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年經濟增長迅速
日前，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公布一個結論，目前中國中產階層的規模約為總人口的23%左右，目前中產階層正以每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擴大規模，在大城市當中，這一比率還要高。
這一報告公布的數據與近年來的就業、工資增長、社會分配及消費等各種情況無法「共相」生存，與公眾的實際感受更是相差很大，國內網友發出「被增長」的質疑是題中應有之義。
一、第一個幻像：中產階級隊伍的持續擴大及增長
中產階級人數增加依賴兩個基本條件：第一，有賴於現代部門就業人口的增加（農民工屬於低收入，其人數增減對中產階級人數影響不大）；第二，有賴於就業人口工資的增長。從中國的現狀來看，上述兩種情況均未出現。
先看新增就業人口的情況。2008年以前，中國已累積1,000多萬高校畢業生未能就業。儘管政府公布2009年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率高達74%，但民間調查機構宣布的比率卻只有50%左右（大學生們提供的情況表明更低），而且初職就業工資普遍下降。
再來看就業人口收入增長情況。社科院公布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了10%。但在國家統計局調查隊舉辦的「居民家庭投資心態調查」中，只有6.3%的人表示自己的工資增長了。更重要的是，收入增長了10%，但由於房價在這一年當中上漲了將近一倍、其他各種消費品也在提價，收入增長比率遠遠低於房價增長比率。房價暴漲與物價上漲，意味著中產階級資產嚴重縮水，人稱「一套住房消滅一戶中產階級」。
一個不能隱藏的事實是：居於中國中產階級中上端的外企白領，近兩年有許多失去工作。早在2009年6月份，就有將近30%的在華跨國企業開始裁員。此後情況更形嚴重，關閉工廠、裁員、調薪成了外企節約成本、渡過危機的最常用手段。
此外，過去一年當中，由於中國政府用資產泡沫催動房地產行情，其結果是億萬富翁人數增加，身價在10億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數已僅次於美國。與此同時，是中等富裕人群在減少，擁有投資資產在100萬美元左右的高資產淨值人數下跌了11.8%。
上述資料表明，近幾年，中國無論是就業規模、收入水平，還是中產家庭資產，都面臨嚴重萎縮狀態。這些微觀上的萎縮數據又如何能夠加總出一個正在日益擴大的中產階級隊伍？
二、第二個幻像：社會向上流動機制的形成
「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還製造了一個幻像，即社會向上流動機制的形成。該文如此表述：「社會流動由‘先賦型’變為‘後致型’，整個社會逐漸趨於高級化，……下層的人都有向上走的可能性。」
所謂「先賦型」就是社會精英的選拔機制按照血統原則，「後賦型」就是按照才能與個人成就。如果這段話是用來描述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中國社會狀況，基本是事實。但如果用來描述本世紀以來的中國社會流動機制，則是罔顧事實之言。這段話恰好有意忽視了中國社會潛藏的一個最危險現象，即社會回歸身份型特點，社會結構呈僵化狀態。
這一事實就是從本世紀初以來，高校畢業生在就業過程中，家世背景漸成主要決定因素，農家子弟與城市貧民子弟大學（或研究生）畢業後連就業都很困難，各地相繼出現「官二代」現象。
這一被社科院報告刻意忽視的現象，早在2007年就被北京大學的文東茅所指出。文東茅以他參與的一項全國性調查為基礎，寫了一篇「家庭背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文章指出：家庭背景對畢業生職業和薪酬的影響，已經形成一種近乎世襲的特點。文東茅文章指出的弊端，後來被無數事實所證實。尤其是在公務員招考中的「官二代」現象中得到體現。
近10餘年來，由於職場之路變得越來越艱困，中國的公務員考試往往出現上千人競逐一職的現象。在人人都希望進入公務員行列，而公務員職位又相當有限的情況下，公務員與事業單位的職位早已與普通民眾無緣。官員子女擁有優先權已從官場的「潛規則」變為「明規則」。在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進入官場或事業單位「吃財政飯」更是人們的首選。僅以2009年為例，湖南郴州市政府在2月曾下發《市直機關事業單位接收安置退役士兵入編考試考核暫行辦法》，明確規定城鎮退役士兵安置到市直機關事業單位時，其父親或母親必須在市直機關事業單位工作。9月河南省固始縣在正科級幹部和縣局級幹部的選拔中，最後確定的12名鄉長人選絕大多數是當地官員親屬。
高等教育產業化使大學門檻大大降低，不少官員子女都能進入大學，這就使得不少才質平庸的官員子女擁有一張進入精英選拔賽的門票。從此以後，中國的職場競爭除了技術性極強的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強的非專業技術職位的競爭中，血統原則的作用日顯重要。
至此，中國社會成員的向上流動管道已經嚴重梗阻，它帶來的後果是：一方面，精英選拔當中，一旦「血統原則」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則退居次要位置，社會精英的素質將會日益退化。這很不利於社會進步；另一方面，社會不公將會加劇。這種血統原則造就的機會不均等體現在社會成員的身份傳承上，是最根本的社會不公，其後果較之財富分配不公更為惡劣與嚴重。
中產階級為什麼對現代社會的穩定有促進作用？其實人數隻是一個因素，更重要的是中產階級的社會參與與政治參與能力。社科院這一報告有意迴避了這一關鍵因素，是因為在中國，缺乏政治與社會參與管道的不僅是中產階級，還包括經濟精英。這點，我已經在最近那篇「資本對權力的新訴求：精英共和」一文中涉及。
可以說，這種充滿了「中國特色」的「研究」，除了欺蒙公眾之外，甚至無法給決策者提供客觀的政策參考。中國要想擴大中產階級隊伍只有三條途徑：第一，改善經濟結構，提高現代部門的就業機會，使中國在經濟增長與就業方面不再成為「奧肯定律」的例外；第二，提高國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改善社會分配機制；第三，建立社會參與與政治參與管道，讓各階層民眾都擁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團體。否則中產階級再多，也無法改善中國的社會政治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