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法國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說過「朕即國家」的話，儘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歡專制，但很少有人會像路易十四那樣露骨和無所顧忌。路易十四於 1643—1715年在位，同時代的中國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裏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國家」，但他顯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國特色」的「智慧」——— 經常作些仁君秀，既行專制之實，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後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的「主權在民」思想，國家的主權屬於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國家」，而應該是法國人民說的「我們才是國家」。當然，這種思想觀念是路易十四的時代之後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時代，世界上其實還沒有多少人能夠區分君主、政府、國家的概念有什麼不同。在中國，雖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念，但實際上秦漢以來的二千餘年中，愛國即是忠君，忠君亦即愛國，君主與國家在觀念上還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傳入之後，中國人對國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漸形成清晰的現代認識，這其中第一人當推梁啟超，他是在經歷戊戌變法失敗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後，才獲得這種認識的。
梁啟超指出，中國之所以積弱，根源之一就在於國人不能正確區分國家與朝廷的概念，以致愛國心沒有用在正確的地方。國家是什麼？朝廷又是什麼？ 「今夫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國名也」。從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劉氏的漢、李氏的唐、趙氏的宋、朱氏的明，還有蒙古人的元、滿人的清，它們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國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業，而非全體中國人的公產。然而，中國人常常將國家與朝廷混為一談，梁啟超認為，這是中國人的大患。
國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後果，最明顯的一點就是愛國變成愛朝廷，甚至變成愛領袖——— 君主。梁啟超說：「試觀二十四史所載，名臣名將，功業懿鑠、聲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為我國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義務乎？而全國人民顧嘖嘖焉稱之曰：此我國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國英雄之名，國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數千年幾無可稱道之人，國民之恥，更何如也！而我國四萬萬同胞，顧未嘗以為辱焉，以為恥焉，則以誤認朝廷為國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將相們，他們為一姓之功業殺人，以「萬骨枯」換取自己的功名利祿，這本來與愛國無關，但卻被各王朝樹立為愛國的模範，而國人因不能正確區分愛國家與愛朝廷的差別而跟著禮敬之頌揚之，實在是可悲可憫。
比梁啟超晚一些時候，陳獨秀寫過一篇題為《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的文章，文中說：「要問我們應當不應當愛國，先要問國家是什麼。原來國家不過是人民集合對外抵抗別人壓迫的組織，對內調和人民紛爭的機關。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異族壓迫，調和國內紛爭；惡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壓迫異族，內而壓迫人民。」所以，「若有人問：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我們便大聲答道：……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國家的功能，如陳獨秀所說，一是抵抗異族壓迫，一是調和國內紛爭，前者對外，後者對內。調和國內紛爭是就消極方面來說的，積極方面國家還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職責，如救災、賑濟等。
國家功能的實現，須通過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國家功能，國家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國家功能，國家則有可能成為 「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人類歷史實踐中的普遍情況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國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這樣就有可能出現有政府等於無政府，甚至有政府還不如無政府的狀況。
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是一個水旱災害頻發的國家。有一項統計說，中國在民國前的2270年中，見於官方報告的旱災有1392次，水災有1621 次，可見年年有災。因此，中國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項公共職責便是領導抗災，這可以說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礎之一，災異現象歷來也是帝王們最關心的事。清代的皇帝還要求各省大員定時匯報雨水、收成、糧價等情況，以便隨時瞭解各省災情和民生，如出現災荒可以及時組織賑濟、減免受災地方的稅賦。但是，從歷史記載來看，受災得不到及時救助的情況還是非常普遍。當大規模災害出現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職責時，災民為了生存就會鋌而走險，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領導的農民起義，其主要活動空間是在陝西、河南，原因即是兩省大旱，而明政府卻不能組織有效的賑濟，使得災民成為流民，進而升級為暴民。
一個社會，有許多涉及大範圍、眾多人群的公共事務是無法由其他社會組織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職責，社會就會無序，公共利益就會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環境保護之類的公共事務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曾經長期陷入一個難解的困境：即人們需要政府，但政府卻不能履行人們期待的外而抵抗異族壓迫、內而提供公共服務的國家功能，在很多情況下還常常演化成一個與民爭利、侵害民權的組織。要使政府盡職盡責，人民必須有監督政府的權力，而最有效的監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選擇政府的權力。人們有必要瞭解一個常識———即梁啟超所說的國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換而國家永存，人們應該愛的是國家而不是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