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歷次特大礦難不同，這次山西王家嶺透水事故，在153名礦工生死存亡的最後時刻，轉機發生，救援隊發現了並救出了百餘倖存者。內地許多媒體風向忽轉，絕望變為歡呼。一片「奇蹟」聲裡，時光倒流，人們恍若回到紅色年代：「感謝，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壯哉，偉大的黨！壯哉，偉大的祖國！」「只有社會主義中國才能見證如此奇蹟！」「為黨驕傲！」「一曲共產主義精神的凱歌！」（參見：人民網報導）
解放軍總政治部第一時間發出通知，要求全軍和武警部隊以王家嶺煤礦救援為生動教材。通知稱：「在黨中央、胡主席的科學決策和堅強領導下，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地方黨委、政府科學組織、科學施救，廣大救援人員奮力救援，被困礦工頑強自救，有關部門領導靠前指揮，目前已有115名工人成功獲救。」它「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和凝聚力」，要用救援事例教育軍隊，「增強廣大官兵高舉旗幟、聽黨指揮、履行使命的自覺性堅定性」（參見：國防部網站）
請不要忘記，當紅色口號鋪天蓋地之時，救援者已在井下發現多具遇難者遺體，還有多名被困礦工生死未卜，他們那哭干了眼淚的家人，正萬箭穿心凝望井口。獲救的百餘名礦工，還沒有完全脫離危險，他們的心理創痛更遠未平復。
我曾兩次採訪脫險礦工。一次在唐山，一次在義縣。1976年唐山大地震發生後，有5名礦工，一鎬鎬打通被煤矸石堵塞的運輸巷，一寸寸爬上800米斜坡，先喝自己的尿，後喝巷道裡的水，掙扎爬到井口附近，終於在地震後第15天獲得營救。1996年12月15日，遼寧義縣煤礦塌方，4位礦工被困井下。在聲息全無的頭數日，他們吃過礦井木上的樹皮，想過結束自己的生命。當地政府組織了大規模營救，包括調來石油鑽井隊，耗巨資打通生命孔。生命孔打通後，有了生的希望，但是營救進展困難，極度寒冷和水淹成為新的威脅。我親眼見過礦工們通過生命孔傳遞上來的12張字條，在苦苦等待中，他們情緒低落，甚至有很大抱怨，生理心理均瀕臨崩潰。和唐山礦工一樣，義縣礦工也在15天後獲救。兩次採訪，給我共同的深刻印象：絕境之恐怖，常人難以想像；對生活的渴望，對貧困家中老父、老母、妻兒的牽腸挂肚，是被困礦工們「活下去」的最大動力。
九死一生，陰影久久籠罩著這些脫險者。最初接觸義縣礦工時，已經遇到過多批記者的他們不願和我交談，更不願談井下的求生經歷。正當我坐在他們病房中時，推門闖進來一個抱著攝像機的武警軍官，要工人立刻接受採訪，回答武警是如何救了他們（其實，戴著遮光眼罩的礦工完全不能分辨救援者是誰）。礦工接受了採訪，似乎這樣的採訪已有數次，對著攝像機背書似的說出幾句「感謝」之類的話。
在內地，這種紅色宣傳的習性根深蒂固。筆者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也在黨媒體工作多年，對那一套十分熟悉。一些領導常常不顧最基本的事實，悲喜反轉，「壞事變好事」，用救援的奇蹟遮掩人禍，表功，搶功，獻忠。
王家嶺百餘礦工脫險，是不幸中的萬幸。我們要向頑強自救的礦工致敬，要向置生死於度外的救援者表示深深的感激，但是，為什麼要對政府說「感謝」？政府不惜一切代價，救回礦工的生命，無疑值得肯定。但這是由億萬納稅人所供養的政府必須承擔的職責，這是一個舉國體制下的政府應有的能力。一個正常的現代國家，公民無須對政府應盡的職責感恩。在王家嶺透水事故中，政府已經失職在先，未能有效監管煤礦安全；現在緊急補救在後，除了給國家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最後仍有多名礦工葬身井下。死亡礦工的鮮血，脫險礦工的辛酸淚水，一筆筆寫下的是悲劇，是教訓。礦工，是礦難中的第一主角。他們堅韌頑強的堅持和自救，驚天地，泣鬼神。當這場宣傳大戲落幕，從攝像機的鏡頭前離開，他們仍將延續日復一日的底層艱辛--身心創傷也許令他們的生活更為艱難。這一切，都應促使政府臨深履薄，反躬自省。應當負荊請罪的官員們，有何顏面自誇自耀，彈冠相慶，用礦工的血淚塗寫紅色口號！
據報導，中煤集團總經理王安已向被困人員致歉，坦承事故原因是大型企業盲目擴張，層層承包安全落實不到位（參見）。那麼，國家安監局和山西省的領導呢？更高層級的領導呢？我相信，在這個時候，真誠向人民致歉，徹查事故，追究責任，是最有利於黨和政府取信於民、重拾公眾信任的舉措，而高喊紅色口號的效果，只能適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