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以"曠工"為由向在該所工作近20年的學者張博樹宣讀了一份《限期調離決定》。張博樹對此表示抗議。在雙方無法達成解決辦法的情況下，張博樹於今年1月向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遞交了起訴書。張博樹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社科院上層領導的所謂調離決定實際上是想掩飾將他"掃地出門"的真正原因。
著名憲政學者張博樹
德國之聲：張博樹先生，您在個人聲明中表示，您並沒有違反哲學所的相關出勤規定，那您認為這個調離決定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
張博樹：當然他們這只是一個藉口。實際上，主要還是因為我這些年發表了很多關於中國政治改革方面的主張，而這些主張是當局不願意聽到的。
德國之聲：離《限期調離決定》的最後期限3月20日還有不到十天。在您和社科院幾年的博弈之後，您又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張博樹：他公布了這樣一個決定以後，我就開始採取必要的行政和法律方面的救助措施來維護我自己的言論表達和學術自由的權利。其中通過兩個不同方面：首先從去年哲學所在12月21日對我宣布了這個調離決定之後，那麼在2001年1月初，我就委託了律師向中央國家機關的一個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遞交了一個人事爭議的仲裁申請。這樣一個申請實際上是試圖通過一種行政救助的方式來維護我的權益。因為社科院屬於國際機關，所以我向這樣一個人事爭議的仲裁機構提出了申請。但遺憾的是，在提出申請的第二天就被駁回了。該機構給了我一封回函。上面說，限期調離不屬於他們的管轄範圍。這樣我就沒辦法了，等於行政救助的這個渠道就被封死了。
德國之聲：在努力未果的情況下，如今您把希望寄託於訴諸法律，結果如何？
張博樹：1月12日律師就把我的人事爭議的起訴書遞交給了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但是很有意思，在接到我的起訴書後他們並沒有馬上受理。而是拖到現在，拖了很長時間。他們的說法是他們也做不了主，他們還得去請示。後來在律師的追問下，東城區法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員解釋說，我們正在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請示。請示到現在，已經兩個月過去了仍然沒有結果。前兩天我的律師還在問這個事，他們的回答是還要再等待。
德國之聲：您剛才談到東城區人民法院可能還在與相關的單位和領導協調商議之中。而實際上，在付諸法律之後，您又選擇了在網際網路上刊登出您的起訴書。是什麼原因讓您選擇高調處理這個問題？
張博樹：我也是沒辦法，才把這件事公布到網上。當然把這個事訴諸輿論，我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對他們形成壓力、形成某種社會輿論氛圍。既然我們現在有這樣網際網路上的通訊渠道和信息傳播的渠道。我們總應該通過這些渠道來發揮一點作用。但至於通過這樣的方式能不能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說實話，我並沒抱太大願望。
因為你知道，在中國現存的體制下，司法本身並不是獨立。儘管我們希望說，當個人和一個單位之間發生了人事爭議或者其它糾紛的時候，那麼應該由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去進行判斷。現在看來在中國很難做到。中國的司法體制、司法機關儘管很多年來也在不斷的強調要建設一個獨立辦案的、法治的這樣一個進程。
德國之聲：中國社科院是一個龐大的機構，類似您這樣的學者受到的如此待遇大概您也不是先例，在這些學者面臨"限期調離"這樣的決定時，都有怎樣的反應？
張博樹：我之前當然是有過的。比如說，最早的應該是在十年前。有個叫劉軍寧的學者，他在十年前就曾經發生過類似事情，也是因為他的一些學術和政治觀點不能夠兼容於社科院。最後通過調離的方式把他調走。總的來說他的反應比較低調。
那麼最近的一次就是，在我的限期調離決定公布一個半月前，社科院法學所的範亞峰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被調離。雖然劉軍寧和範亞峰處理此事的態度不同，但他們都應該說是很堅定的、自由主義的信奉者。他們也都有很明確的、自己的學術主張和政治主張。在這方面大家都是一樣的。
德國之聲：根據您的個案是否可以認為，這是當局對那些與您一樣從事中國社會研究的學者的一個警告呢？
張博樹：對我而言已經不是什麼警告了。很明確，3個月之後你就和社科院沒什麼關係了。這個決定本身就是這樣。除非他們宣布這個決定作廢，或者是改變這個決定，那麼從現在來看，這個可能性很小。
至於說對社會上其他的知識份子或是社會學者當然有這種殺一儆百的這麼一種作用。那意思就是說，不能隨便批評政府，不能對中共的主張發表一些不同見解。如果你要發表的話，你看看張博樹！他就是這個下場，我們不能排除有這個意思在裡邊。
德國之聲：您也在採訪中談到，社會科學研究是不能在加以任何思想限制的前提下去發表見解和主張的，現在看來這樣的做法在社科院或者說在中國行不通，是這樣嗎？
張博樹：社科院是一種被視為官方御用機構的這樣一個單位。那麼這種社科院，當然，他缺乏學術自由。社科院存在的目的，首先是為了論證黨的領導和現存政治理論的合法性，而不是一種獨立的學術研究機構。那麼像我這樣一個追求學術自由的學者就天然的和他處在一種衝突和對立的狀態中。
德國之聲：您撰寫了大量對中國現有政治體制和制度提出批評的著作，在遭受政治打壓的同時，您感覺到中國的社會發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張博樹：跳出我個人的問題來看。我可以這樣說，如果從總體來看，中國在過去的30年（改革開放以來）還應該說是發展了。特別是經濟上，這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麼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也確實從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改善，這是有目共睹的。
至於在政治領域裡，應該說發展速度或者說進步的程度的確遠遠落後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剛才您不是說，我發表的文章和著作很多是獨立的見解，對現存的政治體制很多是批評性的，它同時也是建設性的嗎。但是這樣一種觀點放在30或者40年前（比如說文革時期），那恐怕就很糟糕了。沒準我早就被抓起來了，甚至可能造就被槍斃了。所以說，當政者現在也要顧及到自己的國際形象，另外也要顧及到公開表達的執政理念。比如說，諸如要建設現代的法制國家，要尊重公民的權利和言論自由的理念
德國之聲：最後我想問，如果社科院堅持原來的決定，下個月開始您有什麼新的打算呢？
張博樹：儘管下個月開始，社科院不給我發工資了，當然我個人的經濟生活和收入都要受到影響。不過好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和30年前不一樣了，我們還是有很多辦法的。我還是希望能夠在有限的時間裏多完成基本著作，這才是最重要的。
德國之聲：感謝您接受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