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部日前公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徵求意見稿表明，中國的教育經費佔GDP 4% 的指標要到2012年才能實現。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應當加大對教育的投入，特別應當加大對貧困落後地區教育的投入。
教育不公問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圖為福建晉江一家農民工子弟學校（法新社）
中國教育經費佔GDP 4% 的指標是1993年提出的，2006年曾予重申。1993提出的指標，過了近20年才能實現，恐怕算不上是驕人的成就。關心中國教育的人士一直認為中國教育經費不足，而中國官方也承認，中國財政對教育的投入「在全世界處於較低水平」。
不過，這兩天媒體所關注的，除了教育經費的不足問題而外，還有教育的區域投入不公平、義務教育不均衡等問題。換句話說，中國對教育的整體投入不足，而對農村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投入則更為不足。
北京大學教授夏業良表示，中國對教育理應有更大投入。他說，中國現在「不差錢」：
「中國現在在很多方面說是‘不差錢’，我們往往一年的公款支出吃喝就會消費幾千億，然後公車又是支出幾千億，還有出國考察旅遊又是幾千億，不能說沒有錢，我們應該把很多的錢拿到教育上來，因為這個國家呢只有在教育方面有了大的發展，中國才有未來發展的潛力，才能有更多的具有創造能力的優秀人才出來，所以為國家未來的繁榮能夠作出貢獻的是我們的下一代，是我們的未來。」
加拿大拉瓦爾大學教授蘇展表示，教育投入不足和教育投入不公的問題在中國同時存在：
「中國的經濟是個兩元社會。問題就是說如果你看沿海城市，那100所重點大學的話，可能教育投入還不夠，但是要比其他的比如說在農村、鄉村基礎教育，比這些要好得多得多。實際上就是中國現在總體的教育投入應該是不夠的。中國名義上講說是保證九年的免費義務教育，但實際上你要看看到農村，到那些邊遠地區的話學生受的教育不光是質量，我就是從數量上講都非常少，就相對城市來講，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投入少，所以說很少有人願意到邊遠地區去任教，反映出來中國社會的一個不公正性。」
北大的夏教授也說，長期分割的、不平等的國民待遇也反映在國家對教育的投入上：
「目前的一些體制是由於長期實施城鄉分割的這樣一種國民待遇所造成的。比如說我們在農村地區和在城鎮地區並沒有實行一個統一的平等國民待遇，而是說城鄉分割的。大家知道農村的義務教育實施的水平很低，無論是教育設施、條件、師資力量還有經費的投入，各個方面，包括入學、升學以至於考大學，競爭難度要大得多。所以，國民教育的不平等性突出地表現在城鄉的這樣一個分割，這樣巨大的差距，同時那些大都市和中等城市與小城市之間的差距也很大，所以要講實施平等的義務教育制度就需要這個國家從教育法方面來進行根本性的重塑，讓全體國民享有平等的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力。同時，國家財政要保障那些落後的地區、貧困的地區，讓那些學生能夠獲得起碼的義務教育。然後國家應該在每一年的ＧＤＰ增長的，其中有一部分作為轉移支付，拿出一部分作為教育基金，對那些長期在落後偏遠地區指教的老師給與一些最基本的資助，同時給一些家庭貧困，上不起學的學生給一些資助。我覺得這些方面呢都是應該及早來做這些事情。」
夏教授說，教育經費不足的問題是一個方面，而教育不能自治的問題，在一定的意義，則是更重要的一個方面。夏教授說，中國應該有一個出大師級人才、創新型人才的教育制度：
「對教育到底是真重視還是假重視關鍵它不在於這個經費的投入，而在於對這個體制是採取什麼樣的一個態度？如果真正在乎中國教育的未來的話，就應該對教育制度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因為大家都知道目前的這種教育制度無法培養出真正的大師。從國家領導人到全社會都能真正認同教育制度是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最重要一條就是回歸大學自治，所謂大學自治就是由大學獨立地來進行管理，或者換一句話說就是一種無黨化的教育體制的一個塑成，不是接受某一個意識形態或者一個政黨的這樣一個直接的對大學教育的這樣一種干預。因為我們知道學術自由，學術地位的獨立，這個是一個大學能夠辦好的一個重要前提，思想言論，學術方面的獨立和自由這個是很關鍵的東西，不在於投多少錢。所以我們覺得最重要的是恢復大學自治這樣一個體制，這個體制是以教授或者講以學術委員會為中心的，再加上高等教育的這種管理者，這種管理者不是官員型的而是教育家類型的。首先是從學者中挑選那些知識面廣，能夠有綜合管理能力的人，也有可能是聘請專門的管理者，他不是一個學者，不是一個專門的某一個學科的專家，但他具有高等教育的管理能力。成為專門的這樣一種職業教育家，如果有這樣的一些人再加上學生的自治性組織，學生也參與到管理整個的過程之中，這樣的話就是整個三個方面的管理，再加上監督。比如說在西方大學裡面的監督體制就有校董事會。通過一些外部的這樣一些監督機制，通過法人治理結構來把高等學校這個教育體制把它規範化、制度化。我覺得這個中國要進行高等教育改革這是一條必由之路。」
拉瓦爾大學的蘇展教授說，因為財政投入不足，迫使一些大學搞什麼「產業化」。他說，教育不能當作一般意義上的產業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