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最窮內陸國家之一的尼日在農曆年間傳出軍事政變，原本已修憲延長任期的坦加（Mamadou Tanja）總統在召開內閣會議時，被軍方闖入逮捕，遭到罷黜。發動軍事政變的軍官隨即成立恢復民主最高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簡稱SCRD），並宣布將著手起草新憲、舉行選舉，以恢復憲政秩序。不過，由於選舉時間未定，因此是否能夠順利回歸民主，仍待觀察。
過去拉丁美洲及亞洲在六０至七０年代是政變頻傳的地區，但自第三波民主化後，軍事政變僅在少數幾個國家發生，已逐漸成為式微的政權更替方式。非洲儘管亦同時經歷民主轉型，但軍事政變並未因此而消失；即使非洲聯盟已公開宣誓不會接受依此途逕取得政權的新政府，並且給予這些國家停權處分，但顯然並不能嚇阻它的持續發生。非洲國家似乎吃了秤砣鐵了心，硬是不讓軍事政變瀕臨絕種，隨時提醒國際社會它依然存在。
軍事政變（military coup）是軍人以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以迫使政府領導人辭職、流亡，或是將其軟禁、加害等非憲法程序的手段，達到更換政權的目的。它通常是由不滿現狀的少壯派軍官所發動，有時他們會成立過渡性質的執政團（junta），然後再舉行選舉，將政權交還文人政府；有時發動政變的軍官本身會成為軍事強人，或是遂行威權統治，或是脫下軍裝、穿上西裝，自己參與總統選舉。
軍人發動軍事政變的原因很多，有些是殖民時代的「分而治之」統治方式讓某一族裔參與政府、另一族裔成為軍人，而導致彼此利益衝突的結果；有些是因為文人政府的政黨政治成為族群政黨間的猜忌和惡鬥，讓軍人宣稱有更高的國家利益考量，因而取代操弄族群矛盾的文人政客；部分軍人會因為糧餉未發、但政府高官照樣貪腐奢華，而決定為民為己除害；部分軍人則是因為有使命感，認為文人政府缺乏效率，忙於政治分贓，但卻無法讓國家走向現代化，因此決定將軍隊的紀律用於政府的管理。最後，有些傳統王室昧於共和潮流的現實，或是政客枉顧民眾對多黨民主政治、政權輪替的渴望時，他們亦成為軍人推翻的對象。
無論是以上何等理由，非洲軍人透過政變而取得政權的例子屢見不鮮。在非洲五十四個國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從未發生過軍事政變，其餘三十多國則是經歷為數不等的軍事政變，有些國家高達六次（貝南、布吉納法索、葛摩、奈及利亞等），有些國家僅僅一次（查德、剛果民主共和國、衣索匹亞、加彭、甘比亞、賴比瑞亞、利比亞、盧安達、塞席爾、索瑪利亞等），其餘則是二到五次不等，此次尼日發生的政變是該國史上第四次，亦是九０年代以來的第三次，而整個非洲在同一時間則是近三十次，其中過去十年超過十次。
軍事政變最嚴重的問題並非舊政權的瓦解有可能經歷流血衝突，而是在政變後的執政團雖然大都對民主選舉有所承諾，但很少有依原訂時間舉行者。即使舉行選舉，許多軍人往往選擇自己投入選戰，讓軍人干政的陰影始終無法褪去。在非洲現代史中，僅有少數幾位軍人選擇自己退出政治圈，還政於文人。
奈及利亞的奧巴桑喬（Olusegun Obasanjo）在一九七０年代末期還政於文人時，他是非洲第一位自願回到軍營的政變領導人；一九九一年馬利的杜瑞（Amadou Toumani Toure）在推翻了執政超過二十年的獨裁總統後，並沒有眷戀權力，如期舉行多黨民主大選，讓馬利成為非洲民主政治的典範。這兩位軍人出身的政治家在多年後參選總統，由於其民主素養受到肯定，皆以壓倒性的票數贏得大選，奧巴桑喬已經卸任，現在是非洲的元老政治家，杜瑞的第二任期則是要到後年屆滿。
不過，奧巴桑喬和杜瑞畢竟是少數的特例，大部分的軍事政變領袖最終還是無法脫離權力的誘惑。甘比亞的賈梅（Yahya Jammeh）在一九九四年發動該國獨立史上唯一的一次軍事政變，但在決定舉行多黨民主選舉後並未回到軍營，而是逕自參選，隨後又將總統任期限制移除，遂行強勢統治。幾內亞的卡馬拉（Moussa Dadis Camara）在二００八年底發動軍事政變後，就任命自己為總統。雖然他曾訂定二０一０年一月要舉行總統選舉，並表明不會參選，但在支持者的強力要求下，卡馬拉似乎亦有當仁不讓的決心。在去年底卡馬拉遭到前侍衛槍傷頭部、遠赴摩洛哥接受治療後，幾內亞的總統大選早已過了原訂時間，何時舉行仍是未知數。
為何這些軍人會有非份之想？原因無他，當他們推翻長期執政的獨裁政權時，許多民眾或是受夠了政治人物的貪腐及專權，雖不至於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但往往是歡欣鼓舞地慶祝舊政權的終結。這番熱情被錯誤解讀為對軍人干政的支持，乃出現了「舍我其誰」的決定，最終受到傷害的還是民眾對民主政治的渴求。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若非發生軍事政變，那些獨裁領導人是可能輕易放棄權力、離開政治。許多非洲總統如尼日的坦加選擇修改憲法企圖延任，或是根本將任期限制取消，軍事政變似乎成為阻止他們專權的唯一途徑。非洲聯盟除了不接受軍事政變為更替政權的合法方式外，最近也表態反對任何透過修憲企圖延續政權的作為。若是修憲延任應當受到制裁，那麼推翻獨裁者的軍事政變是否應該獲得讚賞？究竟有沒有好的軍事政變？這是尼日政變後，國際社會和非洲國家必須面對的嚴肅討論。無論如何，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地區軍事政變鮮少發生的二十一世紀，非洲國家卻「力挽狂瀾」，讓這個非憲法程序的政權更替方式不至於面對瀕臨絕種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