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整個中國金器發展來看，北方在商代以前就已流行配戴金耳環、金鼻環和頭飾，比中原更早使用黃金。周代以後北方金器功能仍是以身體佩件為主，例如此次展覽中的金豹飾與圓形金飾牌，而且開始見到動物母題（animal style）的使用。
隨著北方進一步的乾燥化導致專業遊牧生活的出現，遊牧民族更重視便於攜帶、適合展示身份的金銀飾品。整體來說，北方金銀器與中原金銀器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們幾乎全屬身體裝飾，或是小形器物如馬具、武器配件；相形之下，中原黃金大多是作為器表裝飾，而身體配件則是偏愛玉。
秦漢以後，北方草原民族以匈奴帝國最強盛。匈奴以金銀器飾身的方式更多元，特別是王族皆以金銀佈滿全身，從頭冠、耳飾、項飾、衣服綴飾、腰帶飾到靴子，皆以黃金裝飾。
自東漢以後，匈奴勢力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東胡分支的鮮卑族。鮮卑金器除了延續北方傳統的耳飾和牌飾之外，金步搖冠飾和金龍形項飾是新種類，而後者可能受到中亞地區貴霜王朝的犍陀羅（大月氏）金器影響。在圖像上，鮮卑金器大多以直立、並排或相對的馬或鹿為器表圖案，和匈奴金器追求寫實、肉食草食動物互相格鬥，或是格裡芬母題等藝術母題不同。
唐代國力強盛，與中亞交流愈見頻繁，從皇親貴族到庶民皆以擁有金銀器為尚，甚至已凌駕玉器地位。相較於鮮卑金器中的大量中亞因素，此階段的北方金銀器不論是在器型、紋飾和工藝方面，則受到唐國際化的金銀器風格影響更深，遂逐漸脫離了六朝以前北方遊牧民族金銀器強調飾身、追求動物母題以及少見容器之傳統。
唐代金銀器對遼金銀器的影響，可說是全面性的。在工藝方面，遼金銀器上的敲花與鏨刻工藝，或是以魚子紋為地，在唐金銀器上可找到來源。至於鎏金器或是銀器局部鎏金的作法，亦屬唐風。在器形方面，遼金銀容器之器口有圓口、花瓣口、盤狀口、曲式與海棠形口，還有器足部分的高圈足，以及各種容器形態如多棱金盃，幾乎都可在唐代金銀器上見到範本。
在紋飾方面，遼紋飾布局可分為分區裝飾、單點裝飾與滿地裝飾三類，至於紋飾按其比例與畫面的位置，還可區分為主體紋飾和輔助紋飾，而這都是唐代金銀器上常見的裝飾概念，甚至是裝飾紋飾種類與形態也非常相似。在作坊方面，唐末有大量的金銀匠流散到遼國，因此遼初在工藝、生產機制幾乎承接自唐。
遼代中期以後，金銀器上的唐風漸淡，而宋風漸深，如高浮雕器的流行、多層次剔地工藝等，見於陳國公主墓的八曲連弧形金盒、鏤花金荷包。值得注意的是，遼早期的吐爾基山遼墓與耶律羽之墓不見隨葬玉器，但陳國公主墓卻見到大量的玉珮件，也是宋人品味影響遼貴族的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