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時代週刊上的鄧小平
「人民的兒子」，「深情的兒子」
小平同志被李鵬尊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他自己則聲稱，他的設計原則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是，摸得到還是摸不到石頭，摸著什麼石頭，不知道；能不能過河，過什麼河，也不知道，要看摸石頭的結果而定。
他也自稱，自己是中國第二代領導人的「頭」。這不是中國人民投票決定的，也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委員會討論決定的。似乎沒有人選他當第二代領導的頭，至少，沒有發表黨代表大會或中央全會或政治局會議任命小平同志作為"第二代領導的頭"的公報。後來才知道，是小平同志自己親自任命自己為第二代領導的頭：他的任命聲明是這樣的：
「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進入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這一點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
小平同志不僅宣布自己擔當了「第二代領導的頭」，而且宣布了這個頭在兩任總書記趕下臺時所起的穩定黨心中所起的偉大作用。這個頭銜是小平自己給自己委任的，他真的親自走馬上任。他認為，他對自己的任命是完全正確的，是大有成就的。中國古代先哲們說，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只要是賢者，你推舉仇人是好的，推舉你的親族也是對的。現在，小平同志進一步發展了這種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做到了「自舉不避醜」。自己推舉自己，這同樣是好的。這與偉大領袖自己在某個國慶口號中號召全國人民高呼自己萬歲具有同樣偉大的現實意義。「發展真是硬道理」。王婆賣瓜的道理就被小平同志「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他不僅自己給自己戴上了「第二代領導的頭」的光榮稱號，而且他還自己給自己冊封了「中國人民的兒子」的光榮頭銜。這個光榮稱號也是小平同志自己給自己任命的，是由他自己親自批准的，也是由他老人家親自宣布的。他有一次說，他是人民的兒子，並且頗為動情地說，「人民啊，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著你們。」中國人民是多麼幸福啊，有小平同志這樣一個偉大人物願意做他們的兒子，每一個中國人民都應該為有小平同志這樣的一個「偉大的兒子」而幸福滿懷，為有小平同志的「深情」而熱血湧流或熱淚盈眶。能有小平同志這樣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願意做他們的兒子，他們是多麼地幸福啊。不要說有像小平這樣的人物願意做他們的兒子會感到幸福，就是有個比較孝順、比較淳厚、比較聰明的老實人願意做他們的兒子，他們就笑得合不攏嘴了。
不過，自稱兒子是一回事，是不是真像個兒子是另一回事；自稱對人民有「深情」，是一回事，究竟是「深情」還是矯情、無情、寡情、絕情，是另一回事。有人為有這樣的兒子感到幸福是一回事，人民是否真的感到了幸福，真的得到了幸福，則是另一回事。究竟如何，還是用得著中國人常用的一句老話，「聽其言，觀其行。」我們不妨來看看小平這個中國人民的兒子是如何做兒子的，不妨看看這個自稱深情的人對人民是如何「深情」的？古詩說，「庭院深深深幾許？」我們不妨也來問問，小平同志對人民的感情，「感情深深深幾許」呢？
小平:高舉著反右派的狼牙棒
五十多年前，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演出了一幕現代版的新《焚書坑儒》大戲。這部戲的編劇是毛澤東，而導演是鄧小平。反右運動，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是後來被尊為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直接領導和操作的。鄧小平擔任著反右運動總導演的角色。他是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的組長。作動員報告的是他，作總結報告的是他，提出反右運動補課的，也是他。
反右運動，是一場鎮壓知識份子的反文明的運動，也是嚴重壓制民主思想和踐踏人權的專制主義運動。中國能在一九五七年春夏突然產生百萬右派份子，與小平同志領導反右運動的辛勞是分不開的。直到他的晚年，他仍然堅持認為，反右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只是有缺點，缺點只是擴大化。如果真是必要的，其歷史的功績，鄧小平不低於毛澤東；如果這是歷史的罪惡，其歷史的責任，也不低於毛澤東。沒有小平同志運籌帷幄，怎麼能如此完美地貫徹偉大領袖毛主席引蛇出洞的「陽謀」？如果沒有小平同志的鐵血政策，怎麼能創造中國的古拉格和新時代的寧古塔？反右運動的動員報告，是鄧小平作的；反右運動的總結報告，是鄧小平做的；對一些著名右派份子坐牢、關押、流放的處理意見，是鄧小平寫的；毛澤東在一次發言中，曾表示右派份子在五千個左右，但是，鄧小平實際製造了右派份子、中右分子共計達三百一十七萬個，大大超額完成了毛澤東的指標；並且，雖然後來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及許多深受其害的右派份子等力主全面平反右派運動和右派份子，鄧小平還是堅持反右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並且拒絕對錯劃的右派份子以必要的賠償。歷史有力地講明，創造百萬右派的曠世奇功，小平同志是受之無愧的。
第一，反右運動中一些重要的、著名的、高層的右派份子，都是他親自決定的。
小平同志是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的組長。雖然只是稱作組長，卻是反右運動實際上的最高負責人。定不定右派，定誰當右派，都在他的筆下。全國的右派份子，至少一些代表性的、上層的、有影響右派份子，都是小平同志最後決定的。名義上雖然只是組長，卻是決定百萬知識份子命運的關鍵人物。圈不圈某人是右派份子，在他只是輕輕鬆松的一句話，對別人的命運來說，卻是進不進地獄的大問題。因此，小平同志反右運動時的角色，算不上頭號閻王，至少也是閻王第二。
他與周恩來充當劉少奇專案組組長不同。周的組長還有應差的性質，小平同志當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卻是貨真價實的，積極主動的，苦幹實幹的。他與有些領導部門反右運動的首長不同，他是全局性的，而後者是局部性的。例如，周揚領導了文化部門的反右運動，李維漢領導了統戰系統的反右運動。李、周都是在小平同志的領導下進行反右運動的，他們只主管一個系統、一個部門的反右運動。而小平同志是領導全國的、各個系統、各個部門的反右運動。反右運動的進程都是貫徹執行小平的反右方略的。有些同志領導反右運動是不得不然，不然無法應付過關，而小平同志卻是有意地無風起浪，有意地引蛇出洞，有意地來個一網打盡。
更大的不同還在於，有些領導是儘可能地減少一些右派，保護一些右派，而小平同志則是狠命地打右派。胡耀邦反右運動時正在蘇聯訪問，一聽說反右運動，迅速回國，儘可能地保護一些人，減少被打右派的數量，並創造條件，安排被打成右派的同志適當的崗位，安撫他們的情緒，發揮他們的才華，盡量讓他們少遭受一些打擊。鄧小平卻不同，他是鐵面無情的，他冷颼颼地尋找著右派，打出了右派，他似乎才有成就感。舉例來說，在延安時代就參加革命的老共產黨人李慎之是黨內難得的人才。他以識見、膽略受到人們的尊敬。匈牙利事件之後，毛澤東曾諮詢過他，瞭解蘇聯批斯大林後的世界反應，他客觀地介紹了匈牙利事件和各國的反應。李還向毛主張，對兒童進行公民教育和憲法教育，同時主張，不要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要還政於民，實行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李在新華社聲望很高。打成右派後，吳冷西想為他求情。鄧小平是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的最高負責人，求情當然也是求鄧小平。這一天，鄧小平主持一個會議，吳冷西想找機會順便為李慎之說說情。鄧小平不知是否猜出了吳的來意，揚揚手中的材料說，「對這樣嚴重的右派言論，新華社還有人說李慎之是位很有才華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份子。」小平同志對李慎之當右派份子口氣冷峻，斬釘截鐵，一點也沒有李早年投奔延安而產生的惋惜、遺憾。聽到鄧小平如此口氣，吳冷西肚子裡本想說的求情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
這件事情充分說明，第一，鄧小平是反右運動最高、最直接的領導者，上層人物是不是右派，都是他說了算。所有著名的右派，都是鄧小平最後拍板的。他對反右運動這個摧殘中華民族精英的專制運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第二，他是很左的，本來幺，延安時就投奔你，那麼艱苦的年代跟著你中共，再把人打成右派，於情於理都不太仁恕，你至少可以手下留情，或者網開一面吧。小平同志卻說不，李慎之在鄧小平的堅持下仍然成為右派份子，儘管他所在的新華社有許多人為他說情。這多少說明，小平同志對於右派份子，寧可打得多些，寧可打得重些，不願意打得少些，更不願意打得輕些。正如他二十年後面對六四的時候，又說道，「連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這似乎是豪言壯語，其實是寡情殘忍。這種薄情寡信，從反右運動到鎮壓六四學生，是一脈相承的。
第二，鄧小平殘酷無情地要把一批著名右派投入牢獄
毛澤東深知鄧小平的為人，文革中曾稱鄧小平是鋼鐵公司。鋼鐵公司的特點是冷酷，無情。反右運動後對右派的處理，也是小平同志親自領導的。從他對右派份子的處理結果看，小平同志很像是名副其實的鋼鐵公司的總經理。
反右運動後，中國全國出現了上百萬右派份子。二十年後落實政策時，說有五十六萬個右派份子。其實，真實的情況遠遠不止這個數字。這個數字是大大縮小的。有學者的估計是三百萬（三百一十七萬多）。這是因為，我們歷來有著好大喜功、掩蓋錯誤、文過飾非的優良傳統。反右運動二十年後的摘帽糾錯平反，是羞羞答答，大前提仍然是堅持反右是必要的。這種情況下，反右運動的真相仍然相當嚴重地掩蓋著。有相當數量的不戴右派份子帽子的右派存在，他們享受著右派份子的基本待遇，但不戴右派份子帽子。每次運動，他們都同樣受到批鬥，都在提心吊膽中度日，他們是不戴帽子的右派份子。
就算是只有五十六萬右派份子。對戴上了右派份子帽子的這些人如何處理呢？
鄧小平是堅決主張嚴厲處理的。鄧小平認為，右派就是反動派。他主張應將高層的、有影響的右派份子抓到監牢裡去，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當時，有關方面調查，廣大人民對右派份子的看法認為，他們只有自己的思想言論，是不能作為犯罪來看待的。但是，鄧小平卻認為，這些右派份子不是思想意識的分歧，應當作為罪犯來處理。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鄧小平主持過一次重要會議。此時，反右鬥爭已取得"重大勝利"。會議的主題是要討論對重要右派份子的處理辦法。鄧小平、彭真提出，這次右派份子中有一些很有影響、地位很高的人，北京有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三個部長，有黃紹竑、龍雲兩個民盟副主席，有費孝通、錢偉長等著名科學家，有知名人士陳銘樞、黃琪翔以及知名學生譚天榮、林希翎等，一共有六十四人，鄧小平和彭真都主張將他們逮捕法辦。他們向毛澤東報告，但他們的建議未被毛澤東採納。毛澤東不同意鄧小平和彭真將這些右派份子斬盡殺絕。毛澤東倒並不是心慈手軟。他是另有安排。他是既要將稍有自由化思想的知識份子當頭一棒，又要將他們打倒在地後再拉上一把，向世界顯示自己的氣度和寬厚。這一點上，鄧小平沒有毛澤東老到。但是足以說明，鄧小平在對待右派問題上，甚至比毛澤東同志走得更遠。他主張將一些著名的有影響的右派一一收監。鄧小平很少有寬厚之心。
後來，確實有大批右派份子被關進牢獄之中，或者類似的監獄之中。前者如甘肅的夾邊溝，後者如北大荒冰天雪地的興凱湖農場。大批的右派份子在接踵而至的大飢荒中活活餓死在監牢裡，餓死在勞改農場裡。夾邊溝，是甘肅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一個昔日的勞改農場，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底，這裡關押了甘肅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凍的沙漠中，他們與世隔絕，終日勞作，並且經歷了罕見的大飢荒，幾乎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被活活餓死——三年時間裏，餓死的右派一大半。右派們有的不得不吃有毒的晰蜴，有的吃拌了農藥的麥子，結果紛紛中毒而死。更多的右派是因長期飢餓而患浮腫病而死。有的右派份子臉腫得眼睛都睜不開了，腿腫得穿不上鞋了。「每天晚上入睡的時候，誰也不知道明天是否會醒來，」由於極度飢餓和虛弱，大都在睡眠中死去，沒有呻吟，沒有呼喚，一點痛苦的掙扎都沒有，就靜靜死去了。一九六○年的冬天，夾邊溝右派們陷入了生命的絕境，反右運動的餘波中出現了最驚心動魄的一幕：倖存的右派撕開死了的右派的身體，取出他們的內臟，因為這些先死者實在瘦得皮包骨頭，一點肉也找不到了。總之，小平同志關於處理右派份子的富有雄才大略的方案，部分地得到了落實。相當數量的右派份子，被關進了監牢，其中相當多的右派份子在大飢荒中活活餓死。（以上參見《夾邊溝記事》）
進入東北興凱湖農場的右派份子的命運同樣淒慘。全國政權更迭的時候，有個右派份子巫寧坤正在美國讀博士，出於國內的邀請和對祖國建設的熱情，他放棄了美國比較優厚的生活，回國為國家效力，結果卻不斷地受到懷疑、批判，最後又被打成右派，被抓進了監牢。他後來轉輾到北大荒農場，僥倖活了下來，改革開放後到了美國，寫過一本回憶錄《一滴淚》。這本書記載了興凱農場右派們如何在天寒地凍下沈重地勞動，大飢荒年代右派們又如何一個個餓死倒地。作者那時也患上了浮腫病，生命如游絲。幸運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全家，紛紛伸出了救援的手，終於使他度過了飢荒，而與他一起的許多右派就永遠地長眠在那塊荒涼的土地上。全國更多的監獄裡、流放地的右派紛紛餓死在那個飢餓而專制的年代。他們的淒慘的命運，與總設計師將右派收監、專政的指導思想密切相關。百萬民族精英被打成右派份子後，幾乎各種親屬受到株連，一人受難，全家倒霉，使更多的人受到連累。造成妻離子散、家敗人亡的慘劇的右派家庭，不知有多少。在世界文明史和專政史上，毛、鄧領導的反右運動可以說是獨佔鰲頭。
沙皇年代曾經發生過十二月黨人事件。十二黨人與右派們的主觀意向不同，前者是反對沙皇的，後者則只是響應黨的號召，幫助黨整風。二者的遭遇不同，處理他們的人的態度也不同。俄國十二月黨人反對沙皇，不過，沙皇還是表現出了較大的寬容。十二月黨人很少坐牢，只是流放，流放的時候，他們的妻子可以跟他們一起去。沒有人強迫他們夫妻離婚，也沒有人強迫他們分開，沒有聽說有一個十二月黨人餓死。更沒有沒完沒了的批判鬥爭。即使後來沙皇對布爾什維克，也還有一個專政的底線。列寧在流放地照樣地讀書寫文章。俄國沙皇似乎寬厚一些，他沒有主張連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
經過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國的右派份子已經夠多了，受的苦已經夠深了。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據說是考慮到反右運動還有右傾保守思想在作怪，右傾保守又保護了一些右派份子，因此，一九五八年春天，反右運動進行了一次補課。有些單位規定了右派份子的數額，沒有達到規定標準的，要補課增加新的右派。又有不少人在小平同志反右補課的戰略安排下補充成為右派。著名的翻譯家傅雷就是這樣「補課」成了右派份子。在小平同志的領導下，反右運動又進一步取得了偉大的成績。
與同樣是將不少人打成右派的李維漢、周揚相比，小平同志的無產階級立場似乎更加堅定。全國的右派，都是他一個巴掌打下去的。而二十年後，周揚，李維漢漸漸悟出，反右運動是錯誤的。周和李在偉大的文化革命運動中，也飽受摧殘。周揚坐了牢，李維漢也是九死一生。周李兩個在華國鋒粉碎四人幫重新工作以後，誠懇地承認了錯誤，真誠地向被他們打成右派的人賠禮道歉。他們是發自內心的，是從自己的經歷得到的感同身受。但是，小平同志卻心堅如磬石，志硬如鋼鐵。他是反右運動的第一號領導人，全國的右派，都是他一手造就的。他沒有向任何人表示過歉意，也沒有表示過半點遺憾。他理直氣壯地宣稱，反右運動是必要的，只是有缺點，缺點只是擴大化了一點。鄧小平在一九八○年中共幹部會議上所作的《目前和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指出，「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想是不行的。（指反右派運動）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是隨著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打擊的份量也太重……。總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207-208頁）根據鄧小平的這個精神，中共中央的有關部門英明地留下了五個右派份子不予改正，維持原來的右派結論。這幾個右派份子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北京三個，上海兩個。這五個右派份子的存在，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第一，它證明了實際由小平同志領導和操辦的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你看，不是還有五個右派份子是貨真價實的右派份子嗎？第二，它也同時證明了領導反右運動的鄧小平同志也是正確的，不是還有五個經過二十年的實踐依然證明是右派份子嗎？小平同志領導的反右運動是多麼必要、多麼正確啊！要不是他正確地領導了反右運動，這五個大右派就有可能矇混過關，成為漏網之魚，這將給中國的社會主義、給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給中國的四項基本原則，造成多麼慘重的損失啊！
也是在小平同志反右運動必要論基調的指引下，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指出，「這一年，（一九五七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這是小平同志的思想。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是小平同志主持和審定的。
這段話裡有許多不實和不當。第一，小平同志認為，發動群眾開展整風運動，目的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是正常的。這與毛、鄧的初衷是相諱的。毛澤東公開說，這次運動是引蛇出洞，小平同志是具體執行了引蛇出洞方略的捉蛇人。毛、鄧的目的不是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而是為了實行一種毛澤東後來稱之為「陽謀」的中國特色的陰謀。小平同志這麼說，是粉飾了反右運動引蛇打蛇的「陽謀」，是要把反右運動的本意說成是好的。這是違背反右運動的歷史事實的。再擴大了講，鄧小平後來自稱當了第二代領導人的頭，他一會兒反自由化，一會兒批精神污染，一會趕這個總書記下臺，一會扶那個總書記上臺，一會下令對天安門不惜一切代價清場……。他什麼時候發揚了一點社會主義的民主呢？沒有。他的這些所作所為，哪一樣有半點民主的氣味呢？
第二，小平同志說，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乘機鼓吹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這與歷史事實非常不合。喜歡大鳴大放的不是右派份子，而是毛澤東。大鳴大放這個詞，還是偉大領袖毛澤東老人家創造的。當年，許多後來被打成右派份子的人，在聽了幫助黨整風後，心存疑惑，怎麼也不肯發言，是黨組織再三再四地央求他們要幫助黨整風，許多人禁不住大大小小的支部書記再三再四動員的盛情，不得不說了幾句不痛不痒的意見，而這幾條不痛不痒的意見，後來就被黨用來把他們打成了右派份子。有的人預感到這次運動來者不善，因此，不提意見，不鳴不放，努力迴避，但結果，不少這樣的人也打成了右派份子。對他們定罪的時候認為，他們雖然口頭上不反黨，內心在反黨，對運動抱著牴觸的態度。可見，整右派份子的計畫在先，動員向黨整風只是中共的策略，打了百萬右派那是如願以償，根本不存在右派們利用整風向黨進攻的問題。第三，小平同志認為極少數右派份子向黨發起了放肆的進攻。「放肆進攻」的人有多少呢？根據中共中央的二十年後的認真研究，一共只有五個人。一共五個人的進攻，能稱得上放肆地向黨進攻嗎？需要去斬殺五十六萬的無辜者嗎？這五個人又不是天兵天將，用得著那麼害怕嗎？因為五個人的進攻，打了百萬右派，是不是有點小題大作呢？更何況，這五個人的右派言論也不能成立。例如，共產黨查明，強加給章伯鈞、羅隆基的主要罪名章羅同盟不能成立。共產黨的歷史也表明，成立錯案平反委員會十分必要，因為中國確實有許多冤案，共產黨自己後來也成立了各種各樣的平反組織，有的叫做落實政策委員會。你可以平反，為什麼羅隆基提出平反就是右派呢？
其實，小平同志這段話的核心是，「反擊（指反右）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其話外之音是，領導這場反右運動的小平同志的言論和行動，「也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確的。」在小平同志的心目中，他領導的反右運動，成績仍然是輝煌的，功勞仍然是不可抹煞的。他對自己是十分滿意的。這是一種多麼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意志啊。
需要指出的是，右派的摘帽，改正，都不是鄧小平提出的。他堅守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的崗位上。進行對右派落實政策的不是鄧小平，是胡耀邦。對中國現代歷史上多如牛毛的冤假錯案的平反昭雪，都是胡耀邦在力排阻力，奔波出力。而決不是鄧小平。恰恰相反，凡是與鄧小平直接有關的一些冤假錯案，或者不得平反，或者平反得很不徹底。反右運動，只是個體的糾錯、摘帽，而對整個運動，沒有絲毫否定。而且不道歉，不賠償。其根子，就在於鄧小平的必要論在堅持著。
鄧小平對反右運動的堅持，可以從他對年輕右派份子林希翎的態度上。林希翎十三歲參加革命，二十一歲在中國人民大學三年級她要文才有文才，要口才有口才，要資歷有資歷。真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一九五七年，她響應黨的號召，幫助黨整風，沒有想到，她中了黨的「陽謀」的妙計，被鄧小平打成了右派。打成右派不算，又被判刑十三年，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下掙紮了十三年。她的罪證包括以下一些。一、「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肅反擴大化了，胡風的案子是冤案。」；二、「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把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主義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三、「資產階級的部長可以罷免，這我看是很好的，」後來，胡風平反了，說明林希翎沒有說錯；封建社會主義的理論，馬克思也說過，鄧小平接受過李維漢的建議，專門講過封建主義對中國社會的毒害，歷史證明了林希翎對中國特色的封建社會主義的批評是一語中的的；中國的部長們也有被罷免的，那個封鎖非典消息而導致許多中國人不明不白地患病的衛生部長就是罷免的。從現在看來，「正確的和必要的」偉大的反右運動在林希翎身上一個也落實不了。
問題還不僅僅是鄧小平把這個二十一歲、有著八年革命史的姑娘打成了右派份子，而且在小平同志的領導還，還乘勝追擊，擴大了戰果，不僅人民日報大加批判，而且將聽過她演講、看過她文章、表示過同情和支持的一百七十個同志打成了右派份子，而因林希翎牽連而受處分、革職、開除，達數千人，不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舉例說，其中有林希翎作為法律系學生就法律問題請教過的兩位法學界前輩譚惕吾（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委員、原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黃紹紘（全國人大常委兼法案委員會委員）打成了右派；林的未婚夫、團中央書記胡耀邦的秘書曹治雄打成了右派份子；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出面保護林而未果，抱病與林長談勸慰，又托其外孫藍其邦代為看望林，結果藍其邦被打成了右派份子；內務部長謝覺哉（後為最高法院院長）派其秘書吉世霖代為向林表示關心，結果吉被打成了右派份子，並被開除黨籍到農村改造，導致妻離子散，其母自殺；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王文（原葉劍英的秘書）因接待到中南海上訪的林希翎並向上級如實反映情況而被打成右派份子，在農村慘遭迫害，其妻和其子自殺。小平同志領導的反右運動真果碩果纍纍，十分必要和非常正確。
問題還不僅僅是鄧小平從林希翎身上打出了一夥右派，而且在二十多年後歷史已經十分明瞭的情況下仍然堅持不給林平反。一九八○年六月，林希翎上書鄧小平，要求平反。林希翎在信中寫道：「在北京因同我有關而被打成右派份子的有一百七十人，在各地則不計其數，有我相識或接觸的首長、同志、戰友、作家、老師、同學和朋友，甚至還有大學的工友和醫院的護士，更多的是各地素不相識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許多人讀了我的文章，給報刊編輯部去信，或聽了我的演講而來信，結果竟被打成右派份子。我挨整事小，但卻牽連了大批無辜者，在他們面前，我非常內疚和痛苦。」小平同志收到了這封信，但是，就是不給這個21歲就在小平同志領導的反右戰場上的犧牲的姑娘平反。並且，在小平同志身體力行的榜樣的鼓舞下，第三代，第四代的領導同志，都很好地繼承了小平同志的遺志，拒絕為林希翎平反、糾錯或摘帽。林希翎終於成為當年最年輕的右派之一兼右派史最長的右派，她也經歷了幾代紅朝，並且被四代領導打成右派，她不被三代領導人平反，終於修成一個國家不要她的、無國無家的女右派而永載史刪。她坐牢15年，剝奪政權權利五年，海外留亡25年。臨死前，她在家鄉溫嶺做好了一個土堆作為墳墓，想回國養老，葬在家鄉，這個可憐而偉大的願望由於小平同志反右運動的必要論和正確論而未能實現，最後客死異國他鄉。她是戴著中國特色的、由小平帽子店監製的右派份子的大帽子而去世的，她當右派時間最長的右派份子，可惜，世界吉尼斯記錄似乎不登這樣的世界記錄，不然，我們偉大的祖國又增加了一項英明正確的世界記錄了。這實在是有點遺憾。
幸運的是，一九七六年，華國鋒實際改變瞭解放幾十年來殘酷鬥爭的路線，使中國歷史走上了新的開端。鄧小平在歷史的推動下，開始了改革開放，開始了經濟建設為中心。胡耀邦力挽狂瀾，為全國99.9999%的右派份子糾錯、摘帽、平反。然而，中國人民又是不幸的，一九五七年百萬人響應黨的號召而不小心中了陽謀之計被打成了右派份子，直到二十多年後改正摘帽平反，二十年的煉獄不說，最後還由小平同志堅持認為打他們右派是必要的、正確的。歷史的更大的不幸在於，小平同志堅持和發展了他的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的性格，並且走得比反右運動更遠，採取的措施更殘暴。這是後話了，本文接下來另加論述。
綜上所述，反右運動的是是非非表明，在反右運動問題上，歷史的是非顛倒、莫名其妙真是達到了指鹿為馬的程度。如果將來有數學練習冊上有這樣一個應用題：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一個自稱是人民的兒子的首長領導的反右運動將569957人打成了右派份子，一九八○年糾正了5599952人，留下了最後五個右派份子，問，
一、反右運動的準確率達到百分之幾？
二、從中得出什麼結論？」
標準答案該是怎樣的呢？
準確率=5/560000=0。0000089
結論是，反右運動完全必要，非常正確，只是擴大化了一點。
對於反右運動，實際領導這場運動的是鄧小平。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是鄧小平，作反右運動動員報告的是鄧小平，作反右運動總結報告的是鄧小平，提出要將一大批高層右派份子送進監獄的，是鄧小平，將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右派份子大約只有五千的指標擴大到三百萬的，也是鄧小平。嫌五七年反右運動不夠左，提出要反右傾、並在五八年進行反右派補課、又增補了一大批右派份子的，也是鄧小平。二十年後，不顧許多中央領導的意見、堅持反右運動必要論和正確論的，仍然是鄧小平。把百萬民族精英以莫須有罪名打成右派份子，把他們趕進煉獄二十多年後，還堅持是「正確的」、「必要的」，同時，他又自命為「中國人民的兒子」，自稱對中國人民「懷著無限的深情」。手下的殘酷和口中的甜蜜，歷史上誰能與之相比呢？唐朝的李林甫能相比嗎？不能，沒有一個人可以相比。小平同志實在是獨步青史，獨一無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水滸傳裡有個霹靂火秦明，有過黑旋風李逵，一個使一把狼牙棒，一個使兩把板斧。在戰場上，一把狼牙棒和兩把板斧寒光閃閃，遇之者凶，迎之者亡。小平同志在反右運動中，也揮舞著狼牙棒和板斧，直殺得右派大軍落花流水，血流成河，屍橫遍地，建立了匡世奇功，他對此是如此自豪自得，以至最後只留下了五個著名的右派和極少數幾個右派份子，他還洋洋得意地宣稱，反右運動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缺點是擴大化了一點。
二．小平，一手製造了六四悲劇
六四事件，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最大的慘劇，也是世界現代史上少見的慘案。這個事件的慘烈在於，幾十萬鋼鐵之師進攻手無寸鐵的示威的學生，在小平同志「不惜一切代價」挺進天安門的命令下，使千百個學生市民慘死在槍口、慘死在坦克的履帶下。這個事件，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影響之大，隨著歷史的發展將日益顯現。
六四事件，對於中國發展的進程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它再一次演出了一場槍指揮黨的醜劇，再一次將主張理性和平地處理六四事件的總書記趕下臺，並且一直將他軟禁了十六年，一直到他離開了人間，才不得不結束對總書記的軟禁生涯，踐踏黨章，踐踏國法，莫此為甚，在現代政治史上開創了一項新的吉尼斯記錄。六四事件後，中國政治改革的進程完全終止了，它阻塞了政治改革的道路。它嚴重地惡化了中國社會的社會道德，腐敗分子彈冠相慶，從此，中國官場的腐敗如雨後春筍，如原上野草，陳希同，陳良宇，成克實，一群接著一群，一薦接著一薦，一代接著一代。大有燎原之勢。六四事件後，有一次李鵬同志接見海外人士，對方問及為什麼發生流血事件時，誠實的李鵬同志回答說，是因為中國沒有準備橡皮子彈。這真是絕妙的回答，是世界新聞史上的一次最誠實、最富有智慧的回答。但是，又是什麼原因造成如此偉大的中國「沒有橡皮子彈」呢？李鵬總理沒有說。也許是因為我們的橡膠不夠，因此才沒有生產橡皮子彈，才只好用真槍實彈！這得怪膠農不好，如果有了足夠多的橡膠，我們就可以用橡膠子彈打學生，橡膠子彈打不死人，它只是與大學生們玩玩遊戲，嚇唬他們一下；但也許是我們生產這種子彈的技術不夠，我們沒有及時地掌握生產橡皮子彈的技術。如果這樣，科學家和工程師就應該負起六四殺死無辜市民和學生的責任來。由於你們的研究不及時，製造橡皮子彈的技術未過關，才迫使小平同志用真的子彈代替橡皮子彈，才造成了學生和市民的真實的死亡，影響了黨和政府的聲譽和形象。宋代的理學家們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對於八九六四事件來說，學生死亡事小，黨和政府的形象事大。
然而，李鵬同志的回答似乎與小平同志的思想有距離。小平同志說，「他知道，這場風波是遲早要來的，現在來更好，因為我們這些老同志還在，」他還說，他們這些老人有經驗，可以幫助處理學生們的事件。他是擔心他們這些老同志死光了，風波又來了，那就麻煩了。因此，六四的悲劇，不是如李鵬同志所說的是橡膠子彈來不及製造的問題，而是鄧小平需要這樣的事件來威攝中國人的問題，不是如李鵬所說的是不得已而為之，而是有意製造這樣的事件，內心巴不得用流血手段鎮壓自由化分子，並且是有意用這種殘忍的辦法來威攝天下、維持穩定。正如一位老無產階級革命家所說的，「殺他個二十萬人，保它二十年太平。」「你有三百萬學生，我有三百萬軍隊。」小平同志的指導思想其實也是這樣的。早在此次學潮之初，他老人家就說，「不怕流血」，用更直白的話來翻譯，那就是要敢於流血，不怕屠殺。在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又一次說，不怕別人說三道四。可見，這次事件，是他一步一步製造釀成的。造成這麼嚴重的後果，他的歷史責任是不可推卸的。
第一，這次事件的直接起因是鄧小平對胡耀邦罷免不當。
六四學潮的一個起因，是胡耀邦同志去世後人們對他的悼念。人們對他的悼念又是起因於他生前為人民所做的好事和老人政治對他的不當批判。悼念活動又遭到了鄧小平的壓制，壓制引起了抗議活動。抗議一步步升級，最終引起了天安門事件。胡耀邦曾經是黨的總書記，他發起了真理問題的大討論，大刀闊斧在全國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了幾十年中產生的無數冤民，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由衷的尊敬。他對學生和知識界採取比較寬鬆的政策。他逐步進行政治改革的方針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但是，不是中央委員的鄧小平卻嫌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認為胡應對一九八七年學潮負有責任。一九八七年，小平同志在自己的家裡召開了決定黨的最高領導下臺的會議，支持一些不是中央委員的老顧問們批判和罷免總書記胡耀邦。這樣做顯然是不符合黨章的，也不符合民意。在鄧小平看來，他是第二代領導的頭，他喜歡誰，就指定誰，不喜歡誰，就讓誰下臺。然而，中國共產黨中央畢竟不是鄧家。罷免總書記是黨中央的事情，不是鄧小平的家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哪有什麼道理在你鄧家的客廳裡召開，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的鄧小平和薄一波們，有什麼資格對總書記說三道四？有什麼資格提出動議，參加意見？但是，在鄧小平薄一波等老人們的壓力下，胡耀邦黯然下臺，二年後去世。全國人民自發地哀悼他，為他鳴不平，掀起了隆重的紀念活動，這正是民心黨心的反映。本來，鄧小平不是中央委員，無權干預黨中央書記的人選，更無權讓黨的總書記下臺，但是，鄧小平自以為是太上皇，是第二代領導的頭，這反映了他的獨裁作風，違反了黨心民心，當然地激起了人民的不滿。六四事件開始起因於對胡耀邦的人民悼念，追根溯源，起因於鄧小平的太上皇作風，起因於對胡耀邦總書記罷免的程序不當，處理不當。如果實行民主的程序和合法的更替，是不可能產生這樣的事件的。
第二，這次事件開始後，鄧小平定性不當，激發了矛盾，擴大了事件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後，學生們先是參加悼念，離開了平靜的書桌，上街集會靜坐，此時，只要疏導、對話，完全可以平和地解決。而集會靜坐，是憲法賦予的權利，也是天賦的權利，是社會中的正常現象，沒有必要看得那麼嚴重。鄧小平本來不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只是軍隊的領導人，國家的事，由國家領導來管理；黨的事，由黨的領導來管理，年紀大了，而且沒有黨和國家的職務，你管好軍隊就是了。你卻越俎代庖，在家裡召開會議，定性學生的合法活動是動亂。動亂是大事，有秋後算賬的危險。他在家裡說的這一番激化矛盾的話被寫成了社論，四二六社論一發表，成了學生的動員令，激發了更大的示威遊行。遊行的規模更大，人數更多，情緒也更加激昂。從客觀的意義上說，本來，學潮已經快要熄火了，小平同志卻拿起芭蕉扇搧了兩下，一下把火搧旺了，變得難以控制。他實在是有責任的。
第三，他拒絕趙紫陽提出的在理性和對話基礎上解決事件的正確方針，一意孤行，使事件不斷惡化，學生和政府的情緒不斷對立
鄧小平發表四二五講話和四二六社論時，趙紫陽正在朝鮮訪問。訪問回來後，他認為解決學潮要在法制、理性、對話的基礎上予以解決。而426社論不利於學潮的解決。在與費孝通等民主人士座談會上，民主黨派的一些人士也認為四二六社論定性不當，對解決學潮不利。座談會後，趙紫陽對閻明復同志說，「《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定性定錯了，看來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匯報時，只是單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於如何說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說一句‘看來當時把問題看得重了些’，這樣就可以在常委裡統一思想，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張良編：《六四真相》趙要閻把他的這個想法告訴楊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同志。當晚，閻明復同志見過楊尚昆同志後告訴趙說，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對動亂看法是經過反覆考慮的，是不能改變的。這說明，鄧小平認為學潮是動亂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他也是剛愎自用的，即使錯了，他也不會承認。就如他製造的56萬右派份子的偉大實踐直到他死也認為是正確的、必要的一樣。
五月十八日，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信，繼續要求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信中說，「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的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運動。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作出這個讓步。」為了能轉這個彎子，他表示由自己來承擔責任，要求向天下人說明，426社論雖然他當時在朝鮮訪問，國內是傳給他的，他是看過的，也是同意的。趙紫陽主動以國家社稷為念，主動要求承擔責任，平息學生情緒，理性處理學潮，本來這是一個非常可行的方案。但是，這個方案仍然被鄧小平拒絕了。這樣，理性和平的解決學潮的路，再一次被鄧小平堵塞了。
第四，鄧小平拒絕了趙紫陽總書記的正確意見，執意派軍隊進京，進行戒嚴，向六四事件的流血解決又逼近了一大步。
六四事件的最大的悲劇是開了槍，死了人。並且造成了大規模的流血。而開槍殺人又與軍隊進城有關。本來，軍隊的責職是抵禦外來的侵略，而不是用武力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更不是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的。就是如後來成為國家主席的楊尚昆也一再聲明，軍隊進城不是針對學生的，不是針對市民的，而是保護學生的。但是，派兵入城本身是不當的，軍隊入城就直接釀成了流血的可能。
本來，天安門事件仍然有可能和平地解決。在決定是否派軍隊的黨中央常委會上，趙紫陽和胡克實反對，李鵬、姚依林支持，喬石中立。結果是二比二。對於這樣重大的問題，常委未能取得多數意見，應該由政治局討論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政治局委員17人，當時在京的政治局委員14人，外地3人。可以立即召開在京政治局委員決定黨國大事。派專機接外地委員來京，也是可行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國是，更是題中之義。但是，最後由鄧小平一個人決定，調動軍隊，入城戒嚴。槍再一次指揮了黨，手握軍權的鄧小平，再一次決定了黨和國家的命運。
派軍隊到北京，是由鄧小平一手作出的決定。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在鄧家開了個常委會議。鄧小平不是常委，連中委也不是，但是，他參加了在他家召開的中常委會議。楊尚昆也參加了。趙紫陽在匯報情況時，鄧很不耐煩。最後，鄧小平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4•26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以上引自趙紫陽回憶錄）並且由鄧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戒嚴事宜。
在派軍隊戒嚴問題上，並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但是，鄧雖然不是中委，不是中常委，卻是最高決策者，並且一意孤行，拒絕各種正確的聲音。就在鄧家召開的中常委上，趙紫陽提出，派軍隊可能會對國家和黨造成嚴重的後果，請慎重討論。鄧小平表示，就這樣決定了。趙紫陽表示，他作為總書記，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很難得力。鄧說，「如果這個決策錯了，由大家共同負責。」可見，派軍隊進城決定，主要是由鄧小平作出的，是在拒絕了趙紫陽等人再三反對的情況下作出的。這次會議之後，全國有許多老同志，向中央發信，表示反對軍隊進城，要求中央正確對待學生，採取協商對話的辦法解決學潮。出於對黨和國家負責的精神，也希望鄧小平在歷史最後的關頭能幡然悔悟。五月十八日，趙紫陽摘錄了部分信件給鄧小平，希望他能認真考慮廣大幹部的意見，為事件的解決作再後的努力。信是這樣的：
小平同志：
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同志的呼籲，望一閱。
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只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布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即使我們需要採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採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
趙紫陽
五月十八日
但鄧未作答覆，決心一意孤行。由此可見，鄧小平對這個歷史事件，是要負最主要的責任的。
到了這一步，仍然存在通過人大進行解決的一絲希望。五月十九日，人大常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報告請示，鑒於目前的嚴重局面，建議萬里同志中止國外訪問，立即回國。五月二十一日，胡啟立問趙紫陽同志，對人大常委黨組的報告如何答覆。當時趙已「請假休息」，但仍然是黨的總書記，他同意發電報，要萬里同志提前回國，商量國是。五月二十一日上午，趙紫陽對閻明復同志說，學潮這樣拖下去，曠日持久，結果難以預料，只有召開人大常委會來緩解。這也不失為最後的辦法，也是趙紫陽為理性、平和地解決所作的最後一次努力。但是，仍然不被小平採納，萬里回國後，也被鄧小平阻於上海。萬里喪失了自由，只有表態支持鄧小平的軍管決定後，才獲准回到北京。據說，全國人大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是否來北京，怎樣表態，都在鄧小平的控制之下。這個最高權力機構的代表人民的權力，在小平同志面前，是多麼地卑微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多麼地富有中國特色啊！中國人民幽默地說，人大代表們只是「啃啃雞腿拍拍手」，說得是多麼地逼真啊！
第五，最後由鄧小平下令，「不惜一切代價」在64凌晨軍隊會師天安門。不惜一切代價的意思很明白：格殺無論
最後的軍隊進逼天安門的命令是由鄧小平和楊尚坤下的。趙紫陽拒絕軍隊入城。據有關報導，38軍軍長徐勤先接到帶兵進城的時候，他詢問軍委有關部門，進軍天安門的命令，是否有軍委主席鄧小平的簽字，答覆有鄧的簽字；又問，有沒有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坤和簽字，答覆有楊的簽字；又問，有沒有總書記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趙紫陽的簽字，答覆說沒有他的簽字。後來徐勤先認為只有軍委三位主席和副主席及黨的總書記都簽了字，他才能執行進軍的命令。可見，進軍令是鄧小平和楊尚坤簽發的。而所謂的不惜代價，就是可以開槍，可以掃射，可以射殺任何認為影響進軍天安門的人們。甚至可以掃射住在自己的住宅裡的人們，因為有不少人在家裡被打死；甚至可以掃射搶救傷員的醫務工作者，因為有不少醫生在搶救中被打死。
無論是悲劇還是慘劇，就是這樣一步一步釀成的。小平同志在錯誤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可悲的結果。中華許多優秀的兒女成了槍和坦克下的冤魂，中國現代化陷入了專制化的泥淖，鄧小平則使自己成了歷史的千古罪人。
天安門事件中，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是，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是不是反革命，他們的靜坐是就是反革命暴亂。如果是反革命暴亂，那是暴力是否過份的問題，如果不是反革命暴亂，是人民行施憲法所賦予的權利，那就是對人民行施暴力的問題，那是違憲的行為。一個黨的軍委主席未經全國人大授權，有沒有權力派兵實行戒嚴？這又是一個問題。後者暫且不說，先說天安門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暴亂？第一，從北京全城參與的情況看，不可能是反革命暴亂。反革命部是一小撮。北京城裡當時參加遊行、支持學生的有數百萬人。不可能有那麼多的反革命，更不可能有那麼多人參加反革命暴亂。第二，從軍民魚水情看，也不是反革命暴亂。據報導，軍隊進城的時候，天氣炎熱，北京城裡的男女老少一方面向部隊同志說明真相，勸阻解放軍不要入城，一面給他們送水送糧送毛巾，世界上那有這樣的反革命，那有這樣的暴徒？第三，從軍隊死亡情況看，也不像是反革命暴亂。據參加事件的軍官吳仁華著文說，軍警共有十五人死亡。其中三十八軍炮兵部隊有幾個戰士在翠微路不幸翻軍，引起油箱爆炸，烈火奪去了六個戰士的生命。這是戒嚴過程中的不幸事件。二十四集團軍有一戰士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死亡時間為八九年七月四日，他是在六四事件中得病，一月後身亡。他的死，也與所謂的反革命暴亂無關。三十九軍政治部少校宣傳幹事於景祿換了便裝，進入天安門廣場。他可能是想拍攝解放軍進軍天安門的全程錄像。但是，子彈沒有長眼睛，進軍天安門部隊戰士射出的子彈打中了於景祿，他中彈身亡。他中彈後由群眾抬著送到了醫院，不治而亡。還有幾位，也是在混亂中因各種原因死亡。吳仁華提出，事件中，有一支三百人的部隊，被六萬群眾圍在中間，群眾把十一個受傷的有病的官兵送到醫院急救。如果真是反革命暴亂，是不會如此關心部隊官兵的身體健康的。而且如果真是反革命暴亂，這三百名官兵不可能毫髮無傷。可見，天安門事件根本不存在反革命暴亂，鄧小平實在是師出無名，開槍無名。後來，由小平同志指定的接班人也不得不考慮這樣一個嚴肅的事實，不再像小平同志那樣說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暴亂了。他倆都只是說，是六四風波了，既不稱暴亂，又不稱反革命，而只稱風波。這又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反革命暴亂」的罪名是根本莫須有的，對人民的屠殺是毫無理由的。
歷史是一面鏡子。以銅為鏡，可以整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亡。讓我們通過歷史的比較，來看看歷史人物處理類似事件的利弊得失和人品高低。
小平同志與毛澤東處理天安門事件相比，堅決鎮壓的態度遠遠超過毛澤東。
鄧小平經歷過兩次天安門事件，對這兩次事件的態度迥然不同。對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他是同情的，共鳴的，而對於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則是仇恨的，堅決鎮壓的。這兩次不同事件的鎮壓者，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鄧小平。鄧小平的態度與毛澤東的態度相比，鄧比毛更加殘酷，更加無情。其鎮壓的力度和嗜血性，鄧小平遠遠超過了毛澤東，更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馮玉璋、段琪瑞等北洋領袖。
1976年清明，相當多的人集中在天安門廣場，借悼念周恩來來表達對文革的不滿，表達到四人幫和毛澤東本人的不滿。毛澤東知道，天安門事件對周恩來的悼念，其矛頭是對著他的。後來，悼念群眾與當局發生衝突，發生了群眾掀汽車等事件。毛澤東發了火，說，一是在北京，二是在天安門，三是燒了汽車，說這是反革命性質的。他下令驅散天安門廣場上示威的群眾。但是，當時沒有發過一槍一彈，也沒有調動過一輛坦克。不是毛主席調不動坦克，毛主席像鄧小平一樣，也是中央軍委主席，他是有能力調動軍隊的，有能力比鄧小平調動更多的軍隊，他沒有調動，他不需要軍隊。在對外戰爭中，才需要動用軍隊呢。民眾在天安門廣場發點牢騷，是用不著荷槍實彈的軍人來介入的。四五運動中，毛澤東壓根兒沒有想到要動用野戰軍。
同樣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的態度就嚴厲多了。開始只有少數學生遊行，鄧小平就勃然大怒，定性為動亂，大有秋後算賬的架勢。後來，學生不買他的賬，他不僅派了幾十萬野戰部隊，而且下達了「不惜一切代價」挺進天安門廣場的命令。結果，在「不惜一切代價」的號令下，坦克碾過了年輕的身軀，槍口掃射了學生、居民、救援者甚至醫務工作者。鄧小平曾經有句名言，「不怕流血」，這句話，可以看作是屠殺的潛台詞。結果，血真的流了，不是一滴兩滴的流血，而是血染大地，89年的春夏之間，春城無處不飛花，京城無處不流血。小平同志在向他選中的第四代領導人談話的時候，自稱自己是很「冒失的」，他說自己「冒失地」到法國去，「冒失地」在百色發動起義，「冒失地」挺進大別山，這次又「冒失地」下令軍隊進北京，下令挺進天安門。在不怕青年學生流血，不怕天下人說話，不怕歷史公正的審判這一點上，鄧小平超過了毛澤東，毛澤東相形見絀了。
為什麼兩個類似的事件，鄧小平的態度如此不同呢？這是因為，四五事件，學生們借悼念周恩來來表達對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批鄧運動的不滿，天安門事件對他有同情的一面，他處境不良，有學生同情他，對他是有利的。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他取代了毛澤東的地位。學生對他戀棧專權是有批評的，他不面壁思過，反而認為矛頭是對準他的。當聽到陳希同政治局委員向他報告學生遊行有批評他的口號時，他就勃然變色。他老人家的權威是絕對不能挑戰的。因此，他對後一個天安門事件，採取的是堅決鎮壓的方針。
同是鎮壓，毛澤東調動的是民兵，鄧小平調動的野戰部隊；毛澤東調動的只有千百人，鄧小平調動了幾十萬大軍；毛澤東使用的是木棍，鄧小平使用的是機槍和坦克。兩相比較，毛澤東還是土八路，出手留有餘地，鄧小平則現代化了，準備大規模殺戮。結果也大不相同，毛澤東鎮壓四五事件，沒有死人，只有傷者；鄧小平處理64事件，被槍殺者、坦克碾過者，官方至今諱莫如深，但通過海外報導及各種信息的綜合分析，至少有千百人之多。
與華國鋒處理天安門事件相比，小平同志是一意孤行，剛愎自用，不知悔改。
一九七六年處理四人幫事件後，華國鋒面臨著處理四五事件的緊迫任務。當年，毛澤東對四五天安門事件定性的時候，定的是反革命事件，但華國鋒順應了民意，給四五事件平了反，因四五事件關押的人全部獲釋，定罪的全部平反。華國鋒作為一個黨和國家的領袖，表現了一種敢於負責、實事求是的精神，一種敢於自我批評的精神，一種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精神。不僅是因為粉碎四人幫，他開啟了中國歷史的新的一頁，而且是敢於否定毛主席當年的結論，給全國人民心心牽掛的天安門事件平了反。當然，這個事件的平反，是許多領導和群眾共同努力的結果，但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華國鋒支持平反，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小平同志對於他所親自鎮壓的天安門事件，堅持不認錯，不平反，並且，他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大鎮壓。他將趙紫陽的秘書鮑同判刑七年，對總的總書記趙紫陽非法關押了多年，並且由他的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們一直將趙紫陽關押到死。當年，毛澤東對於與他一起在戰場上你死我活地搏鬥的國民黨死犯，可以進行特赦，而鄧小平則把全黨選舉產生的黨的總書記長期關押。在六四流血事件後，全國更是掀起了清查、通緝、審判、槍斃的高潮，一時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參加學潮的許多學生職工，有的不能畢業，有的找不到工作。鄧小平堅持的連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落實。
需要說明的是，對於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四五事件）的發生，他是高興的。對於這次事件的平反，他是支持的。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有諸多相似之處，都是為了悼念一個領袖，都是在天安門，都是學生和市民進行和平的集會。然而，對於前者，鄧認為是革命的，後者則是反革命的，不僅是反革命的，還是暴亂性質的。小平同志是個善於察言觀色的人。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後，他寫信給毛澤東，批判劉少奇，批判林彪，而且信誓旦旦，保證「永不翻案」。但正如毛澤東指出的，「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華國鋒粉碎四人邦後，鄧小平通過汪東興寫信給華國鋒，稱他為「英明領袖華主席」。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鄧小平經由汪東興轉給華國鋒一封信。信上說，「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歡欣鼓舞呢？」一旦他掌了權，地位穩固後，他卻宣稱，華國鋒這個人很壞，堅持將他趕下臺。華國鋒在小平同志的眼中，一會兒是英明領袖，一會兒是個很壞的人。他實在是個善變的機會主義者。中國古代說，識時務者為俊傑，因此，也可以說，他是一位俊傑。
不過，對於他做的事情，他總是一意孤行，從不認錯。他領導的反右運動明明錯了，他硬頂著說是必要的，正確的。有三個黨員發起召開反右運動三十週年大會，被他下令開除出黨。對於六四事件，他也冒著天下之大不諱，說什麼不怕天下人反對，堅持鎮壓是對的，並且無法無天地將黨的總書記隔離到去世。鄧小平直到他死，他一直堅持著他的反右偉績，堅持著他指揮的天安門事件的正確和必要。與華國鋒相比，鄧小平是多麼地剛愎自用、多麼地獨斷專橫、多麼地殘酷無情啊！
與國家主席楊尚昆相比，鄧堅持六四是反革命暴亂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楊則在暮年認識到六四事件是黨歷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主張及早平反。
楊尚昆在六四事件的處理中，開始的立場是在理性處理和暴力處理之間擺動，對趙紫陽從朝鮮回來後在紀念五四的會議上、在亞行會議上提出的理性處理學潮的方針是同意的，支持的。最後，當鄧小平斷然決定軍管時，他倒向了軍權在握的鄧的一邊。並且充當了鄧的鎮壓方針的實際操作者。對於六四事件的流血處理，楊尚昆是有歷史責任的。但是，他一開始就與鄧的暴力鎮壓的出發點有所不同，後來也有所返悔。
六四事件後，鄧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對權勢漸大的楊家採取了果斷措施，剝奪了楊家相當一部分權力。這裡面的因素也許很複雜，他可能不希望楊家在軍隊中有太大的權力，過大的權力會挑戰他對軍隊的控制權；可能擔心自己死後楊家過大的軍權不利於樹立黨中央的權威。他自己多次演出過槍指揮黨的劇本，深知有槍就有草頭王的道理，對於軍權強大的楊家不得不有所提防，於是及早採取削藩措施，以免尾大不掉。但是，對楊家的薄性，也不排除將楊家作為六四鎮壓事件的替罪羊和出氣洞的心理動機。這與武則天重用酷吏來俊臣又把來俊臣作為替罪羊是一樣的。他知道，六四不得人心，這從他對曾慶紅和胡錦濤的政治交代中可以看出。而倒楊多少可以暗示楊對六四流血事件負有責任，也多少讓六四運動的受害一方出一點怨氣。
楊尚昆對六四事件看法的轉變的動因，一方面，對六四的處理，楊一開始就與鄧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楊家明顯地成了鄧小平的工具，工具用好後就被鄧擲到了一邊。楊對此是心知肚明，他的境遇也促使他反思六四，因此，楊尚昆在晚年，對六四的流血處理方式是批評的。他否定了他自己的立場，也否定了鄧小平的處理方式。他在遺言中曾經說到，六四事件是黨的歷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這個事件必須早日平反。他曾說，他年紀大了，可能看不見平反了，但是，他相信將來此案一定會是平反的。不管楊當初有多少過失，至少他最後認識到了當初暴力處理的失當，站到了歷史的正確的一方。而鄧小平則直到他死亡，一直堅持對六四的人和事，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對於當年曾經充當過得力的助手的趙紫陽，他始終採取軟禁措施，就如慈禧太后一直將光緒軟禁在贏臺一樣。
與馮國璋相比，小平同志鎮壓市民和學生的殘忍性遠遠超過了北洋政府總統馮國璋。
五四事件與六四事件有點相似，處理五四事件的是北洋政府總統馮國璋。處理六四事件的是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兩相比較，鄧小平與馮玉璋的處理方式大不一樣。
五四事件運動時，北京的學生火燒了趙家樓，痛打了曹外長。從法制的角度講，學生中有些人獨犯了民國的法律。五四運動發生後，北大沒有讀過大學的哲學教授梁漱溟就提出，火燒民宅，毆打政府官員，這是觸犯法律的犯法行為。國家不能容忍某些人在革命的口號下違反法律，損害他人和國家的利益。他主張對犯法者懲治。但是，當時的民國總統馮國璋，這個軍人出身的總統，竟沒有對學生採取鎮壓措施。他沒有因此將五四學生運動說成是動亂，沒有說成是暴亂，更沒有說成是反革命暴亂。事件後，他派北京市長等人接見學生，勸說他們回校，但是沒有奏效。最後馮國璋親自會見了13個學生代表，並向學生承諾，政府不會做出違背中國利益的事情。他採用的是與學生對話的辦法。雖然，當時中國還沒有人權、對話這樣的概念，而且馮國璋是個粗人，他居然沒有像八九年中國官員那樣竭力迴避對話，更不像鄧小平躲在背後策劃派軍隊戒嚴。他還下令，釋放示威過程中與軍警發生衝突而逮捕的學生。現場一共扣留了三十二個學生，經陳獨秀，蔡元培等呼籲營救，第二天，這些學生全部平安回校，蔡元培率北大師長在門口列隊迎接。馮玉璋更沒有秋後算帳，馮國璋沒有在五四運動後在全國開展大清查，也沒有發表「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能有」的重要演講，沒有下令將參加運動的學生、市民、工人進行開除，判刑，行政處分等懲罰。與鄧小平相比，北洋軍出身的馮大總統是多麼地溫和、多麼地慈愛啊！是他沒有軍隊嗎？不是；他知道，國家外患內憂，青年的本意是愛國的，國家沉痾多年，積貧積弱，再也不能自我殘殺、自我摧殘了。
與北洋政府總理段琪瑞相比，鄧小平對青年生命的看得輕如鴻毛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發生的北京女師大事件，與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也很相似。但處理這兩個事件的領導人的態度也大相逕庭。學生生命的份量，在這兩個領導人身上，簡單有天壤之別。
這一天，北京女師大等院校的學生在總理府前集會遊行，起因似乎是為山東青島問題，總理府衛隊擅自開了槍，死傷多人。魯迅的學生劉和珍、程德群等數十人中彈死亡。事件發生後，北洋政府的國會支持學生，反對對學生開槍；檢察院主持正義，認定遊行是學生的權利，開槍是錯誤的；全國的報紙也大都批評政府。總理段琪瑞的態度如何呢？他來到死難者中，對著死難學生長跪不起，向天下人謝罪。雖然不是他下令開的槍，但作為一國總理，他承擔了責任，並且真誠地有負罪感。段琪瑞頒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學子熱心愛國，血氣方剛，陡起填膺之憤，意氣所激，遂爾直前。揆其情跡，實有可原，特頒明令，優加慰恤。」他讓人立即調查死難者的名字，給予優撫。他還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當眾長跪不起，並立誓終身食素以贖罪。這個誓言一直堅持到他病危，雖然醫生一再勸他改變飲食，增加營養，他大輩子「不動搖」，直到臨終。
他下令建立學生紀念碑，表示牢記歷史教訓；他撫恤死難者家屬，並告罪天下，從此終生吃素。他還解散了那一屆政府，表示了對人民和歷史是有擔當的。直到臨終，段琪瑞還談到那次流血事件。雖然不是他的責任，但是段琪瑞還是承擔了歷史的責任。段琪瑞對事件的處理是人道的，他領導的政府對這個事件的發生是敢於承擔責任的。對於這個事件的處理，他比立志要解放全人類的鄧小平同志要崇高得多，負責得多，也人道得多。
小平同志則不同。他聲明，他不怕流血；他下令，野戰軍入城；他下令，不惜一切代價挺進天安門。他到死，沒有表示過一絲一毫的悔意。正如他將百萬人打成右派，從來沒有一絲一毫的悔意一樣。與段琪瑞不同，事件之後，他通緝運動的領導人，全國審判、關押、槍殺、行政處分了一大批人，一時間，全國一片白色恐怖。並且論功行賞，在「不惜一切代價」進軍天安門過程中表現積極的人，一個個彈冠相慶，一個升了官。
兩相比較可以看出，段琪瑞是痛惜青年的生命的，而鄧小平漠視生命，不怕流血。女師大事件後，段琪瑞長跪不起，終生吃素，臨終時還唸唸不忘。為了承擔責任，他辭去總理，解散政府，他對事件是負責的，對國家是負責的，對生命是敬畏的。小平同志則不同，64事件後，他接見進軍天安門事件有功人員，大家飲酒慶功，按功論賞，一片歡欣氣象。他還發表重要談話，表示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段琪瑞這樣的北洋總理，在對學生的殘酷無情方面，怎麼能與鄧小平這樣的軍委主席比擬於萬一呢？一萬個段琪瑞，也不及一個不怕流血的鄧小平啊。
從鎮壓的血腥性來說，鄧小平超過了沙皇
鄧小平鎮壓六四運動的殘酷性，不僅表現於屠殺現場，而且表現於事後的殘酷鎮壓。這方面，他遠遠超過了俄國沙皇對十二月黨人的運動。應該說，十二月黨人這些俄國青年知識份子發起了要求俄國進行政治改革的運動，與北京六四運動不一樣，改革現狀的願望要強烈得多。六四運動沒有政權慾望，只有學生對國家反對腐敗的訴求，只有國民對中國政治清明的良好願望。中國的學生們只是跪著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學生代表進行對話。十二月黨人則要求沙皇改變農民政策，具有強烈的反對沙皇政策的色彩。即使是這樣，沙皇也只是進行了非常有限的鎮壓。一八二五年七月十二日，沙皇下令，將彼斯特爾、雷列耶夫、謝爾蓋·穆拉維約夫、別斯土舍夫和卡霍夫斯基五人在彼得堡被處以絞刑。121名起義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鄧小平的處理則要殘忍百倍。他將沒有任何罪責的總書記罷免，並將他軟禁到死；他將同情六四運動的中央委員鮑同逮捕，當有關方面調查後認為鮑不存在逮捕的理由時，鄧勃然大怒，將報告擲在地上，他認為不需要任何理由。結果，強行判了鮑同七年徒刑。鄧又在全國發起了殘酷的鎮壓運動，電視裡每天播送著通緝全國的幾十個學生領袖和知名人士。被判死刑、有期徒刑的人數相當不少。單是大連一個目擊者只是講述了學生死傷現場情況，就被以造謠罪判刑二十年。鄧小平還在全國發起了嚴厲的清查運動。許多人受到各種方式的處分，例如，行政處分。相當多的人因為參加或者同情六四運動，在畢業，工作，職稱，住房等方面加以壓制和刁難。中國當局不公布六四後清查的「成果」，被清查的人數其數相當可觀。因為只是筆者小小的一個單位，因六四而被清查的人數甚多，只有文革才可與之相比，處理人數之多，文革也未必超過它。當時，凡在運動中籤過名的，參加過遊行的，說過同情學生的話的，都要一一說清楚。清查中，有的機構解散（世界經濟導報），有的人員坐了牢，有的人員被開除，為數不少的人受到行政記大過之類各種不同的處分，更多的人作了檢查。筆者只是在聽到六四流血後寫了「哭愛國同胞血流大地，恨專制暴君無法無天」的對聯，就被行政記大過處分。並受到種種由此而起的附加處分。相比而言，沙皇沒有將鎮壓擴大化，更沒有進行全國性的大清查。與沙皇相比，在對待批評者的鎮壓的廣度和力度上，小平同志比沙皇走得更遠。他實在是比沙皇更大的沙皇。
鎮壓的殘忍和規模，遠遠超過了蔣介石
鄧小平對待學生和民眾的態度，與被共產黨稱為獨夫民賊的蔣介石相比，又是如何呢？
蔣介石統治大陸的二十二年中，也處理過學生運動。比較大的事件有抗戰前夕發生的北京的一二九運動，有抗戰勝利後中共領導的反飢餓反內戰運動。這兩次運動中，都有大批學生參加。而且，在國民黨看來，背後都是由共產黨領導的。但是，蔣介石在處理這些運動中，沒有下令開過一次槍，沒有發射過一粒子彈，沒有一個人死亡。以一二九運動為例，當時北平學生數千人在北京集會遊行，國民黨政府沒有人下令開槍鎮壓，更沒有實行戒嚴軍管，沒有開進坦克，沒有動刀動槍。只是用高壓水槍向學生噴射。這也是不好的。衝突中，有二三十名學生被捕，不久就被釋放。有一些學生受傷。一二九運動後，北平學生南下，上海學生也到南京聲援，也沒有發生流血事件。更沒有發起全國性的大逮捕、大清查運動。在鎮壓學生和民眾的殘忍性、規模上，小平同志遠遠超過蔣介石。蔣介石遠遠地落在了小平同志的後面。
六四事件中的鄧小平，也超過了反右時代的自己，超過了1975年時下令向沙甸村開炮的自己
鄧小平自己也是不斷發展的。發展是硬道理，這個道理，對於鄧小平自己，似乎也很適用。
他先是用右派份子帽子店鎮壓右派份子，再是運用大炮炮轟沙甸村鎮壓回民，將好端端的回民村莊用大炮夷平。最後，在北京下令用坦克的履帶和機槍向學生開火。他一路走來，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的飛躍，他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自己，鎮壓起來，一次比一次更辣手。六四事件，終於達到了他對待民眾殘忍水平的最高峰。
六四事件，坦克隆隆，槍聲陣陣，血染大地，古城驚魂。公主墳前，槍彈密密如焰火；木犀地畔，血痕灘灘如春花。即使是解放戰爭，國共雙方，陳兵百萬，也未有如此之流血。五四運動時，北京青年上街，沒有流過一滴血；一二九運動，有催淚瓦斯，有冷水籠頭，但是，沒有動刀槍。一九二六年女師大事件，流了血，但未有如此之流血，而且沒有坦克，沒有機槍。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流了血，但是，沒有用槍，只用棍子，只有受傷，沒有死人。這些事件，與小平同志指揮的六四事件相比，都是小巫見大巫。六四事件，不一定是後無來者，至少是前無古人。蘇東坡曾經稱頌年輕有為的周公瑾，「羽扇綸巾，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小平同志也是大手筆，彈指間，三任黨的領導，無論是主席還是總書記，被他輕鬆地趕下臺；談笑間，他自如地調動了幾十萬軍隊會師天安門；談笑間，指揮天安門戰役取得了偉大勝利。學生們這些秀才娃娃，在小平同志親自指揮的鐵軍面前，血流滿地，死傷纍纍。可惜，小平同志的這一筆驚天地而泣鬼神的曠世奇功，至今還沒有被中國那些善於寫偉人頌的時髦詩人用濃筆重墨形之於文字。這實在是太可惜了。有一個著名的詩人寫過鄧小平，似乎也沒有用大手筆歌頌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豐功偉績，這實在是抹殺了小平同志一生所做的一件偉大的業績了。
這一豐功傳績也被他親自挑選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淡化了。本來，小平同志稱六四事件是反革命暴亂，自己是平暴的當代英雄。是他在危難之中，挽救了黨。但是，他的接班人卻淡淡地說，六四是一場風波。風波是個什麼東東呢？風波在魯迅先生的筆下，只是七斤搖船進城，被城裡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剪去了那根他看得重如泰山的辮子。剪掉一根辮子又不痛，又不痒。風波在小說家眼中，只是丈夫收到一個曖昧的手機，妻子與他鬧了點彆扭，撅起了小嘴。將偉大的六四事件，說成如七斤剪辮子、夫妻間誤會那樣的「風波」。這實在是對小平平暴這樣的偉大歷史功績淡化了。小平同志如果地下有知，他會拍案而起，說不定又會想到罷某個人的官了。
風波論似乎有了點人情味，但是，卻陷入了邏輯的兩難境地。
第一，如果這只是一場小風波，那麼，你就是否定了鄧小平生前對六四所下的政治結論。他明明說是反革命暴亂，你卻說成是風波。他明明是要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允許，你卻大事化小，風波論豈不將當年的暴亂分子說成是七斤式的人物而已。這是小平同志不能允許的，當年他對胡耀邦不反自由化也不能允許呢。他能允許你將反革命暴亂說成是風波嗎？而風波論者都是小平選中的接班人，這怎麼對得起他的指定之恩？
第二，風波論也對不起那些共和國衛士，對不起那些鎮壓六四的有功陞官之臣。他們當年「平暴」立了大功，二十年來，別的英雄模範總要反覆表揚，反覆出鏡。共和國衛士則一直藏在幕後。如今，你說成了風波，共和國衛士的稱號能否成立都有了問題。雞窩裡飛不出金鳳凰，小風波裡難出大英雄。風波裡怎麼湧現共和國衛士呢？鎮壓學生後有一批人升了官，原來是平暴有功升了官，如今說成了風波，能說他們是因為平定風波而升了官，風波論使他們功不著，理不直，至少是委屈了六四有功之臣。我想，李鵬和陳希同心裏就不痛快。
第三，既然只是風波，你就要給「風波」中的殉難者、坐牢者、受懲罰者有個說法。六四事件既然只是風波，風波的參加者怎麼就成了罪犯了呢？怎麼就可以輕易剝奪他們的生命權呢？怎麼可以用坦克碾過他們的身體呢？怎麼可以向著他們開槍了呢？如果是風波，該平反的要平反，該昭雪的要昭雪。不能一邊說是風波，一邊又將風波中的死難者說成是暴徒，或者一邊說是風波，一邊又當作暴徒來處理。這樣做，你怎麼自圓其說呢？
三．小平：下令炮轟沙甸村
文化革命中，極左思潮橫行。對老幹部們是極左的，對老百姓是極左的，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也是極左的。沙甸村的命運正是民族政策上極左政策的生動體現。
本來，這是個平和寧靜的小山村，但是，一九七五年卻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由當時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的鄧小平下令調動幾個炮兵團對沙甸進行炮轟，在多種大炮的轟炸下，沙甸村被炸成一片廢墟，全村4400間房屋沒有一屋躲過毀滅的命運。全村7000多個村民，炮轟和戰鬥中被殺死了900多，傷600多人，後來還有許多人被判死刑，重刑。與此同時，其他回民村也受到了鎮壓，死亡達1600多人（包括沙甸村）這起炮轟案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獲得了平反。而下令對這個村莊進行炮轟的，不是別人，正是當時的總參謀長、後來自稱為人民的兒子的鄧小平。
沙甸是雲南蒙自地區的一個回民村莊。約7700多村民。多少年來，回民們在教堂平靜地禱告，在田野上勤勞地生活。但是，文化革命中，他們的教堂被佔領，村民們不准上教堂，回民們心中的聖地、誦經的地方被關閉。他們的信仰受到了污辱，比如說，回民不吃豬肉，但是，村裡的井裡被灌進了豬血，擲進了豬骨，村民們被強制披著豬皮遊街，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回民們哀求過，上訪過，抗爭過。但是，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當時的雲南省的有關領導認為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村民們過宗教節日被說成是反革命活動。宗教經典被焚燒，信仰伊斯蘭教的人被強制學豬叫、學豬爬、學豬滾。
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矛盾進一步升級。有關方面成立了雞街民兵指揮部。對沙甸形成包圍之勢。沙甸村民也成立了民兵組織進行自衛。雙方的對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本來，社會矛盾應該加以疏導，但當時的雲南某些領導和王洪文等人，卻錯誤地定了性，認為是反革命性質，相信可以用武力加以解決。而作為總參謀長的鄧小平也下令對沙甸事件進行軍事解決。
鎮壓的念頭最初由當時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透露出來。他在一次談論沙甸回民問題的時候發表講話說：
「我們對你們還是抱有希望的，有錯誤，犯了罪，在實際工作中將功贖罪。我們不希望你們再幹錯事壞事，但你們要再干，也可以。今天把話給你們說清楚，不要以為是嚇唬人的，不相信試試看。」王洪文還要回民代表回來帶頭批判「天下回民是一家」。最後，王洪文攤牌說：「如果再不讓工作隊、解放軍進村，就要打土圍子了。「打土圍子"就是武裝解決."這裡王洪文已經公然威脅，對沙甸要武力解決了。
鎮壓需要野戰軍。調動軍隊需要軍委的批准。當時的總參謀長鄧小平批准了軍隊的介入，批准了用炮兵炮擊沙甸的計畫。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三點，在雲南省政府和省委有關領導的指示下，民兵、野戰部隊一起，開始對沙甸回民進行武裝鎮壓。在對沙甸裡三層外三層軍事包圍部署完畢後，一支偵察部隊開始行動。他們在熟悉沙甸地形和道路的人的引導下，先摸掉村邊站崗的沙甸民兵，然後悄悄進入大清真寺後院——沙甸民兵團的辦公地點，欲捉沙甸民兵的頭頭。一住寺回民發現有武裝軍人，急忙登上三樓敲鐘報警，熟睡的村民被槍聲驚醒，此時，整個村子一片漆黑(電被拉斷了)。炮兵對村裡進行炮擊，火焰噴射器也用上了，沙甸成了一片火海。哪裡有亮光，炮彈就轟炸那裡，沙甸村成了一片火海。
回民群眾無路可走，群情憤怒，他們憑藉奪來的幾支步槍、機槍、幾枚手榴彈和自製的土武器奮起抵抗，頑強自衛。八月四日，一百五十七名男女老幼回族群眾舉著雙手，集隊從金雞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當走到大田埂上的時候，包圍沙甸村的民兵、野戰軍幾挺機槍一齊開火，將逃生者打死大半。打掃戰場時對未亡者進行補槍。
戰爭一直打了七天八夜。被摧毀的民房四千四百多間，回民死亡900多人，傷、殘600多人。部隊也有傷亡。以參加「沙甸叛亂」罪名遭到同樣武裝鎮壓的還有開遠市的新寨，硯山縣的車白泥、田心、茂龍、松毛坡，文山縣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個事件中回民死亡1600多人，傷、殘近1000人。戰鬥結束之後，因「沙甸事件」被強加罪名而判死刑和重刑的多達數十人，被強制進入學習班批鬥的有數百人。省州縣(雲南省、紅河州、蒙自縣)沙甸工作組搞了一個「武裝平叛沙甸叛亂」宣傳提綱，聲稱開炮開槍是為了平定反革命叛亂。
一個小村莊的村民，真的搞起了反革命武裝叛亂嗎？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第一，一個小山村和平的人民，沒有槍，沒有炮，一無所有，說他們搞反革命叛亂，世人無法相信；第二，他們不攻城，不佔地，不搶掠，不宣傳，他們要求的只是平安地生存，只是維持自己的宗教信仰，這些要求和行為，與反革命叛亂毫不相關；第三，退一萬步說，要求開放清真寺等行為構成了「叛亂」，那也是由階級鬥爭的極左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引起的，是錯誤的政策把和平的人民硬推到了對立面。沒有極左的政策，沒有幾次殺戮，是不會造成如此尖銳的對立的。因此，責任在政府。
而對待和平的村民，是否應該用大炮轟炸的辦法？是否允許無視村莊裡數千和平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加以炮轟呢？憑什麼理由將一個和平的村莊上的一切夷為平地呢？沒有。按照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說法，就算這個山村的村民中有階級敵人，95%的人總是好的。退一萬步來說，即使這個村莊的回民真的發動了一場叛亂了，而對一個山村的狂轟爛炸，把死亡強加給了每一個村民，這種辦法，實際上是無論老幼，格殺無論的政策。即使是真正的叛亂，也沒有理由用炮轟全村的辦法。因為至少絕大多數村民是無辜的。更何況這根本不是叛亂，是在極左路線壓迫下的民眾自衛和民族自衛。
退十萬步來說，這個村莊為一方，以鄧小平同志領導的軍隊為另一方，雙方處於戰爭狀態下，是否就可以對一個和平的村莊狂轟爛炸了呢？國際法規定，也不可以。抗日戰爭時期，因為某個村莊裡有游擊隊員，日本兵進入村莊被游擊隊員處死，日本人為了報復，燒燬村莊，炮轟村民，這種行為也是應該受到譴責的，違反了戰爭法，犯了戰爭罪。同樣的道理，即使沙甸村與政府處於戰爭狀態，用炮轟沙甸村對村民格殺無論的行為，也是違法的，是有罪的。更何況沙甸村村民什麼也沒有做，既不想獨立，更不想反叛，他們只想和平地生活，只要求尊重自己的信仰。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居然下令對一個和平的村莊進行炮轟，充分表現了他好殺的本性。這種本性，在他的一生中不斷地表現出來，不斷地發展著。由於中國的專制主義體制，使鄧的嗜殺的本性得不到抑制，最後發展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
從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和中國人民共和國軍隊的性質來看，也絕對不允許對一個和平的小村莊實施炮轟的。按照黨章，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怎麼可以用炮轟和平村民的辦法來表現自己是無產階級先鋒的形象呢？中國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是國家的軍隊。國家的軍隊是用於保衛國家，抵抗外來侵略的。野戰軍不是用於鎮壓人民的。就算你是平定叛亂，你也要由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批准授權。中國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人大常委會對你鄧小平授權了嗎？沒有。既沒有授與你調動炮兵鎮壓沙甸的權利，更沒有授與你炮轟和平村莊的權利。軍隊是國家的軍隊，不能由一個黨來調動軍隊，更不能由一個總參謀長任意地調動軍隊，任意地下令向和平的村莊、和平的居民開槍開炮。屠殺和平的村民，是構成屠殺罪和反人類罪的。
小平同志一聲令下，蒙自地區的野戰部隊向著沙甸展開了猛烈的炮轟。無產階級製造的炮彈雨點般地降落在沙甸的村莊上。這個小小的村莊，本來只有不足一平方公里的面積。成千上萬顆威力巨大的炮彈落在村子裡，燃起了衝天的火光和熱浪，所有的房屋全部燒燬倒坍。它充分顯示了中國炮兵部隊炮轟民房時表現出來強大的戰鬥力。
四．小平：吹響越南戰爭進軍號
中國和越南，近代史上是關係良好的兄弟之邦。法國入侵越南，清兵出兵救援，打敗法軍；毛澤東和胡志明，曾締結了兩國之際的深厚友誼。奠邊府之戰，中國人也幫了忙。美越戰爭時期，中國也派兵派人，送武器送糧食。當時，中越之間，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誼，是一種友好的、睦鄰的關係。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上臺不久，鄧小平就突然發動了一場出兵攻打越南的戰爭。戰爭雖然時間不長，但起兵突然，死傷嚴重。中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戰爭給越南的破壞也十分嚴重。這場戰爭的國際影響也十分惡劣。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陣營齊聲聲討。西方則坐山觀虎鬥，不化錢觀看著兩個共產黨國家之間的廝殺。這場戰爭的利弊是非，責任所在，必須細細評說，不能掩天下人耳目。
這場戰爭，主要是由鄧小平決定的戰爭，也是由他發動和指揮的戰爭。對於這場戰爭，華國鋒是不主張的，不積極的；胡耀邦是不主張的，不積極的；當時的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也是不積極的。攻打越南的主要吹鼓手和決定者是鄧小平。當時中央的許多領導同志中，沒有誰表示積極的態度。
這場戰爭，是一場殘酷的戰爭。根據昆明軍區後勤部編寫的《對越自衛反擊作戰工作總結》，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六日，廣西、雲南參戰的解放軍、支前民兵共犧牲6954人，傷14800多人；二月十七日至二月二十七日擊斃越軍15000人，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十六日擊斃越軍37000人。計算起來，中國打死越兵5萬餘人。
根據越南國防部軍事歷史院編寫的《越南人民軍五十年(1944-1994)》（軍事誼文出版社有中譯本）記載，「二月十七日，中國出動六十多萬軍隊，數百輛坦克裝甲車，數千門大炮，在廣寧至萊州的整個北部邊界全線對越南發動了大規模進攻。經過三十個晝夜(2.17-3.18)的戰鬥，越南消滅和重創了中國三個團十八個營，擊毀和擊傷五百五十輛軍車（坦克裝甲車二百八十輛），擊毀一百十五門大炮和重型迫擊炮，繳獲了大量武器。」有學者稱，中國攻打越南的戰爭中，雙方各戰死五萬指戰員。越南方面還有五萬平民被打死。這個數據，大體是合理的。就是說，雙方都死傷慘重。
戰爭的殘酷性表現於武器的裝備和彈藥的數量。攻越部隊使用了六○炮、無後座力炮、八五加、一○○加、一二○迫、一二二榴，直至一五二榴，能使用的最現代化的大炮，都使用了。據總參事後總結，進攻越南的戰爭打了一個月，使用的炮彈消耗比得上淮海戰役。部隊傷亡一半是誤傷：一炮打過去，炮彈飛過包圍圈，打到自己人頭上去了，落下爆炸，自己人死傷了一大堆。
殘酷性還表現於反抗的強烈和殺人的強烈。對於越南人來說，他們是保衛家園。因此，有孩子、老人、婦女，捨身爆炸的故事發生。中國的一個彈藥庫就是由一個越南婦女捨身引爆的。反抗自然也引起了更殘酷的殺戮。據有一個參加過越戰的青年戰士回憶，「打到最後，衝上越軍的守點，除了三十幾具屍體，十一挺機槍外，看到的卻是八個瘦得不能再瘦的越兵。雖說上頭是俘虜不能殺，但我想到死去的戰友時，我怒火中燒。端起槍來對著幾個越兵亂射。有個越兵看樣子大概只有二十歲吧，因為被打斷了腳，躺在地上，苦苦地說著我們都聽不懂的話，可能是求我們不殺他吧。但我一雲南戰友麻木地端起槍來，對著他就是一陣猛掃，把哪腦袋打成了馬蜂窠。」
另一個戰士在回憶錄中記載：「事後我看到的只能用‘人間地獄’來形容。漫山遍野的屍體，有一個雲南的戰友死得最慘，先是被機槍掃斷了雙腿，接著又被火箭炮炸中，事後我們清理戰場時，能找到的只是他的軍帽和一顆幾乎不能算是頭的頭。一個南寧的戰友因為被打中脖子，雙腿也被掃斷了，實在太痛苦了，在我們不注意的情況下，自殺了！因為死前的痙攣，整個臉都變形了。」「那次戰鬥中我也受了傷，但不重，過後被轉回後方。事後我得知，我們連所有的人到最後只剩6個人活著回來，有兩個到現在都不能正常行走。直到現在，哪場戰爭仍是我生命中的一個惡夢！」而這個惡夢是鄧小平強加給中國人民和越南人民身上的。
這場戰爭的合法性何在呢？
這樣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沒有經過人民代表大會的討論通過，沒有經過人大常委會的討論通過。是不是經過中共中央的討論通過，還是一個問題。直到今天，沒有一條足以讓人民信服的出兵打仗的理由。官方只是傳達，鄧小平說，「要教訓教訓越南。」鄧小平不能代表國家，不能個人決定一場戰爭，更不能代表國家向另一個國家宣戰，況且，「教訓教訓」，是江湖人物的用語，有身份的政治家怎麼能用這樣的語言發動一場戰爭呢？可以說，這是一場沒有經過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的戰爭，沒有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戰爭。因此，這是一場不合法的戰爭。
這也是一場不合理的戰爭。
第一，中國經過十年浩劫，國家十分疲憊，人民深受苦難，迫切希望休養生息。黨中央的公報說，經過十年文革，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粉碎四人幫後，生產凋蔽，人民生活艱苦，國庫空虛，經濟困難，中國百事待舉，百廢待興。從國內的情況看，根本不應該去挑起一場沒有理由的戰爭。
第二，越南並沒有侵入中國，中國沒有出兵攻打越南的充足理由。以越南這樣的國家，很難想像它要入侵中國這樣的大國。就算由於中蘇關係的緊張，越南更接近蘇聯，從而影響到中越關係。即使這樣，也沒有發動一場戰爭的理由。越南是個獨立的國家，他有權決定自己的外交路線，它在中蘇分歧中更傾向於蘇聯，這是越南國家主權所在，你不能用戰爭的辦法強迫他改變外交路線。從國際法看，這是一場沒有理由的戰爭。
第三，當時官方提出的理由是，越南在邊境經常製造摩擦。在毛澤東時代，中國與越南的關係，是同志加兄弟的關係，為什麼你小平一當權，原來的同志和兄弟就要反目成仇了呢？這需要自己反思檢討，調整關係，而不能用戰爭的辦法解決問題。退一步說，即使有一些小的摩擦，也不能用幾十萬大軍入侵的辦法解決。鄰里之間，有時候會有口角，有時候會拍桌子發怒，你不能因此而拿刀子拔刀相向。國與國之間也是這樣。中國不是提出過國家與國家相處的五項基本原則幺，不管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政治傾向，國與國之間，都要互不侵略，相尊重主權，互不損害領土完整，和平共處，互不干涉內政，怎麼能動不動就大軍入侵呢？兵者，凶器也，生死之道，存亡之地，怎麼能如此輕率地使用呢？總之，無論尋找到幾個雞毛蒜皮的理由，出重兵打另一國家，理由是不充分的。
鄧小平發動攻越戰爭的真正原因是要幫助極權的柬埔寨共產黨。由布爾布特領導的柬共是一個極左的法西斯式的政黨。他們在中國有些人的支持下，佔領了首都金邊，他們驅趕金邊居民到農村，沒收城市居民的財產，進行殘酷的階級鬥爭，結果，在很短的時間內，屠殺了二百多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1/4—1/3。其中包括四十萬華人和二萬越南僑民。直到今天，還留下了被這個法西斯黨屠殺人民後留下的萬人坑，成為柬共反人民的罪證。由於這個政權不得人心，引起了內鬨。越南因為2萬僑民被殺，派志願軍保護越僑，越軍進入柬埔寨，失去民心的柬共兵敗如山倒，水深火熱之中的柬國人民則把越軍當成瞭解放他們的軍隊而荷食提漿地歡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十萬「志願軍」兵分七路進入柬埔寨。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越軍佔領了柬首都金邊。柬共當時四面楚歌，眼看要土崩瓦解。鄧小平是支持柬共的，他決定支持他們一把，方法是圍魏求趙，進軍越南，迫使越南從柬戰場上抽兵。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分東西兩路，全面進攻越南，打響了中越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問題在於，有必要支持柬埔寨共產黨領導的法西斯政權嗎？沒有必要。支持一個反人民的、完全喪失民心的獨裁政權，意義何在呢？支持一個殺害了四十萬華僑的專制政權有什麼意義呢？打狗還要看主人呢？40萬華僑也是人，也是炎黃的子孫。你怎麼一點也不憤慨，反而要去幫助屠殺者呢？再說，別國之間的爭端，只要不損害你的利益，你沒有出兵的理由，更沒有出兵的義務。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很奇怪。柬共屠殺了本國的和平居民二百萬，這是他國內的事，不管它還可以說得過去。他屠殺了四十萬華僑，這樣的事實不報導不揭露已經沒有道理了，為什麼還要去支持這個魔鬼呢？有文章指稱，華僑們身受柬共迫害，寫信給中國柬埔寨大使館求援，使館將信轉給布爾布特政權，這也許是延襲了國內將信轉給基層政權的辦法。中國使館將華僑的信轉給布爾布特政權後，這可是性命攸關的事情。布爾布特是殺人不眨眼的，結果是華僑們受到了布爾布特政權進一步的迫害。越南有2萬越僑被布爾布特政權迫害而死，這不是個小數，越南政府和越共覺得不能坐視不管，他們擔不起人民追查歷史的責任，因此，決定派遣志願軍進入柬埔寨保護越僑。越南人受到了水深火熱之中的柬國人民的歡迎，一路上人們把他們當作解放者。三十年後的今天，是越南志願軍入柬三十週年，金邊還開慶祝會感謝越南。中國是泱泱大國，人口眾多，四十萬在柬華僑似乎並不放在心上，因此，柬共殺害華僑，既不加以報導，也不施以援手，相反，我們積極地支持布爾布特政權，唯恐它滅亡。在越南出兵解救越僑之前，我們靜靜地觀看著數十萬華僑被迫害而死。當越南順利地進攻金邊的時候，鄧小平按捺不住了。他決定出兵。不是出兵求助在柬華僑，而是出兵救援布爾布特政權。越軍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進入金邊，柬共敗退叢林。我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鄧小平的決策和指揮下，二月十七日大規模地攻入越南本土。
戰爭，有戰爭之道。從今天的眼光看出兵越南之戰，則是無道之戰。據網上有作者報導，老街攻堅戰裡，我軍用毒氣把一坑道的越南人活活悶死，後來據越南俘虜交代，該坑道藏著二百多敵人和一千多老百姓。報導的作者認為：「其實老百姓又怎麼樣，反正越南當時是兵民不分的。」另據報導，撤兵的時候，破壞了幾乎所有的建築、橋樑、鐵路、車站等大的設施。並且，將從越南運回的物品在昆明開了一個越戰勝利展覽會。連拉回來的大象、長頸鹿也在勝利展覽會裡亮相。後來，據說是因受到世界輿論的譴責而匆匆收場。對於這場戰爭，鄧小平是要負責的。
鄧小平發動這場戰爭，造成很大的損害。
第一，巨大的戰爭消耗和戰爭死亡加劇了國體的虛弱。本來，經過十年文革，中國如大病初癒，疲憊不堪。而鄧悍然發動戰爭，將大量寶貴的資金用於戰場，加深了中國的經濟困難。也使數萬青年或戰死於異國，或傷殘終生，導致他們悲慘的人生。於國於民，都有害無利。
第二，悍然出兵越南，造成了越南人民對於中國的極大的仇恨和猜疑，將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用鮮血建造的友誼毀於一旦。直到今天，越南政府對於中國是存有戒心的，越南民眾對於那場戰爭仍然記憶猶深的，越南人對於來自北邊的威脅仍然保持著敏感性警惕。
第三，中國輕易出兵，不宣而戰，中國給世界留下了一個輕啟戰端、易變寡信的形象。中國與越南，原來是親密的兄弟，但是，稍有不合，就兵戈相見，重兵入侵。這很像是現代中國的某些新興青年，豪華地結婚，又突然地大打出手，匆匆地離婚。問他們是什麼矛盾要離婚，他們還說不出來。這對中國的國際形象是一個重大的損害。中國曾把蘇聯當成父親和老師，結果中蘇在珍寶島互相殺戮；中國與印度是五項基本原則的創始者，結果五項原則墨跡未乾，中印已經血戰方酣；中國與越南是同志加兄弟，當年恨不得同年同月同日死，恨不得中國人不吃飯也要省下糧食支持越南打美帝，如今呢，與當年的敵人美國成了戰略夥伴，卻用最現代化的武器對當年的同志和兄弟進行一場殘酷的戰爭。這給世界人民以什麼印象呢？同志加兄弟尚且要戰爭，更不要說對其他國家了。越戰造成的中國的國際形象是很不好的。他受到了世界性的譴責，只是我們將這些譴責的消息全部封鎖罷了。但是，封鎖了譴責的消息，這場戰爭能改變它的性質嗎？不義之戰就變成了正義之戰嗎？輕啟戰端的歷史責任者就會變成歷史的功臣嗎？似乎不會。
小平同志拍板出兵越南的時候，是否想到這些後果呢？他是否想到要負責呢？
小平，歷史將細細評說
小平同志接二連三地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取得了一場又一場的偉大勝利。他輕而易舉地把數百萬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份子秀才兵團打得落花流水，將他們扣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批鬥的批鬥；他在談笑間摧毀了沙甸的四千四百間房屋，消滅了回民村的百姓一千六百多人，取得了收復「沙甸村」的偉大勝利；他又發動了跨過紅水河和籐條江的對越作戰，以中國數萬士兵的死亡贏得了攻佔越南重鎮諒山的巨大勝利，炸毀了當年的同志和兄弟的各種工業、建築設施，還運回了如長頸鹿、大象等無數的戰利品；在他的晚年，他又擔任起發動進軍天安門廣場偉大戰役總指揮的重任，在他的「不怕流血」和「不惜一切代價」的號令下，數十萬鐵軍浩浩蕩蕩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一線把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市民打得丟衣卸鞋，落花流水，死的死，傷的傷；在公主墳、木樨地等一線，他親自指揮的鐵軍重創了學生，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戰績。在他的號令下，坦克車橫衝真撞，衝鋒槍火光四射，充分顯示了人民軍隊的戰鬥精神和戰鬥力，也充分顯示了小平同志高超的指揮藝術。他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和絕對優勢的武器，打響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又一場永載史冊的戰爭。這幾場戰爭，一次比一次輝煌，一次比一次耀眼。它充分證明，小平同志是個常勝將軍，他在與秀才作戰，與學生作戰，與回民作戰，與兄弟國家作戰方面，具有十分豐富的經驗和頑強戰鬥的精神。如果將這四大戰役的作戰經驗總結下來，一定可以寫一部比《孫子兵法》更加輝煌的《鄧子兵法》出來。
很可惜，當年討論十大元帥的時間似乎略早了一些。那時節，小平同志與手無寸鐵的學生作戰、與手拿鋤頭的回民作戰的光輝業績、與溫文爾雅的秀才兵團的作戰、與區區小國作戰的偉大實踐還沒有進行，他的卓越的軍事才能沒有得到充分顯露的機會，不然，就憑著小平同志親自指揮的這四場彪炳史冊的偉大戰爭，小平同志至少可以充當第十一名元帥。著名的朱德將軍，林彪將軍，彭德懷將軍，都沒有取得過像小平同志指揮的這四大戰役那樣輝煌的偉大勝利，林彪元帥也只是打了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兩場戰役，比小平同志指揮的四大戰役少了一半。彭德懷也只是打了百團大戰、延安保衛戰和朝鮮戰爭，百團大戰據說違反了一分抗戰，二分宣傳、七分擴軍的方針，受到了嚴厲的批判，朝鮮戰爭也只是打了個平手，總結起來，三戰一勝一平一錯，那比得上小平戰四捷，四戰四大捷的驕人戰績？因此，小平同志完全有資格獲得第一名或第二名大元帥的光榮。他在元帥排名榜上，至少應該排在林副統帥之前。
小平同志能指揮這樣偉大的戰爭，不僅國內沒有一個將軍與之相匹敵，就是在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偉大的將軍可以與小平同志相媲美。這四大戰役的成就，也足可以與領導盟軍與希特勒德國作戰的艾森豪威爾威爾將軍相媲美，更可與攻克柏林的蘇聯統帥朱可夫將軍一比高低。放眼世界，有哪一個偉大的將軍有過小平同志四戰四勝這樣驕人的業績呢？拿破倫將軍有過嗎？沒有；華盛頓將軍有過嗎？沒有；巴頓將軍有過嗎？也沒有；蒙哥馬利將軍有過嗎，也沒有。甚至像隆美爾這樣的將軍，也沒有在學生和秀才面前擺兵佈陣、衝鋒陷陣、打過大勝仗的經歷。在這方面，小平同志以說是功高蓋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軍事才能和豐功偉績，足可以光照千秋。
不過，歷史又是個富有耐心的傢伙。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歷史總是喜歡細細地評說人物的功過是非，當年，被人尊為神的人，終於一個個從神壇上走了下來；當年，被大臣們稱頌有著最美麗的身材和最漂亮的衣服的國王，終於被一個稚氣的孩子說了沒有穿著褲子的真話。歷史，終於開始耐心地審查著小平同志，審查著他親自指揮的四大戰役。
四大戰役雖然打得漂亮，可惜，他都是對著人民作戰，對著弱者作戰。這就如一個身重五百斤的相扑運動員與一個小學生的相扑。威武的相扑運動員勝利是勝利了，但是，這樣的勝利能算是勝利嗎？時間真是個偉大的批評家。當年，小平同志領導下創造的五十六萬鐵案如山的右派份子，最後只有五名被認為是真正的右派，就是這五名最後的右派份子，是不是真正的右派，現在還沒有定論。即使是真正的右派，也不能說反右運動是一項偉大勝利了，不能說領導反右運動的小平同志創造了一項豐功偉績了；沙甸村戰役的勝利，只是對於一個村莊的無力反抗的少數民族兄弟和農民兄弟的勝利。現在，歷史的真相明明白白地顯示在那裡，這不是什麼反革命叛亂，回民是我們的同胞，農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之一，炮轟沙甸，屠殺回民，焚燬村莊，沒有一絲一毫的正確；越南是中國的兄弟鄰邦，有過長期的歷史友誼，即使有些糾紛，也完全可以在五項原則基礎上和平地解決。派兵數十萬，用現代化武器輕啟戰端，造成兩國人員巨大傷亡，財產重大損失，對兩國都是損失。而可悲的是，戰爭後期竟然以破壞為目的，炸毀鐵路橋樑工礦企業，充分反映了戰爭發起者思想的落後。至於天安門戰役，更是對無辜學生的屠殺，這是全世界人民都譴責的暴行。即使是他親自挑選的兩任接班人，現在也只能對民眾說這是風波，不敢說是反革命暴亂。其逆天行事，人神側目的真相是清清楚楚的。小平同志自以為他領導的四大戰役的勝利，實際上是鄧小平的四大歷史錯誤，或者講是四大歷史罪惡。
這四大歷史錯誤，自然否定了鄧小平的「人民兒子」的自詡，也否定了他所說的對人民有著很深的感情。如果真是有著很深的感情，要用如此殘忍的方式對待人民嗎？小平同志自稱是人民的兒子，還深情地說他愛著人民。他真的是人民的兒子嗎？
魯迅先生自己說，橫眉怒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他真的今天為東家磨二斗谷，明天為西家耕三畝田，夜裡還讓主人擠一杯奶，他是真正的孺子牛。但小平同志自稱人民的兒子，則有點兒不太像。
他將百萬民族精英打成右派，殘酷地專了他們二十多年的無產階級的政，他下令向回民的村莊開炮，他下令向天安門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用坦克開路，用機槍掃射，這樣的行為，算得上是人民的兒子的行為嗎？他的這些行徑，不像是兒子，也不像是老子，倒像是爺爺的行為。不過，不像是一個慈祥的爺爺，而是一個凶狠的老太爺。
小平的行徑不僅像是民眾的爺爺，而且像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爺爺。他默認接受對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的決定的諮詢，充當凌駕於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以上的最高決策權和最後決定權。他自說自話地在家裡接受國家總理的匯報，對國家領導發表指示，在他家的客廳裡決定國家大事，他家的客廳，成了政治局常委們經常匯報工作和開會討論的地方。他對六四的定性，被寫成了社論，傳達到全黨，他成了政治局背後的政治局，成了常委之上的常委。他多麼像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爺爺啊。他唯恐他們走不穩路，唯恐他跌了跤，因此，他一定得扶著他們走路，甚至抱著他們走路。
小平不僅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爺爺，更是黨的總書記們的爺爺。他將幾任黨的最高領袖趕下臺。他將華國鋒從黨的主席的位置上趕下來，將胡耀邦從總書記的位置上趕下來，並且放言，對胡耀邦揭到什麼程度，就是什麼程度，一副氣勢洶洶的樣子，他又將趙紫陽從黨的總書記的位置上趕了下來。他還下令將趙紫陽長年累月地軟禁。最後，他一度又對自己提拔的黨的總書記不滿意，又想移位了。只是一個又一個總書記被你趕下臺，再趕下去，形象實在太差了，不太好向國民交代，他才沒有換成。趕走黨的總書記的是鄧小平，選拔黨的總書記的，也是鄧小平。他至少親自選定了兩代接班人。他在他的家裡，與幾個老人決定了趙紫陽下臺後黨的總書記的人選，並且由他親自找此人談話。他的所作所為，哪像是人民的兒子，倒真像是一個什麼事情都要管、都要自己說了算的黨的總書記們的爺爺。
他的那麼大的權力，具有合法性嗎？
他向人民開槍、開炮、開坦克，是誰給了他這樣大的權力呢？
他將黨的主席、總書記一個一個趕下臺，又是誰給了他這麼大的權力呢？
沒有。黨章裡沒有，憲法裡也沒有。他只是一個普通的顧問，顧問怎麼會有如此大的權力呢？他的行為，有沒有全國人大的授權？沒有。有沒有全國黨代表大會的授權？沒有。有沒有中央全會的授權？也沒有。他的所作所為，不是他職務內的權力，也不符合民意，不是黨中央內多數同志的意見。他的行為是越權的，是凌駕於黨中央之上的，是非法的。一個顧問老人，有什麼資格決定軍管，有什麼權利決定總書記下臺，有什麼資格下令軍隊不惜一切代價進軍天安門？沒有，黨章裡沒有，憲法裡沒有。鄧小平動用了非法的權力，對人民對黨的領袖採取了非法的行為。在數千萬黨員面前，在十幾億國民面前，他為所欲為，無所顧忌，破壞了黨紀，破壞了國法。使黨成了鄧家的工具，使自己成為國家的太上皇。對國家的損害，莫此為甚。對黨的損害，莫此為甚。當他下令向學生舉起屠刀的時候，億萬中國人民內心一定會問一個自然的問題？一個向學生舉起屠刀的集團，還有領導人民的合法性嗎？一個老人統治下的國家，居然向學生開起了坦克，這個國家還是共和國嗎？鄧小平損害了國家損害了黨，大失人心，大失軍心，大失黨心。
需要指出的是，小平同志解放以後對人民的仇視和鎮壓是一以貫之的。文化革命初期，他和劉少奇在北京主持運動，他派出了工作組，將北京一些高校的數萬青年師生打成反動學生，隔離的隔離，批鬥的批鬥。他又一次使用起反右運動的伎倆，整起人來，輕車熟路，得心應手。小平同志當時坐鎮北京，他對於斗反動學生、斗教師、斗教授之風，對於北京街頭抄家、毆打所謂四類分子之風，他都不加制止，採取了實質上默認和支持的態度。可惜，毛澤東此時所要整的是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制止了整學生的風潮。鄧的這條路線，就是後來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的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條路線，是一條整人的極左路線。這條路線，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與此一九七五年的炮轟沙甸，與一九七九年攻打越南，與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流血事件，是一脈相承的，其本質是一模一樣的。
巴金的小說《家》裡，那個高家的高老太爺決定著孫子覺新覺民覺慧們的命運，決定著與高家有關的一群女孩子的命運，也決定著一些丫頭僕人的命運。小平同志的權力比高家老太爺大不知多少倍，他決定著天安們廣場上百萬孩子的命運，決定著全國參加和支持過學潮的知識份子的命運，決定著參加對越戰爭的數十萬指戰員的命運，決定著雲南沙甸村全體村民的命運。在人類進入全球化的時代，居然有小平這樣的人扮演一個國家、一個集團的高老太爺的角色，這是小平同志的悲哀，這是中共的悲哀，這更是「共和國」的悲哀。
暴力和專制的根源
從上述四大戰役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同志的兩個特質。
第一個特質是崇尚暴力。
這四次戰役，形式雖然不同，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使用了暴力，具有強烈的暴力傾向。對越南發起戰爭是暴力，坦克進軍天安門是暴力，沙甸炮轟是暴力，對幾百萬右派的鎮壓，也同樣是暴力。他在文革初期領導運動時發起的抓反動師生、斗教授風，掃四舊風，都具有強烈的暴力色彩。
有些事件，是可以、應該、而且是可能採取理性辦法處理的，但是，鄧小平堅持錯誤進行了暴力處理。例如，天安門事件，完全可以和平理性地處理的，只要認真聽取民意，理性地與學生對話，不使用高壓，學潮完全可以和平地加以解決。在一九八九年的四月間，事實上學生已經開始回校復課了，是他的四二五講話和在此基礎上發表的四二六社論對學生的錯誤定性激起了民怒。趙紫陽從朝鮮回京後，採用他的理性對話精神，他在亞行的講話和在五四青年節上的講話，學生普遍接受了，按這種對話和理性的態度去辦，學潮是可以和平地解決的，學潮完全可以成為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推動力，而不產生破壞作用，完全不必要用武力手段加以解決。越南戰爭也是可以不打的，根本不存在非打不可的理由。黨內也有反對的聲音。但鄧小平一意孤行，最後中國出兵，兩國在越南大打了一場戰爭。
再退一步講，即使要使用暴力，也有一個程度問題。比如說，毛澤東要打右派，你也完全可以採用比較溫和的、保護的辦法處理右派份子。不是非要殘酷地打擊不可的。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毛澤東當然也有他的責任。鄧小平不能逆毛的意志，但完全可以用保護的辦法保護高級知識份子中的右派，至少是可以善意地對待他們。你有多少理由，有多少必要將大批國家十分需要的知識份子送進牢獄，送進北大荒等流放地呢？再退一步講，你將人家送進監牢，至少有義務保護他們的生命吧。結果，你剝奪了人家的自由權，又剝奪了他們的生命權。不給人家吃飽飯，使大批大批的右派份子餓死在監牢裡，餓死在流放地裡。有些監牢裡的右派，死亡者超過一大半。蘇聯的古拉格群島還沒有這麼淒慘。當時，作為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的鄧小平，完全可以將右派份子免除繫獄，免除流放，因為退一萬步講，右派即使有錯，畢竟是言論獲罪。即使錯將他們關押了，在發現餓死人的情況下，完全可以將他們早早地釋放，避免他們在監獄裡成批成批地餓死。但是，鄧小平沒有這樣做。沙甸，你完全可以通過民族和解的辦法，對話交流的辦法加以解決，而不是大炮炸平的辦法解決。他說的不怕流血，實際上是主張流血、主張暴力的宣言。他一貫地體現出暴力傾向。他充當國家的頭，其實是非常不合適的。暴力治國，歷史上很難長治久安。暴秦治國，其結果是天下苦秦久唉，陳勝吳廣揭干而起，秦也二世而亡，秦朝以暴力而短命，這個歷史的教訓是應該記取的。
第二是專制傾向。他是非常推崇個人獨裁的。他曾經非常欣賞前蘇聯幾個人就決定入侵阿富汗的果斷和迅速。他說，這樣的事，如果是美國，它要國會批准，要這個那個，蘇聯幾個人就決定了，一個晚上就可以出兵，效率很高。他非常羨慕個人或少數幾個決定的獨裁的領導方式。而他又非常在於個人的聲望威信。有關自己臉面的事，他就會很情緒化。他堅決不肯從4。26社論後退半步。因為他認為這會損害他的權威。在對越戰爭上，他也不聽反對的聲音。因為專制，他剛愎自用，不納忠言，顯示出他的狹隘保守。
鄧小平的專制主義特徵決不是別人強加於他的不實之詞。鄧小平曾經很直率地表露過他對專制主義和獨裁的愛好。鄧小平與第三代領袖交班時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們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這是鄧小平心靈的自白，也是他一生行徑的總結。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鄧小平嚮往和追求的，決不是黨內的民主，決不是國家的民主，而是他說了算，是領袖說了算的專制獨裁的制度。這樣一種制度，能說是民主制度嗎？能說是社會主義制度嗎？不能。主張我說了算的人，還能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嗎？不能。這樣的人的所言所行，只能算得上一個獨裁者，專制者，暴力愛好者。他像毛澤東一樣，內心深處具有深厚的權力拜物教情結，剝他的所謂改革總設計師的外衣，他的內心深處，有著多麼深厚的帝王思想。理解了這一點，就能很容易地解釋，為什麼不是中共總書記、不是政治局常委、不是政治局委員、卻要牢牢地把握著軍委主席的位置？就很容易解釋，為了這個位置不惜為他修改憲法使這種行徑合法化？就能理解，他為什麼居然冒天下之大諱、將三任黨的領導人拉下來，甚至將黨的總書記軟禁到最後一刻。把這樣的人奉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實在是13億中國人的恥辱，是偉大的中國的恥辱。
他的暴力傾向和專制傾向又是什麼原因如影隨形、緊緊地跟隨著他呢？
第一，他是一個時代的落戶者。他還停留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傳統的認識水平上。戰爭時期，實行的是一種軍事化體制，領導說了算，武力解決問題。全國解放後，土改、鎮反，都強調了暴力。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的習慣在一些人身上根深蒂固。他們仍然如戰爭年代那樣迷信武力，以為槍桿子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小平志得意滿地坐在中央委員會之上，重大決策要讓總書記來請示自己。他不認清世界潮流。趙紫陽認清了世界的潮流，他認識到世界的潮流是民主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勇敢地站在出來，不願意做一個屠殺學生的總書記。雖然他被鄧小平軟禁了十六年，但是，在歷史的天平上，趙紫陽站在歷史的前沿，站在中華民族的道德制高點上。而鄧小平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歷史進入了民主潮流滾滾向前的時代，他還迷戀著一黨專政，迷戀著武力，迷戀著個人權威。不知道殺人正是自我毀滅的行為，是自我宣布統治合法性的消失的行為。
與趙紫陽比，他落伍了；與他的中山大學同學蔣經國比，他也大大地落伍了。蔣經國當權的時候，也面臨著臺灣民主運動的興起。他卻沒有採取鎮壓的手段，而是採取政治開放的手段，帶領臺灣逐漸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當時也有人勸告他，放開或者開放，都有可能影響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是，蔣經國卻說，「世界上有永遠掌權的政黨嗎？」他毅然採取開放黨禁的辦法，拒絕採取大規模鎮壓、大規模流血的辦法。他不僅推動了臺灣的政治變革的進程，也推動了臺灣經濟的飛躍。蔣經國的理念顯然超過鄧小平一籌。
第二，中國革命長期的暴力傾向，特別是左傾思潮給予鄧小平以深刻的影響。近代歷史上長期流行著極左思潮，不斷演出著殘酷鬥爭的慘劇。大革命時期的AB團事件，大批大批的革命志士，被自認為更革命的共產黨人成批成批地殺掉，還要加上反革命的罪名。直到半個多世紀後，許多大革命年代的冤案才被胡耀邦平反。延安整風運動，也是一場大規模的整人運動，有的學校90%以上的師生打成了反革命、特務，最小的特務只是十歲的孩子。王實味只是批評了延安的一些落後現象，被批鬥不算，還被用石頭狠狠地砸死了。更多的人，莫名其妙地失蹤了，被秘密處死了。這種種暴力傳統，深深地影響著解放後的一系列政策。有些地方的土改，規定著每個村子該槍弊地富分子的數目，殺一個人，常常只是土改工作隊員的一句話。這種暴力影響深深地感染了鄧小平，使他在解放後的幾次重大事件中，表現了根深蒂固的暴力傾向，他多次地運用暴力，而不是用民主的協商的辦法或者行政的辦法解決問題。
滾滾長江東流水，浪花淘盡英雄。歷史中蘊藏著一股異乎強大的力量，那就是要歷史總是要努力恢復自己的本色。在專制社會中，利用暴力可以將歷史掩蓋，將歷史偽裝，將歷史扭曲。但是，歷史總是會努力地恢復自己本來的面目。它會洗刷當年塗於某個形象上的油彩，在歷史的長河中給人物精確地定格。相信隨著歷史力量的日益顯現，歷史的是非一定會更加清楚明朗，從本質上來說，歷史是不能偽造的，不能掩蓋的，不能塗脂抹粉的。相信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將逐漸從歷史的迷彩中看到歷史的真相，敬畏歷史的真實。
在文章結束之際，作者想到，為了更確切表達歷史的事實，本文的題目似乎應該改一下，改成《人民的兒子：鄧小平爺爺》或者乾脆改成《人民的爺爺鄧小平》，這樣更符合歷史的真實。
（朱學淵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