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平常人眼裡，科學界的人們在1949年後好長時間都不大吃香，至少「臭老九」的帽子是戴著的。因此，當有一位老先生告訴我當年有的科學家工資比毛澤東還高，著實是有些不能相信。
然而老先生說這是事實。他還舉了一個例子，那就是葉企蓀先生。
老先生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在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工作，擔任秘書，而秘書們的總管是誰呢？這個人的名字也會有很多人熟悉——那就是鄧稼先。
數理化學部是科學院當時的第一大部（似乎還有一個科學技術部），在這裡做秘書，最低，也得是當時全國十大名牌大學的高材生。
老先生告訴我，當他畢業的時候，全國只有五萬名大學生，今天，有五百萬，是他想不到的。似乎也有為自己是那五萬分之一有些得意的樣子。
因為做這個秘書，教授們的工資多少，老先生也自然有數。
當時，葉企蓀先生的工資，是三百六十元。
毛澤東呢，則是肆百零四點八元。
如果是這樣，怎麼能說葉先生比毛公工資還高呢？
因為葉先生還有一個固定收入，他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學部委員每個月要補一百元錢的。
所以葉先生的固定收入是四百六十元。
四百六十元是個什麼概念呢？老先生說，當時他的師兄在清華教書，每個月拿出八塊錢來當伙食費，可以天天吃水魚王八的。
所以葉企蓀先生當時實在「闊」得很。
葉先生還不是最有錢的，當時工資最高的，既不是國家領袖，也不是科學家，而是梅蘭芳--梅先生的工資一個月兩千元。比他少一點的是馬連良，馬先生一個月一千八百元。
所以抗美援朝時梅先生捐就捐飛機，那才是大手筆呢。
不過葉先生卻是很簡樸的人。錢，多半是接濟學生和給窮親戚花掉了，有些積蓄也在「文革」中被洗劫一空。那位在數理化學部當秘書的老先生，當時經常為了審稿的事情去葉先生家--那時候沒有傳真和電子郵件，重要的稿件只能秘書自己跑。他說葉先生家在北大，是個老院子，周圍環水，給人感覺像個島，是個很讓人羨慕的地方，但先生偶爾留他吃飯，一起吃的都是很簡單的飯菜。唯有一次吃到了好東西，是在三年困難時期。當時先生看他送稿來，就招呼他說來得正好，於是送給他四個蘋果。
當時的情況是全國都在挨餓，先生也很消瘦，卻有蘋果給自己吃，還能帶回家！小秘書喜出望外，那蘋果的滋味和帶來的快樂，一直記到了幾十年後。
後來才知道葉先生是政協委員，有權利到政協的內部商店買東西十次（估計是一年十次）。當時學生們沒有東西吃，葉先生就把能買的配額都買了蘋果，放在家裡，來的學生、同事就一人送四個，送完了，自己再去買。
先生自己吃過沒有，就不知道了。
葉企蓀先生何許人也？老實說聽到他的工資比老毛還高的時候，我對先生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物理學家。是這兩天準備整理這段文字，查找葉企蓀先生的情況，恍然才突然看到了一位大師的影子。
葉企蓀，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創始人，他的門下，出了中國科學院七十九名院士。他曾任國民政府中央科學研究院幹事長，在世界上為精確測量巴朗克常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我不懂巴朗克常數，講此事的老先生口音很重，說的是「布萊克常數」，它的內容我一直沒有搞清楚。但我知道有了這個常數以後，有很多物理方面的計算就變得迎刃而解。對葉先生的事跡，我就不必多言了。
葉先生晚年極慘，在「文革」中被作為特務嫌疑犯關押而後接受監督勞動。他的一個學生、我的師長曾親口告訴我——「葉先生是活活餓死的」。這是事實，而是因為我的這位師長曾目睹葉先生晚年的慘景，所以對此深信不疑。實際上，葉先生死於1977年，但他所受的苦，足以讓他的學生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劉克選、胡升華的《葉企蓀的貢獻與悲劇》中，曾描述窮途末路的先生——「當時不少人在海淀中關村一帶見到了這種情景：葉企蓀弓著背，穿著破棉鞋，躑躅街頭，有時在一家店舖買兩個小蘋果，過走邊啃，碰到熟知的學生便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
而葉先生的侄子回憶，在那樣的時刻，叔父沒有向任何人表示過他一生很悲慘，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歷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沒有必要感嘆自己的人生，他對自己的遭遇淡然處之。疾病纏身，兩腳腫脹，小便失禁的葉先生，經常坐在一張舊籐椅上，讀點古典詩詞或歷史書打發時光。
1987年，葉企蓀先生獲平反昭雪，重還清白。
往事不堪回首，還是回到先生雄姿英發的時代吧。
另一位老先生和我談起的葉企蓀先生，讓我想起了和他同時代的金岳霖，一樣的才子佳人，一樣的重情如斯，故事竟然彷彿雷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