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南大旱，已經持續半年之久，至今無緩解跡象。這場被稱為「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受災人口超過六千萬，殃及耕地一億多畝，經濟損失超過二百億（僅官方數據）。旱情還正向全國各地縱深發展，湖南、廣東、甘肅、河北、山西、寧夏、西藏等省區，均呈現日益加重的旱象。
大旱，缺水，導致南方發電能力劇降。廣西，九成水電「癱瘓」；四川，部分電廠庫存量已低於七天警戒線；全國範圍，六成水電告急。旱區民眾，生計維艱。號稱「水資源居全國第三」的雲南，竟淪落到連飲用水都告急的地步。
中共總理溫家寶再赴旱區表演「親民秀」，並間接承認天災背後的人禍：基礎建設滯後，工程性缺水。溫某提出要「痛定思痛」， 卻不是針對中央政府，而是指向地方政府、甚至民間。
在民主國家，遇天災人禍，總是民間責備政府，地方政府又責備中央政府，由下而上；但在中國，情形往往相反：總是中央政府責備地方政府，甚至責備民間、指責國民，由上而下。溫某的振振有詞，把中央政府的責任，推得干乾淨淨。彷彿，中共「中央政府」，只有訓斥地方和教訓民眾的資格，絕無治國保民的責任。
然而，退休的前中共水利部長錢正英，卻道出了「中央政府」的歷史罪責：「進入九十年代，黃河開始斷流……我們一直強調治河、用水，沒想到居然使黃河水斷流了。後來問題越來越嚴重，塔里木河、黑河等內陸河流也出現斷流。我逐漸認識到，過去的水利工作存在著一個問題：粗放管理，過度開發。」錢某雖然自責說「這不是現任水利部長的責任，是當年我當部長時的責任。」但毫無疑問，這是整個中共「中央政府」的責任。種種「天災」，都是來自中南海的慢性人禍。
據知，文革後期，唯一的經濟建設，是農村水利建設。但到了八十年代初，鄧小平為了從華國鋒手中奪權，竟污指華「把水利建設戰線拉得太長」。鄧將華趕下臺後，大幅削減資金，讓眾多水利工程下馬，導致全國各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北方水資源緊缺，全國再現糧食危機，才由趙紫陽等人重提水利規劃。
到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所謂「水利建設」，竟又是一窩蜂的亂上胡幹，密集攔江建壩。急功近利，唯利是圖。環境浩劫型的「中國模式」，引發重重災難。僅說旱災，進入二十一世紀，日益嚴重。2004年，中國南方遭受「五十三年來的罕見大旱」；2005年，雲南出現「近五十年來少見的嚴重初春旱」；同年，華南地區出現「嚴重秋冬春連旱」；2006年，重慶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2007年，中國22個省區出現旱情；2008年，雲南連續三個月大旱；2009 年，15個省市發生嚴重乾旱；延至2010年，西南五省市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
錢正英提到備受爭議的三峽大壩，僅一筆帶過。但無可迴避的事實卻是，作為中共「政治工程」的三峽大壩，建成封頂（2006年）後，西南地區，高溫大旱，就連年不息。到這次大旱，長江上游出現罕見枯水位，怵目驚心。
破壞性的「中國崛起」模式，甚至殃及鄰國。就在中國西南地區爆發特大旱災之際，緊鄰中國的東南亞國家也出現嚴重旱情。湄公河四國，即泰國、寮國、越南和柬埔寨，紛紛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譴責「中國人禍」，它們指控：中方在湄公河上游，即中國境內的瀾滄江，亂建水壩，導致湄公河水位嚴重下降，達到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點。
中共方面，照例狡辯，不承認任何責任。但當近期，湄公河四國為此舉行峰會時，中共當局還是同意派出代表，前往「對話」，實際上是前去「解釋」、「挨批」。
溫家寶批評地方、訓斥民間，不妨自我反思：對待環境，中南海為何不能像部署其自身政權的「安全保衛工作」那樣，年年做到嚴絲密縫、滴水不漏？為何不能將天災人禍，像對付「社會不穩定因素」那樣，「消滅於萌芽狀態」？身為「暴發戶」的中共腐敗集團，究竟把浩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精力，都用到了什麼地方？值得國人追問和深究。
（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