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遇羅克 （網路資料）
*今年3月5日，遇羅克殉難四十週年*
今年3月5日是中國文革中的人權捍衛者、《出身論》一文的作者遇羅克殉難四十週年。在以前的「心靈之旅」節目中，介紹過遇羅克。
1966年文革爆發的時候，他是北京市人民機器廠學徒工。1966年7月至9月，正當「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對聯風行之際，不滿二十五歲的遇羅克向社會公開他的獨立思考，並向「血統論」發起挑戰。寫出了著名的《出身論》等文章。他因此在1968年1月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死刑，1970年 3月5日執行年僅二十七歲。
*回憶四十年前3月5日那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幾十萬人的「宣判大會」*
據當事人回憶，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幾萬人參加的「宣判大會」。在幾萬人高舉《毛主席語錄》的「紅海洋」裡，在幾萬人高昂的口號聲中，遇羅克被以「現行反革命罪」綁赴刑場，執行槍決。
遇羅克之死在他的很多同時代人中留下了永遠難忘的印象。中國著名導演何群先生一九七零年的時候還是一位少年，由於和他住在同一個院子的小夥伴的哥哥張郎郎和周七月被關押，有被判重刑的可能，他就和院子裡的同學一起跑到工人體育場門口，想知道判決結果，在無意之中旁聽了遇羅克的宣判大會。
幾年前，何群先生回憶當時的情況說：「那時候我十五歲，知道當時社會上有這麼一回事。我是因為我們院子裡的張郎郎和周七月也因為文革的事被關押在監獄裡面，引起院裡大人和孩子的注意。聽說在工人體育場有一個宣判大會，我很關心張郎郎的宣判結果，我和他弟弟也是朋友。我就來到離工人體育場很近的宿舍附近，因為那時宣判實況是通過高音喇叭廣播的。我記得那時候警察都穿著藍色的制服，我就在那裡聽一個一個的宣判，沒有張郎郎和周七月的宣判結果，但是有遇羅克，那一天判決的人很多，工人體育場的看臺可以坐十萬人，基本上都坐滿了。遇羅克的名字很特殊，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主持人：「您那天為什麼沒進入會場裡面呢？」
何群：「不是所有人都能進去，宣判大會是有組織的，各個學校、工廠、單位裡組織去參加會，不是憑門票入場。在文革時期，這樣的宣判大會很多。」
*遇羅克殉難九年多以後，被「平反」宣告無罪，去年遇羅克銅像在北京落成*
遇羅克殉難九年多以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遇羅克無罪。
2009年清明節，遇羅克銅像在北京通州宋莊美術館落成揭幕。參加過這一揭幕儀式的居住在北京的任眾先生，在他紀念遇羅克被害四十週年的文章《痛悼遇羅克》中說：「羅克犧牲四十年了，可是他追求的理想並沒有喪失現實意義。」
*任眾先生：我所認識的遇羅克，他的鎮靜、樂觀、使命、艱辛和毅力 *
任眾先生曾經和遇羅克家住在同一個院子裡，遇羅克殉難四十週年前夕，任眾先生接受了我的採訪。
我先請他講講他所認識的遇羅克，他今天想起來印象最深的地方。
任眾先生說：「遇羅克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在那種心情永遠很難平靜的生活環境，他讓自己鎮靜下來，去完成一種使命式的事業——他要完成他的《出身論》，要研究關於中國的「血統論」和怎樣與「血統論」作戰的問題。當時整個社會令人煩惱，整天搞階級鬥爭，很難說哪個災難降下來，永遠不安定，可以說遇羅克能在這種環境生存都是個奇蹟。」
主持人：「您為什麼這麼說？」
任眾：「他在一個小煤屋，是只有一米寬的小夾道。在又潮濕又黑的小屋裡，他能完成這麼了不起的文章。他每天在那裡學習，他天天出來時，總是陽光、樂觀的狀態，所以我非常欽佩、敬佩他。」
他白天在人民機器廠勞動，我非常熟悉這個廠。因為我當時是建築工人，在那裡有勞動，知道那裡的勞動環境和上班騎車的距離，都要付出很多勞動，可是遇羅克每天回來很晚還要在那小屋裡......什麼時候，都會看到那燈光是亮著的。
遇羅克實在是很有毅力的人，而且他有使命感，當時已經決定要和‘血統論’進行鬥爭，要真正講講中國的人權問題了。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很難有人能和他比。
說他樂觀，有時他睡得很晚，但是早晨起來，很容易聽到他‘咯咯’的笑聲，跟他姥姥逗著玩。這笑聲顯得他好像是精神特別飽滿，跟他姥姥開玩笑的聲音又顯得特別天真，能叫人感覺他是特別樂觀地生活，讓家人能對他放心。
所以我覺得，他這種潛在的智慧很感動我，實際上他知道自己的處境，他對出身問題的思考已經非常成熟，而且他就要用自己思想凝聚的東西公諸於世的成功感，我都感覺得到，我覺得這是遇羅克很了不起的地方，到現在很難忘」。
*任眾先生：羅克犧牲四十年，他追求人權仍有現實意義，暴君毛澤東仍被高舉*
主持人：「當年他發表《出身論》，其中談到一些觀點，您覺得他說爭取、努力並且為之付出生命代價的這一切，在今天紀念遇羅克殉難四十週年，您認為有什麼意義？」
任眾：「當時在全中國土地上，都覆蓋著一個極左、違反人權的‘階級鬥爭’路線，實在壓迫人。特別真正在人的才能、才智的開發上，就是因為‘出身’問題受到壓抑的情況下，他有設身處地的感覺，加上很細膩的觀察各個角落，從農村到城市街道，沒有一處不存在這個問題。
我在這兒插個例子。我在北京認識三位法律工作者，他們都六十多歲，既是黨員，又是領導幹部，還有是某法學會會長、副會長。一起吃飯時，我說想問個問題‘在你們筆下有沒有冤案？’三個律師異口同聲‘很多’，說‘這個沒有辦法，當時上面規定就是這樣的規定，出身不好本身就像個罪一樣，明明他沒有什麼罪，卻把罪加在他身上；那個出身好的，本身實際上是流氓成性行為的時候，也說他是出身好而最小。如果出身好的反擊了他，就說是階級報復’。所以在他們筆下有很多冤案。
可以說，多少冤魂就這樣走了，他們是‘階級路線’的犧牲者。而遇羅克看出這個問題，就張揚正義。」
主持人：「到今天四十年來，中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回憶紀念遇羅克，您看有什麼現實意義嗎？」
任眾：「有。中國出身問題雖然現在表面不說什麼，沒什麼出身問題了，然而過去所造成的一些影響現在遠遠沒有消除。過去所謂‘出身好’的，在‘出身不好’的人身上所犯的錯誤或罪行，從來沒有清算過，而當時毛澤東貫徹這條路線，現在還高舉毛澤東，這本身就說明過去的‘階級成分’論、‘階級鬥爭’這條路線沒有肅清。
毛澤東是個暴君，對社會造成禍害，到現在遠遠沒有恢復正常。人與人應有的平等關係沒有恢復。
我覺得現在仍然要強調，不僅僅是個出身問題，更重要還是個人權問題。」
*遇羅錦女士：遇羅克爭取的是人的平等、人的權利*
在以前的「心靈之旅」節目中報導過，2009年3月5日在美國紐約舉行了遇羅克的妹妹遇羅錦《一個大童話》新書首發暨遇羅克蒙難三十九週年紀念座談會。一年後的今天，我再次採訪了現在旅居德國的作家遇羅錦。
主持人：「能不能請您概括一下您的哥哥遇羅克當年所爭取的是什麼？」
遇羅錦：「他爭取的就是人的平等、人的權利。當時所謂‘出身不好’的人，是中共用‘階級鬥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爸爸是‘地主’，恨不得就把他兒子說成是 ‘小地主’，這樣一代代下去，把你踩在腳底下，上不了大學，找不了好工作，進不了高級單位，更別說從政，根本就別幻想。
主持人：「當年遇羅克在呼喚什麼？」
遇羅錦：「他就說，是真理我就不能違心去作，不能屈服於什麼，就要堅持。為‘出身不好’的人去死，他是值得的。他認為《出身論》總有一天會被人承認，堅信自己是為了真理。」
*遇羅錦女士：今天當然好多了，但還有「血統論」——「太子黨」*
主持人：「您覺得到現在，中國有什麼變化嗎？」
遇羅錦：「到今天當然是好多了，但中共還是‘血統論’啊，‘太子黨’。你再優秀，又怎麼樣？還是邊緣人。頂多你能上大學了，也許進了科研單位了，在政治上還是不能讓你們這些人沾邊，還是‘血統論’那一套。
從我哥哥死之前作的那些詩，看他對後人的期望、對中國未來的相信。他也想不到中國變得這麼黑暗的一個現實，就是‘權錢交易’、‘笑貧不笑娼’、兩級分化，房錢甚至都像電視劇‘蝸居’那樣，為了租房子、買房子，老百姓愁得要死。
少數人，比如在事業單位工作的那些公務員、高幹，他們活得很好，中共把這些人籠絡住了，但是這種人在比例上是太少了。大多數老百姓剛夠溫飽，看病都花不起錢。」
*遇羅錦女士：四十年後新感受——華麗外表包裝下的「特務治國」「特務輸出」*
主持人：「在紀念遇羅克殉難四十週年的時候，您今天特別想說的是什麼？」
遇羅錦：「我想說點新的感受，我哥哥就義四十年，我看到中國的變化，在華麗外表的包裝之下，就是個‘特務治國’，這是我最大的感受，這是以前我哥哥也想不到的。
假如現在我跟我哥哥在天上對話，他要是問我‘羅錦，你跟我說說這幾十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我就說‘哥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務治國’、‘特務輸出’。」
主持人：「能不能就您所說的這‘特務’是什麼意思，作點解釋？」
遇羅錦：「我認為不僅包括人們所說的‘線人’，有經過中共訓練，再去發展的那些沒有經過訓練的。
你每天在日常生活裡都能感受到。就像我，現在一買電腦，早晨起來先得去消那‘炸彈信’。我有兩、三個信箱，看那個信箱有幾封‘炸彈信’，這個信箱有多少封……假如我寫了篇中共不顧喜歡的文章，多發給一些朋友，結果我這電腦，或者馬上，或晚上或明天……有一次‘炸彈信’多達二十七封，全是一樣的，只要打開一封，電腦就‘哇哇哇’響起來，什麼都不靈了，就得拔電源。不拔的話，電腦一會兒就黑了。所以感到‘特務’每天就在你鼻子尖底下，因為有電腦，在網際網路時代尤其感到特務無孔不入。」
*遇羅錦女士：遇羅克遺言——「遺業艱難賴眾英」，有哥哥的榜樣，我充滿信心*
遇羅錦女士認為：「中共從建國以前就開始用密探、線人」。她說：「想想看，你要求的是人權平等，當權者就用特務、密探，想知道你想什麼，想說什麼，在你還沒有實現的時候，就把你扑滅或分化了，或瓦解消滅了，你還有什麼平等可言？
像遇羅克，他沒有搞黨派，就是因為讀者來信那麼多，中共就懷疑他要搞黨派，說‘為什麼寫那麼多地址？怎麼這麼多人給你來信呢’？然後在監獄裡不交待，就派釘子。在監房裡跟你套近乎，跟你交朋友。所以說密探的作用大極了，就像給人送毒藥一樣。
遇羅克生前說，‘遺業艱難賴眾英’，‘遺業’確實艱難哪！確實太難了！
我並不悲觀，因為有我哥哥的榜樣。但是，不悲觀我也不樂觀。我們又不能不去說實話，不能違心地去說，只能照著中國那句俗話‘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能本著這中國最古老的民俗之言，我是充滿信心的。」
*遇羅錦朗讀她的著作《一個大童話》中有關她哥哥的部分段落*
以下是遇羅錦朗讀她的著作《一個大童話》中有關她哥哥的部分段落：
回家——
「姐姐」羅勉問「怎麼樣？農場你的生活怎麼樣？苦嗎？」
「一言難盡。哥哥怎麼樣了？哥哥！」三年來我最想問的就是這句話。
「真擔心哪！父親眨巴著發紅的眼睛，嚥了口吐沫。」嗐，上一批在體育館判決，不知為什麼單單把你哥哥拉走了。佈告上沒有他。」
父親直直地空望著地面，搖搖頭道：「我一睡覺就夢見他，擔心哪！」
「拉到體育館，咱家看見了？」
「不讓看！」羅文說，「我頭幾天才從陝西回來的，羅勉早幾天。前天又公開批鬥一批政治犯，就有哥哥，咱們家的人不許出去，天天有人監視。」
羅勉接過來「有個和爸爸一起掃街的老頭偷偷告訴爸爸說，他看見哥哥了，全戴著手銬、腳鐐，五花大綁。可能勒著什麼，誰也喊不出聲。他說哥哥的臉又黃又腫，兩個警察使勁按著他。他硬不低頭，一個勁往上掙，掙。」
好一陣誰也沒有說話。
我流淚看著那陳舊的老掛鐘，「滴滴答，滴滴答」彷彿在勒著我們自己的咽喉，哥哥死不低頭，他那虛弱的身體，拚死向上掙，掙著。我簡直透不過氣來。
「擔心哪！」父親嘆道。他磕了磕菸斗，遲緩地站起來，接著去烙餅。他的背比以前更駝了，個子也像矮了一截。他慢騰騰地擀著麵餅，憂鬱地搖頭嘆氣。
我望著這極大的變化，真有說不出的悲哀。
以下是遇羅錦朗讀的另一段落——
我買了一個本子，打算寫一本詩集。在這天藍色封皮的本子裡，第一首，我必須要寫哥哥。於是我寫了一篇敘事詩《哥哥的小屋》，通過他的小屋，寫出他一生的歷程。
結尾是：
就在那被捕的一天，
《工資論》還沒有寫完。
桌上攤開的日記
還記著昨天的誓言：
「如果我自欺了，
或屈服於探求真理以外的東西，
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
他再也沒活著回來，
因為他不認錯，
拒不交代，
他受盡兩年多的折磨，
終於到臨死的這天。
藍天、白雲、上萬的人，
壯觀的北京工人體育場，
這就是他大學畢業的盛典！
他是多麼傑出的學生，
值得有這壯觀的場面！
他交出了第一篇論文
光華燦爛！
然而代價必須是
他的頭顱。
「拿去吧！」
他大笑著，
寧可付出這代價
也絕不屈辱地生存！
他
在人間的大學畢業了。
藍天、白雲、上萬的人，
壯觀的體育場，
這就是他大學畢業的盛典！
小屋的燈光滅了？
不，它還在朦朧地放光。
小屋的燈光滅了？
不，它仍是深夜的導航。
小屋的燈光滅了？
不，它仍輝映著人們的心房。
那火炬何曾熄滅，
它明明分外紅亮！
每逢我走進院內，
仍是深情地凝望。
寂靜深沉的黑夜，
橘黃暗淡的燈光。
*遇羅文先生：遇羅克爭取人人平等，現在國內自由程度差，還存在很大不平等*
接下來我訪問了現在旅居美國的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談到遇羅克犧牲的意義，他說：「我覺得他犧牲最大的意義在於爭取人人平等。沒經過文革的人沒法體會，‘血統論’在當時是很要命的一件事。確實剝奪了好多人的生命。
現在好多人都不知道這麼嚴重。所以當時羅克所做的事，有很大現實意義，很多人僅僅因為家庭出身連命都沒了。
現在咱們越來越明白，一個社會起碼要有自由平等人權。當時生存權都沒保證，是因為從制度上沒有平等的保證。一個社會沒有自由，就談不上平等，談不上人權。所以，我覺得遇羅克所做的很有意義，到今天仍然很有現實意義。」
主持人：「為了平等，他言說；為了言說，他付出生命的代價。四十年過去，您看遇羅克當年要求的現在哪些實現了，哪些還沒實現？」
遇羅文：「我覺得現在國內自由程度還是相當差。雖然你可以從事一些經濟活動，沒人限制了，文革期間連這個都沒有。但這並不等於你真正有了自由。比方說，你能自由聽到想聽到的東西嗎？你連知情權都沒有。
前些天我想給在國內的弟弟發些文章，他就永遠收不到，可能裡面有些‘敏感詞’，這電郵郵件就永遠到不了他手裡，人連知情權都沒有。
這個社會還存在很大的不平等，如果大家都很自由了，每人都有說話的權利、都能得到接受信息的權利，我就可以說話，對不平等的事發表我的意見，說不定這不平等的問題就解決了；正因為大家沒法說，才讓不平等繼續存在下去。因此也才有維權現象發生，這是說底層。」
*遇羅文先生：上層靠不平等維持特權，遇羅克從「血統論」突破，一語中的*
遇羅文先生認為：「 中國上層正是靠維持不平等來維持自己的特權。所以，爭取平等，在中國從遇羅克那時候到現在，還有很大現實意義。羅克在這方面起的作用非常好，那時候他認識到這點，一語中的，撿著最要緊、最要命的說起。
當然很多事都是有連貫性的，一通百通。一個社會如果是很荒唐的，具體反映到每件事上都可能非常荒唐。遇羅克以‘血統論’作突破點，去說不平等的問題。
說到進步，比如前些日子有人就講某個組織進步了，我覺得所謂進步，如果脫離時代說沒什麼意義。為什麼？縱向比，現在社會要和文革期間、以至文革前比，那都有很大進步，不用說了。
首先在於人思想進步了，每個人看問題比以前清楚多。從這點上說，是不可否認的進步。但遇羅克以前反對‘血統論’，現在有沒有‘血統論’？我覺得還有，只不過不像從前那麼要人命了，是用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那時候可以因你‘出身不好’殺掉你，現在做不到了，但可以用其它方式剝奪別人應該享受的權利。
比方我就老愛說農民問題，也是一種‘血統論’，當然有的專家認為這不算‘血統論’。我覺得‘血統論’就是你出生下來就決定了你的命運。」
主持人：「您指的是戶籍制度？」
遇羅文：「對。你看農民，生在那塊土地上，就注定他是農民身份了，結果好多權利他享受不到，而且公開堂而皇之剝奪了他很多利益。像這不還是‘血統論’的一種形式嗎？只不過原來是剝奪那些人，現在又剝奪這些人。就因為大家平等意識太淡漠了，官方就會利用這些。
文革的事情太露骨，比如文革期間所說的‘老紅衛兵’，恨不得馬上就當統治階級，當時就搞起了‘血統論’。但是那時高幹子弟還沒那麼明目張膽、理所當然從一個學校一畢業，‘吧嗒’一下就當個頭頭腦腦，還要經過哪怕是表面文章呢，要有個工作，慢慢到權力階層。但是現在更露骨了，咱們所說的‘腐敗’、‘太子黨 ’，有些人僅僅因為他父親有一定實權，兒子馬上就飛黃騰達。在這方面，我覺得比文革要嚴重的多，從這方面比‘血統論’沒減輕多少。」
*胡平先生：遇羅克強調人權，呼喚平等，殉難壯烈，對每個人是重大的啟示*
在美國的《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先生經歷過文革。就遇羅克殉難四十週年，胡平先生接受了我的採訪。
主持人：「您一直注意對遇羅克和他思想的研究，您覺得當年他提出的想法、發出的呼聲，為之付出生命代價的，最重要的是什麼？」
胡平：「我覺得遇羅克思想中最寶貴的就是他對人權的強調、對平等的呼喚，這聲音在當年毛時代，在文革初期的背景下，尤其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他為他的思想而殉難的過程經歷本身，也昭示了一種非常壯烈的精神，對我們每個人也是人生非常重大的啟示。」
主持人：「您覺得四十年來，中國發生了哪些變化？紀念遇羅克還有什麼現實意義嗎？」
胡平：「今天的中國當然和四十年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是告別了所謂毛時代，當年的‘血統論’基本上被宣判了死刑。我們注意到去年，官方的《三聯生活週刊》在列出近百年來影響中國歷史的有重大意義的幾十個文本中，遇羅克的《出身論》也列在其中。可見遇羅克的思想、文章的重要性，就是連官方也要承認。」
*胡平先生：今天文革「血統論」被克服，但「太子黨」「官二代」等仍是延續*
胡平先生說：「 另方面看，儘管今天象文革中赤膊上陣的‘血統論’被克服掉了，但在中國人權依然沒有得到確立，平等觀念依然沒有真正兌現。
在今天中國依然可以看到很多方面，包括所謂‘太子黨’、‘官二代’，這種掌握權力也是遇羅克當年所駁斥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觀念的延續，說明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現在還面臨很嚴峻的問題。
另方面我們也注意到，現在固然沒有‘黑五類’這種劃分了，但是當局在政治上依然對他認為的‘敵對勢力’和他們的家屬有歧視。像不久前我看到的‘上海世博’ 有個公開的‘招聘’，其中寫明，對於直系親屬或對本人有重大影響的那些親屬如果有什麼屬於‘境外敵對勢力’的那種人，就不招聘。
這是明著寫出來的，實際多年來一直是這麼做的。這在中國今天居然能這麼堂而皇之地出現，我們要克服‘血統論’，克服這種出身歧視，還需要我們堅持去奮鬥。」
*胡平先生：從遇羅克身上領略生命的意義*
胡平先生認為：「 更重要的是，遇羅克是為真理而犧牲，是為思想的自由而犧牲，這點對我們現在活著的每一個人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今天中國的情況就是，對於一黨專制的種種弊害，其實大多數人都心知肚明，但是出於種種很世故的考慮，很多人就變得相當世故、相當犬儒，不敢挺身而出。儘管在今天我們要說出真話並不需要像遇羅克那樣要付出生命的代價，只要站出來的人多了，代價就越來越低。雖然如此，我們看到大多數人仍然對生活中的現象採取‘ 眼不見，心不煩’，至少不敢站出來大聲呼籲。在有些人那裡，甚至把這種‘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種精神，當成迂腐、愚蠢。
我想，在這個時候，我們紀念遇羅克，重申這種精神、這種呼喚也是非常必要的。」
主持人：「這個時候，您還有什麼特別想說的嗎？」
胡平：「遇羅克已經殉難四十週年了，文革那代年輕人也步入中老年，離當時的時代越久遠，我們回過頭來越能夠從遇羅克身上體會到生命的價值、生命的意義究竟在什麼地方。儘管遇羅克離開這個世界比我們這些人都早得多，但他就是以他那種精神造就了不朽的地位，這點對我們每個活著的人來說，從他身上領略生命的意義，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金鐘先生：遇羅克《出身論》勇敢說出了大家想說而又不敢說出的話*
香港《開放》雜誌主編金鐘先生也接受了我的採訪。他認為：「遇羅克的精神，就是他很勇敢地說出了大家想說而又不敢說的話，就是他的宏文大作《出身論》。
共產黨統治整個大陸之後，階級路線一直是個基本政策。就是你這個人不管在體制內當幹部、讀書、選擇工作、培養對象、甚至一些基本物質生活供應等方面，沒有平等概念，都是從所謂‘階級路線’，就是你的家庭背景來決定、來分配一些社會資源。
這就觸及到社會的一個最根本的價值觀，即‘人生而平等’、‘天賦人權’，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毛澤東這個暴君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把‘階級路線’看作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政策原則。因此很多事情，比如最簡單的、各地方都會碰到的用人問題，使用幹部，或學生分配等等。衡量一個人不是看你真正的才能，而就是單純看你如果是貧下中農，工人階級、‘革命幹部’、這些高人一等所謂比較優越的‘家庭出身’的話，就會加以重用，即便你是個白痴，是個笨蛋，能力很平庸，都可以給你一些非常重要的職務、好處。
那麼，遇羅克能夠從理論上分析這種政策執行本身的荒謬。包括希特勒時代德國，希特勒的種族迫害、反對和屠殺猶太人，宣揚‘大日耳曼主義’，這些都是一種‘ 血統論’。這些道理，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心裏都知道，但是沒有人敢說。因為說了之後，就被說成‘反對黨的政策’，大逆不道，這種大帽子扣下來很不得了，在文革狂暴的時代，甚至會家破人亡。
但遇羅克就有勇氣，不僅說，而且寫出來。文章一出來，人人搶著閱讀。因為大家都有這樣的感受，覺得對一些人是非常無理的壓制，對國家，對個人都非常不公平，使國家浪費了很多人才，使個人遭遇了很多不幸。但是一般人恐怕是說不清楚這事情。
遇羅克文革中只有二十多歲，為什麼就能寫出這樣的文章？我想不僅出於他的良知、對社會不公平的憤恨產生的勇氣，而且他具有很高的求知慾。他的寫作，他的思想都非常有才華，才能把自己的勇氣變成一種物質的、有效的力量，就是白紙黑字的印刷品出來流傳。」
*金鐘先生：紀念遇羅克，維護真理，說出真理，中國轉型會早日到來*
金鐘先生說：「即便是又過了多少年，現在是四十年……他1970年3月5日被共產黨在北京殘暴殺害……儘管過了漫長的歲月，中國人經歷了很多的事，中國社會今天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我想，對我們來說，對我們這個國家，對社會來說，最重要的還是良知和表現良知的勇氣，是今天中國社會所缺乏的。
今天中國社會雖然沒有毛澤東時代、文革時代那樣黑暗的專制，人民和知識份子的自由度也比那個時代擴大了，但是這個社會還有很多新問題、尖銳問題、嚴重問題。這些問題甚至是路人皆知，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有感受，包括不公平的現象，但是沒有人敢說。
有些問題不敢說，有些是泛泛而談。所以，我想我們今天紀念遇羅克就義犧牲四十年，不僅不應該忘掉這段歷史，還應該從中得到一些現實的教訓。今天中國還是需要敢言、不怕犧牲、奮不顧身地維護真理、說出真理這樣一種時代精神。那麼，中國真正的社會轉型就會早一天來到。」
*金鐘先生：紀念遇羅克，想到3月5日也正是‘卡廷大屠殺’紀念日*
主持人：「在遇羅克被害殉難後九年多近十年的時候，當局給他‘平反’了，說他無罪。他的生命已經失去。到現在又過了三十年，您剛才說，有些現象還是存在，人們還是不敢講話。遇羅克已經被‘平反’，也就是說，對遇羅克呼喚過的、曾經被禁止的東西應該已經打開大門，承認那是對的。可是事實又不是這樣，您怎麼看這種現象？」
金鐘：「有個例子，也是很巧合的。3月5日這個日子是‘二戰’中很著名的‘卡廷森林慘案’或者叫作‘卡廷大屠殺’日，就是蘇聯軍隊當時把波蘭的軍官暗殺了一萬多人，在卡廷森林裡處決。這不僅非法，而且非常殘忍。
這個事件已經過去七十年，戈爾巴喬夫當政的時代，距現在也有二十多年，那時給這個案子恢復了真相，說是斯大林時代斯大林主義的罪行。
但是今天波蘭人不滿足，還要告今天俄羅斯的一些部門和當權者，說對當年大屠殺的案子你還沒了。
2004年，他們要求俄羅斯當局把當年這個案子的全部檔案給波蘭人。不是只一句話說‘搞錯了’，恢復名譽了，中國叫‘平反了’就完了，你要有明確的交代。而且他們提出這是種族滅絕的大屠殺案。當然是這種性質嘛！這個性質俄羅斯今天還不接受。
波蘭人還提出要追究卡廷屠殺還活著的罪犯、參與者，俄羅斯不接受，所以現在波蘭還要跟俄羅斯再提。」
*金鐘先生：遇羅克案和六十年來很多冤假錯案都沒得到徹底公平解決*
金鐘先生又從對「卡廷慘案」的追究，講到遇羅克案：「我們想到，遇羅克的情況也是一樣。遇羅克當時被處決，這是誰下的命令？到底誰應該對這樣的處決負責任？這完全是一種犯罪呀！處決遇羅克沒有真正的法律依據，更沒有理據。說人家‘反革命’實際就是文革的無法無天的‘專政’。當然全天下都知道，首惡、最大的殺人犯就是毛澤東嘛！但是現在中國大陸還把毛供起來，當作神明似的，你要批評毛澤東不行。那麼，其他下面的，中共的包括黨內的、公安的軍隊的參與毛澤東時代對人民的屠殺的那些人現在很多都還健在呀，而且有些人還是當官的高居要職啊。
所以雖然遇羅克殉難十年後，宣布了‘平反’，但是這個問題遠遠沒有解決。當然，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的那些所謂‘冤假錯案’ 太多太多，遇羅克案不過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
因為現在共產黨獨裁的性質沒改變，反映在平反問題上可以看得出來。很多共產黨幹部，在‘文革’當中受迫害，‘文革’後一‘平反’，馬上就官復原職，然後一家都雞犬升天，成為今天的富豪，擁有了改革開放以來極大的方便。從另一個角度講也是最大的貪污腐敗的一些成員。
但是，像遇羅克這樣平民家庭的非常優秀的年輕人，但是被無辜野蠻殺害的，例子很多，有的就給幾百塊錢的補償，發一張紙，叫作‘平反通知書’啊，就完了，你說這可算公平嗎？
所以我說，中國從共產黨執政六十年以來的很多冤案，都還沒有得到徹底公平的解決。」
*金鐘先生：追究處理冤案，可以警告遏止犯罪，醫治社會弊病*
主持人：「您剛剛提到波蘭人今天仍然在追究‘卡廷屠殺’，您聯繫到對遇羅克案、對中國類似屠殺的追究，這種追究對今天和未來有什麼意義？與寬容和解又是什麼關係？」
金鐘：「當然，我們可以設想，在民主化的中國，所謂‘道義上的追究’是沒有問題的，這些案子都會拿出來加以審查，使它真相大白，然後加以追究。至於怎麼追究，是不是向共產黨以前說的‘血債要用血來償’啊？那些以暴易暴的方式，我想是不會。
但是當然，作為這樣一個血腥的執政黨，要付出代價，交出他們獨霸的權力、獨佔的資產，這是跑不了的。對作惡多端的、有些殺人案等等，那些負有特別大責任的，表現非常惡劣的，也要繩之以法，要有法律制裁，但這些一定要透過法治程序來進行。我們相信未來的民主中國，應該可以做到這一點。
主持人：「聽得出來，您對這種追究的必要性予以肯定。那麼，您認為這種追究會對歷史、對今天，對未來會有什麼良性意義；如果沒有這種追究，會有什麼負面作用？」
金鐘：「一個公平的社會，人權、人的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能夠得到保障的社會，一定要把這個社會中間不公平的、特別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像遇羅克案這樣的一些冤案加以公正處理，為受害者討回公道。
只有這樣做，才能把一個社會擺在健康的倫理體系中間發展，對社會的不良趨勢都會有一種警告、遏止作用。像中國現在和過去的事情稀裡糊塗根本不讓說，所以現在有些人做起壞事來一樣無法無天、肆無忌憚。
不過現在不一定是毛時代那樣殺人放火，但他們在損害國家利益、人民利益、在資源財產分配方面，那種膽大妄為真是在好多方面又比毛時代有過之無不及。雖然現在不是從意識形態方面去強調‘專政’，但在經濟領域、社會範圍中，有些腐敗骯髒黑暗的事情，正有增無減。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像遇羅克這樣的案子如果能夠得到公正處理，我想應該對醫治這個社會的弊病絕對有好處。」
*宋永毅先生：遇羅克的《出身論》是文革初期一場大規模維權運動*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先生說：「遇羅克殉難四十週年，四十年風風雨雨，驀然回首，還是可以看到‘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也就是說，四十年來遇羅克的意義、他的歷史作用仍然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被低估。
我想講兩個觀點。第一，遇羅克的《出身論》實際是文革初期的一場大規模維權運動，尤其是遇羅克提出了人權概念。
我是研究‘文革中的異端思潮’的，我前後出版過中、英文《‘文革中異端思潮’文選》選擇了大概有近百篇文革的異端思潮。
但是如果對文革中的所有異端思潮，包括如楊小凱的《中國向何處去？》等做個研究，就會發現只有一個人的文章提到了‘我們要維護人權’，這文章就是遇羅克的《出身論》」。
主持人：「您提到‘文革中的異端思潮’能不能就您所定義的‘異端’作個解釋？
宋永毅：「好。第一，所謂‘異端思潮’，當然有區別於官方意識形態，就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所謂像‘繼續革命’。第二，它是在文革中間被官方大規模批判打成‘毒草’、‘反動理論’啊，作者也都被打成‘反革命’，或者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比如右的方面來說，像‘聯動思潮’也都可以算，它也是反對文革的；左的方面，也不少，比如當時的《哥達綱領批判》（廣西一作者寫，與馬克思一著作同名），楊小凱的《中國向何處去？》等，都為官方意識形態所不容。
所有這些被打成‘毒草’文章的大概有一百多篇，有的在省市範圍內，有的在全國範圍內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像‘中央文革’批判。」
主持人：「我們再回到剛才的話題。」
宋永毅：「我剛才講到……但是，有的人的批判，比如說像‘聯動’他們，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老幹部父母被‘打倒’了，所以他們主要是從黨內鬥爭的角度，他們的‘異端’主要是異端在這個角度，認為是‘朱元璋殺功臣’啦，認為是‘毛澤東搞黨內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啦，有沒有道理？也有道理。
像楊小凱這樣被認為是極左派的，主要是抓住了文革初期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群眾的一個許諾，說‘應當有巴黎公社式的公平的普選’。但是到毛澤東把劉少奇打倒了以後，他就說選舉沒有必要了。左派紅衛兵不干，說‘誒，這不是你的毛澤東思想，我們還是要選舉’。毛澤東就腦羞恥成怒，‘中央文革’就把他們打成‘反革命 ’。
所有這些不是從一個普世價值的角度，他或是從黨內鬥爭，或從毛澤東理論角度，從毛澤東耍權術，抓住他講話不算數......
但是，遇羅克和他們的東西不一樣。第一，他不是為高層那些幹部，也不是為文革的派性鬥爭服務，遇羅克沒有參加任何派性鬥爭，他是從為全國數千萬本來就被打入另冊的那些被歧視的、低等級的所謂‘出身不好’的‘黑五類’、‘黑七類’子女爭取平等權利的角度。這是他維權的一個樸素的角度。
我們還可以從歷史的縱向比較。如果看1957年的言論、‘右派’的文章，提倡維護人權，這恐怕是主旋律之一。但是1957年以後，（當局）開始批‘資產階級人性論’、‘資產階級人權論’。然後1958年、1959年一直到1965年不斷批‘人情論’、‘人性論’。例如1958，1959年在文學上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上的批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對錢谷融先生的‘人情論’的批判，六十年代初對巴人先生‘論人情’的批判……結果就變成，你只要講人權，你只要講人性，那就是資產階級，就是反動的，就是‘反革命’。
但是遇羅克的文章，在那一百篇的異端思潮的文章中間，只有他提出了‘維護人權’的概念。
另外從事件來看，《出身論》的發表光收到的群眾來信就有幾十萬。《出身論》在全國各地都被抄成大字報，都被各種紅衛兵小報轉載，在北京、在全國各地，引起了一場大辯論。實際上這場大辯論是被‘中央文革’、被毛澤東及其官方硬壓下去的。隨著把遇羅克抓起來，公開點名，硬壓下去。但是，至少遇羅克的文章因為引用馬克思主義的話，引用毛澤東過去講的話，給了‘出身不好’的幾千萬青年以及群眾一個理論基礎，就是‘你官方這麼講是不對的，你們原來不是這麼講的’所以這是文革中間一場比較純的維權運動。
我剛才說了，你比較極左，搞派性，你被打成‘反革命’，也可以維權，他們不對的嘛！但是，原因是派性鬥爭。而遇羅克不是派性集團領導人，也不是什麼黨政機關領導人，他維護人權是從底層開始。
所以儘管風風雨雨四十年過去，‘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也就是說遇羅克的所作所為、所言所論仍然在中國當代思想史上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宋永毅先生：遇羅克是文革中出類拔萃的公共知識份子*
主持人：「您覺得紀念遇羅克殉難四十週年還有什麼現實意義嗎？」
宋永毅：「還有一個現實意義，就是公共知識份子的概念。遇羅克毫無疑問是文革中間出類拔萃的公共知識份子。
我們可以把他和那些出名的大知識份子作比較。比如文革中間也有巴金、曹禺、老舍、茅盾……這些都是大知識份子，且不說郭沫若，郭沫若應當說是個比較無恥的御用文人……那些知識份子他們也受到迫害，但是他們發了聲沒有？沒有。所有這些大知識份子都沒有發聲。
那麼，遇羅克當時是怎樣一個地位呢？他是個學徒工，他並不具有起碼的我們當代認定一個知識份子……當代一般說他至少要有個大學文憑吧。他恰恰沒有大學文憑（因‘出身不好’成績好也不能上大學），就是個二十來歲的徒工。但是他的文章卻是文革中間公共知識份子的代表。
怎麼來定位公共知識份子？一般說來，西方是這麼講，這個人必須對當前的重大問題作出反應。而他作出的反應，不是一般的言論，比如飯桌上發幾句牢騷，在小范圍內講幾句話，那文革中也恐怕比比皆是。但像他這樣公開訴諸於理論文章，而且這理論文章在當時來說又是那麼精深。
我用‘精深’，當時確實很精深。今天我們看來他不過講了個ABC，每個人都知道的‘不能有家庭出身歧視’。尤其我們生活在美國，更覺得這是個常識嘛！
但是那個年代，常識就是真理、就是理論，你把常識說清楚了，就是重大理論貢獻——在那個不尋常的歲月——這些，遇羅克都做到了。
由此就想到當前中國的情況。我們都談到當前知識份子的被收買現象......我認為可能用‘收買’這個兩個字重了一點，但這個是客觀存在。
你看那些博士啊，包括‘海歸’，從美國回去的，包括現在中國什麼院士、大學校長......對一些社會問題，對那些錯誤的東西，基本上是不表態的，只要有自己的利益在就可以了。
這和巴金等人還有不同的地方。因為巴金等人在文革中沒有辦法表態，他自己也受衝擊嘛，也還可以原諒。但是現在這些知識份子，身居高位，拿了高學位，吃香的喝辣的，錢哪裡來？中國人民群眾的納稅啊！但是他從來不站出來為人民群眾講話，從來不對那些社會不公的現象作出哪怕是言論上的表態，更不要說像遇羅克這樣冒著被砍頭的危險，發表這麼好的理論文章。
所以我覺得，四十年前遇羅克一個學徒工所做的，他樹立的一個高大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至今為止我們還生活在他的背影下面，做的遠遠不及他，中國知識份子應當面對遇羅克感到羞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