家庭親情的重視。「事親孝父」觀念流風餘韻所及，使得中國人一到年關，就情不自禁想到要回老家看望父母、拜奠先人。
中國式過年的主要文化底蘊和價值內涵就是盡孝。回家過年是盡對家庭尤其是父母的責任，年復一年的過年儀式，又強化了這種責任，使之成為一種不言自明的文化無意識。
「孝」對中國人內心世界的影響，可謂大焉。不久前聽一些研究儒教的朋友在一起談論「孝」，他們就普遍認為「孝」最能體現傳統儒家的宗教性關懷，是最有中國文明特色的一種倫理價值，而且還有著深刻的現代合理性。
這種講法跟通常所說似乎不太一樣。自中國「近代化」、「現代化」以來，對「孝」等倫理價值的批判一直不絕於耳，最著名的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禮教殺 人」。最近看到對「孝」等傳統倫理詬病最有力的，則是一些經濟學家。比如美國哈佛大學的金融專家陳志武，就提出「養兒防老」是一種不道德的傳統，中國的孝 道使子女成為了父母實現自身生活保障的一種工具，而中國如大力發展金融業，則可使深受孝道之害的中國人解放出來，實現更多個性自由。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孝」被孔孟諸儒大力宣揚並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生生不息，實際上有其生成的社會背景。目前頗為活躍的儒家 論述者陳明先生，指出儒家的種種倫理觀念、道德價值、禮節信條，其實都有一個適應當下生活即「用」的需求由來，「即用見體」是也。還原到中國古代農業社會 的生產生活樣態，「孝」承擔了至少兩項極為重要的社會功能。其中之一就是社會保障。農業社會沒有社會保障制度，只能實行家庭養老，強調孝道就是督促子女負 擔贍養父母的責任。「孝」既然與生活保障的經濟需求有關，子女問題就不是一個簡單生育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所以中國向來有「養兒防老」、「多子多 福」、「早栽秧子早打穀，早生兒子早享福」等說法。「孝」應該認為還體現了人的自然社會性。人是社會動物，這種社會性首先反映在家庭中，家庭是世俗中人的 最先也是最後情感歸依，子女因此是父母老時給父母的最大精神慰藉。「孝為人之本」。這種價值設定不僅是社會生活的理性安排，也在於無法說清的宗教關懷。傳 統中國孝道及其傳承儀式具有宗教性，過年時到祖先墳頭燒紙叩頭的敬天法祖活動，就是表現。
儒家信條既然是「即用見體」，社會生活即「用」的變化，自然也會帶來文化形態的變化。最近百餘年來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使得中國逐漸成為「現代國 家」，形成高度發達的市場社會，人口流動也空前增加，這對「孝」等傳統價值明顯帶來了衝擊，傳統「孝」道一些禮節儀式，在日常生活中已難以實踐。同時，各 種社會保障制度體制的逐步建立，也使「孝」所承載的養老功能削弱，「孝」道內涵的社會經濟性質有所淡化。然而，卻還是不能武斷地說，「孝」在今天可以棄如 敝屣。
原因很大程度在於，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並不能完全解決養老問題。歐洲和日本在進入「現代社會」後，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制度極大提高了個人自由，但這 一套制度體系近年來卻隨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而面臨危機，「社會養老」的風險正在呈現，這不是通過發展金融業等新的經濟工具就能解決的。中國如今工 業化尚未完成，還沒有成為「富裕國家」，人口老齡化卻已撲面而來。全國老齡委辦公室副主任吳玉韶日前就指出，我國正開始進入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期，老年人 口由年均增加311萬人發展到年均增加800萬人。這樣迅速擴展的老齡化進程，絕不是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完全應付的。中國今後能不能建立起西方國家 那樣的社會保障體系，都是一個問題。在此情況下，不發揮家庭養老的傳統功能來作為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補充，對中國來說可能將會遭遇一場人道主義災難，特別 對農村老人來說更是如此。
另外，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本身就有缺陷，只偏重於從經濟上解決養老問題，而沒有顧及老齡人的精神需要，而現在許多空巢家庭中老人的精神孤獨感，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研究表明，85%以上的老年人有享受居家養老服務的意願，願意選擇在養老院等養老機構養老的只佔6%—8%。
中國人仍要重視「孝」，這不是一個單純的理念問題，而是一個關係到「用」即社會生活需求的問題。陳志武先生認為中國要實現人性自由就要丟掉「孝」等 儒家價值，這其實也是一種文化決定論，即認為中國近現代以來的種種落後，都與中國精神層面的文化有關。殊不知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之初，如美國史家麥尼爾所 說，傳統基督教的禁慾觀念，對商業理性同樣極盡排斥之能事。但西方人是否在社會生活改變即進入現代工商業社會後，就把基督教隨手丟掉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