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間諜混入梵蒂岡被識破
二戰時期的梵蒂岡一直給人以神秘感，它跟納粹德國的關係也飽受爭議。最近，英國國家檔案館公布了一份英國軍情五處的秘密檔案，這些材料顯示，德國曾派出納粹間諜偽裝成修道士滲透到梵蒂岡，結果由於間諜們對女人比對修行生活更感興趣，他們的身份很快暴露了。
納粹對梵蒂岡充滿戒心
梵蒂岡自1929年建國之初，就宣布自己是中立國家。1937年，羅馬教皇庇護十一世公開譴責納粹主義，德國所有天主教會的講壇都宣讀了這份教皇通諭，這被視為第一個官方反納粹宣言。希特勒為此勃然大怒，納粹也招募線人，廣泛蒐集有關教會財政狀況的情報，連主教、神父和普通天主教徒的政治觀點和活動也在其調查範圍之內。1939年3月，新任教皇庇護十二世即位後，梵蒂岡極力避免捲入一場即將爆發的世界大戰。但納粹對羅馬教廷的防備沒有改變。
納粹德國主要對教會活動的兩個方面感興趣。梵蒂岡明顯對共產主義懷有敵意，教皇對蘇聯的敵視也是有目共睹：在蘇芬戰爭期間，庇護十二世譴責蘇聯進攻芬蘭；1941年，教皇重申通諭，禁止天主教徒幫助共產主義者，也不允許教徒向蘇聯提供軍事援助。然而，希特勒卻無法擺脫一個不合邏輯的念頭，即梵蒂岡和蘇聯將會結盟。因此，當1942年庇護十二世讓兩名天主教高級神職教士前去學習俄語時，柏林開始不安和焦慮。此外，納粹領導人如馬丁•鮑曼和海德裡希對所謂的「政治天主教」極為關注。納粹高層確信，教會試圖在德國建立除納粹黨之外的第二大政治力量，於是他們秘密監視梵蒂岡和德國各主教之間的聯繫。
因此，儘管後來庇護十二世一直被批評在拯救猶太人方面做得太少，還有人表示，梵蒂岡和柏林甚至有一種默認的同盟關係，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納粹不僅不信任梵蒂岡，還派出大批冒牌神父，前去窺探梵蒂岡是否有針對納粹德國的密謀。英國軍情五處最新的解密文件證明了這一點。
一次失敗的間諜行動
這份解密文件顯示，納粹為了刺探情報，讓間諜們假扮成修道士潛伏在梵蒂岡。這一方案最初由生活在羅馬的一個反共納粹同情者想出，他叫邁克爾•凱迪亞，來自喬治亞，因此該方案被稱為「喬治亞修道院行動」。凱迪亞的這個想法迅速被柏林的納粹官員認可。令德國人沒想到的是，英國情報部門對凱迪亞的來歷一清二楚。
1943年秋季，由於盟軍進展神速，羅馬即將解放，德國人不得不準備撤出羅馬，「喬治亞修道院行動」的步伐也加快了。此時，英國軍情五處得到了以義大利警察身份作掩護的線人朱塞佩•多西的告密，他在報告中寫道：「（納粹的）陰謀是利用羅馬那幢擁有外交豁免權的梵蒂岡建築物」，「該計畫（包括）在羅馬建立一所受梵蒂岡保護的喬治亞修道院，然後讓間諜們混在修道士中，並同德國情報部門保持聯繫」。多西的報告還進一步指出，修道院內的兩間房屋「專門用於存放發報機、電池和其他秘密材料」。
柏林方面認為，在修道院中偽裝成修道士和神父堪稱最完美的掩護。隨後，納粹出資、凱迪亞出面，在聖伯多祿大殿以北的羅馬蒙特維多區購買了一幢建築物，改造成修道院。6個德國間諜偽裝成修道士和神學院學生潛伏於這個修道院。然而，事件的進展完全不像納粹預期的那樣，這些間諜不久便引起了梵蒂岡官方的懷疑，原因是這些人不僅對天主教教義缺乏瞭解，還對女人特別感興趣。
後來，梵蒂岡方面給德國駐教廷大使寫了一封信，稱已知曉納粹這一行動的基本情況，並對其表示「譴責」。「喬治亞修道院行動」被迫中止。
教皇不依靠反間諜行動
「喬治亞修道院行動」只是納粹眾多秘密行動中的一個。據相關報導，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德國人對梵蒂岡這個基督教世界中心有一點認識很清楚：它流言盛行，謠傳肆虐。德國駐梵蒂岡大使恩斯特•馮•魏茨澤克1943年向柏林的外交部報告說：「我們不要那些不可靠的流言蜚語，我們要的是確切的、事關重要的消息。」魏茨澤克負責控制當地的間諜網路，他手下的間諜們負責監視盟國大使們的行動、竊聽電話、監聽梵蒂岡無線電廣播和攔截電報。
教會史專家羅伯特•格雷厄姆表示，庇護十二世模糊地知道正在發生著什麼。不過，為了同德國人抗衡，教皇更多地依靠他周圍人的忠誠，而不是採取反間諜行動。魏茨澤克曾在報告上註解說，教皇的親信保守著他們的秘密，「一絲不苟地進行著工作，因為信仰在支撐著他們。」另外，不少於5家納粹情報處在羅馬活動，他們提供的情報經常互相矛盾。因此，德國人幾乎得不到教廷的核心機密。
格雷厄姆在他跟人合著的著作《不畏神聖：1939-1945年納粹德國針對梵蒂岡的間諜活動》中稱，雖然納粹在羅馬的滲透沒有成效，但德國人的密碼破譯工作非常成功。納粹系統性地攔截、破譯和讀取了教皇同他在世界各地的代理人之間的秘密通信，成功破譯羅馬同教廷駐柏林公使愷撒•奧森尼戈大主教之間的通訊密碼就是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