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過世有四個月了，按照農村的習俗，不能再叫他「爸」了，我卻時時回憶起他最後的時間裏在醫院的情形，因病危從醫院被趕回家時的情形，慢慢的記憶拉長，會想起幾年前，十幾年前和小時候的情形。父親生於1950年的飢饉年代，死於胃癌癌細胞大面積轉移和擴散，死前吃不下任何東西，很餓很餓，卻連喝口水都要大口吐血。這個一生困於飢餓與貧窮的普通中國農民，有著太多沒有實現的心願與理想，撒手人寰那一刻不肯告訴我母親家裡的存款在哪些銀行，存摺在哪裡，不肯交代對我們兄妹有什麼期望和要求，至死不信自己要離開這個世界，要離開家人。
因為父親太普通，我一直不知道怎樣去講述他的一生，但作為一個恰好「生在紅旗下，長在春風裡」的中國農民，他這將近六十年的經歷卻以一種完全不同於「建國大業」或者「共和國六十年閱兵」那般豪邁，而是極端讓人辛酸和欽佩的方式，見證了中國60年的變化。
父親兩歲喪母，自幼失怙，父親再娶，娶的是自己的表妹。後母則是因家貧而被自己的叔父在14歲時賣到其它地方嫁給一個老頭，幾年後老頭過世，但太過窮困，拖帶著孩子回不來。剛好祖父喪妻，曾祖母可憐侄女，便讓祖父湊了盤纏去接表妹。於是，我父親的姑姑便成了他的後母。也許是因為祖母早年過早經歷磨難，經歷過太多窮困帶來的羞辱，所以自我有記憶以來，她如同「妖婆」一般可怕，這個人一生刻薄、冷酷而又陰毒，罵街技術堪稱一流，同她罵街的人、搶奪東西的人，定會備受羞辱，很多街坊就此不再往來。在那個全國無論城市還是鄉村都物質貧乏的年代，父親幼年的記憶總是飢餓。
因了父親再婚，後母帶有孩子，於是我父親幾乎是在還沒什麼記憶時就打幡葬母，而後便被拋給了自己的祖母。他的祖母30多歲喪夫，靠自己拉扯大兩個兒子，到這時卻因為不忍心看孫子餓死收留了他而被兩個兒子嫌棄。於是父親幾歲開始便跟著祖母勞動，在不懂事時就開始努力勞動養活自己。在他人生的第一個十年裡，他的記憶多是吃不飽，多是遭白眼和嘲弄，人們都欺負這個自己的父親也欺負的孩子，因為他有娘生沒爹養。我父親這一輩子看電視或看書刊雜誌，講親情的都會流淚，一直到他去世前，看很幼稚的古裝劇，講母子情深的，都還會哭，可見他的父母一輩子情感上對他的虧欠。
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人民公社運動開始了，緊接著因國家政策失誤而發生的「自然災害」使得貧困的農村常常餓殍滿地。我的記憶中，我父親不肯吃玉米、紅薯和南瓜，這些現如今被稱為「綠色食品」的粗糧，他在缺少糧食的年代吃不到，在物質條件改善時吃了個夠，在後來農村普遍能吃上白米白面時就絕不再碰上一碰。他說，那時候只有生產隊長和他們的家屬才能吃上這些糧食，普通人只能吃紅薯葉、南瓜蔓這些東西。那時候人餓極了，能吃的東西全都吃了，樹葉、樹皮全都一掃而光，卻還是吃不飽。那時候是根據各人的勞動力來分配食物的，青壯年勞動力可以吃稠的，老人小孩只能吃清湯寡水，生產隊長的家人不用勞動也可以吃好的，所以即使在政治最平等的年代，在最初級的政治單位中，也還是有等級和權力優先關係的。
我們家附近有個老人，是那個年代的隊長，他以前跟我說他文革時受到迫害，把自己說的很可憐。我父親說，他再被別人斗都沒有人同情，做隊長時缺德事做太多，自家的老婆和兒子、女兒都不用上工，專職在家給他做飯，別人家6、7歲的小孩和70多的老人都被他趕著上工，稍微慢點還要謾罵和毆打。他從做小學生一直到初中畢業，每天下了課回來就趕緊去上工，為的是要靠掙工分養活自己和祖母。十幾歲的小孩哪幹得動重活，可是這隊長專叫別人家的小孩去用瓦罐挑糞，那本來是青壯年勞動力幹著就吃力的農活，小孩子去幹工分算的特別少，規定時間擔不到，就扣工分，就打他們，如果瓦罐摔碎了，扣工分還不許吃飯。我父親說他們這些小孩被這隊長那些年用鞭子打得真夠嗆。到了後來公共食堂解散了，他和我母親結婚，兩個人上工，祖母也被分配去幹摘棉花之類的事，家裡沒人做飯。這隊長常常讓大家下工很晚，他自己的家住在離隊裡的耕地最近的地方，自己家的老婆與孩子都不用勞動，回家一會功夫吃完飯就開始鳴鐘吹哨，三分鐘以內趕不到他家門口集合，就要扣掉全天的工分，於是大多數人常常來不及吃飯，被這隊長安排著超負荷勞作。
對於公共食堂時期，還有兩件事值得一提。我祖父的弟弟，至今還在人世的小爺爺，一生是個極為奇怪的人，人很浮誇，好事不幹幾件，但卻有能耐讓自己聲譽很好。他一生引以為豪的便是他是我們村「有名」的「大孝子」，這一稱號便來自於公共食堂時期。生產隊長和副隊長有權力私分集體財產，或者私開小灶，而普通農戶家若是私自在自己家做飯甚至熬藥，都會被隊長登門打翻並受到處罰。我小爺爺那時大概分到了幾十斤麥子，而當時很多人對他和我祖父不贍養老人和小孩的行為指指戳戳，我祖父因有老婆那樣冷酷陰毒的人坐鎮，早已經成為萬人唾棄的對象，不在乎贍不贍養自己的母親是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我小爺爺不同，他是生產隊副隊長，時常到大隊（後來的村委會）開會，有人就說了這個事，他覺得自己的母親靠著自己的侄子養活，母親和侄子過得還那般苦，丟了他的臉，於是就把自己私分到的幾十斤麥子拿了20斤給了我曾祖母。但第二天這個事就捅了簍子，大隊知道我們生產隊的隊長和兩個副隊長私分了糧食，要通報批評，做檢討時我小爺爺就說我是拿糧食去孝敬我母親，她老人家帶著我侄子實在過不下去。後來憑著這個，他僥倖過關。我曾祖母后來又把糧食交了回去。所以我總懷疑這是小爺爺的陰謀，他一生從沒幹過對自己母親特別孝敬的事，只此一件，他名聲大揚，我曾祖母把他給的糧食交了回去，而他拿回去的早已經進了家人肚子。
那時期生產隊長、副隊長和會計的特權著實不小。剛開始每次搜到農民私藏糧食或者私養家禽，就會被沒收，然後全隊人都得聞著這些人殺雞宰羊煮肉的香味，而口水倒流到肚裡。那時病死老死的馬，得了雞瘟豬瘟的牲畜，甚至是貓，都要煮一鍋湯吃。我們家斜對門的人家的老頭子我從來沒見過，據說是男主人沒出世時就死了，死因讓所有人又好笑又解恨。那人當時是隊長，隊長、副隊長與會計煮了沒收別人家的豬燉肉吃，這人是在普通隊員只能聞到而吃不到肉的飢荒年代吃肉吃死的。
我父親初中畢業時文革還沒開始，他很想跟別人一樣去讀高中，他祖母實在籌不出學費，讓他去問父親要錢。錢是要到了，可被後母知道了，到他和祖母住的房子掀房揭瓦，弄得是雞飛狗跳，她罵這老不死和小不死拖累她，逼著父親把她的錢還給她，於是父親就這樣沒有讀成高中。他是個非常珍惜書本和知識的人，上學時抄的詩詞，自己寫的日記、詩詞，至今都還保留著。他一生像個破爛王，看到有字的紙都要撿回家。前幾年他沒生病還在勞動時，我放假回去陪他勞動他還給我背誦小時候學過的課文。後來文革開始了，他非常羨慕那些造反派和紅衛兵，也很想做紅衛兵做革命青年，像鄰居家的男孩子一樣去串聯，但是沒辦法，他還得靠勞動養活自己和祖母，於是就規規矩矩地在生產隊勞動，什麼都沒參與。文革也是有家底的人的遊戲，所以我父親的文革，真的是很平靜。
他病危住院時我陪護，他講過的文革故事，便是文革開始時大隊不明就里，不知道該怎樣開展，於是組織大家斗罵街婦。那時的農村，每個生產隊的悍婦都很多，物質貧乏的人精神也狂躁不安，於是常常有婦女當街叫罵，而我們那個生產隊就有5、6個。文化革命的通知傳達到農村，大隊想想好像也沒什麼壞人可斗了，地主惡霸和土匪三反五反時已經遊街批鬥或槍斃完了，既然是文化革命，就先斗罵街婦吧，這幫凶悍惡毒的婦女真該好好整治一下。於是先在各小隊鬥，再在大隊評選，而在全村很有名的一個罵街婦，我爸說叫「井井媽」。這老太太老伴是國家幹部，有三個女兒，井井是其中之一，嫁得比較好，大家都叫她「井井媽」。老太太心太強，我有個小學同學便是她的外孫女，而同學的媽和爸就是在她的挑撥與干涉下燒了房子同歸於盡。「井井媽」最讓人忍俊不禁處在於拉關係很有一手，去煤礦拉煤不用排隊，供銷社爭搶東西不用排隊，別人弄不到的東西她都能弄到，秘訣便在於不給她她就向人群喊「某某幹部鑽過我被窩」。大隊幹部也常常被她威脅，一旦不答應她要求就跑人家家裡上人家的床上不下來，後來居然還有人學她，所以我們村的文革一開始斗的就是這幫「罵街婦」。斗了很長時間了向上匯報時吃了批評，才知道不是斗這些無關緊要的人，於是轉了向。
我父親的外公年輕時是村裡有知識有家底的人物，於是日本人佔領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期被任命過保長，到了新中國時便命運多舛。文革之前受受批評交代交代問題便也無事，大我父親三歲的舅公天資聰穎，去了西安讀大學，也沒有受到阻礙，但到舅公讀到大三時文革的影響開始顯現，因他是「偽保長」的子弟而被開除回家。鬧到後來，舅公便貼了公開的大字報，批鬥自己的父親，並聲言斷絕父子關係，本來政治風波的迫害只是外加的，經舅公這麼一鬧，他的父親經受不住，沒活多久便離了世。舅公一直沒有說過他的父親和文革對他的命運的改變，但那麼一個聰明的人，後面幾十年過得十分苟且，隨遇而安得有些可憐。
到了80年代，我父親期望能變成工人，因為當農民實在太苦，也因為根正苗紅的工人出身的我外公，嫌我父親家的條件太糟，就想幫他辦成工人。那是個城鄉阻隔很嚴格的年代，農民想要轉換身份需要很多方面的審批。電廠的審批通過了，大隊的審批通過了，還要父母親同意。我不知道政策上來講是不是要這樣，但後來我父親沒從農民變成工人，是因為他後母去大隊鬧，說「不能讓這兔崽子活得比我好」，還因為小爺爺說「你要當了工人，我娘誰養活」，小爺爺後來跑去大隊說不能讓他出去，他出去了老人沒人照顧。說來這也真是現世報，小時因為祖母照顧而不至餓死凍死，成人了因為父輩怕養活自己的母親而一輩子被困在土地上養活自己的祖母。因為此事，我外公就此很鄙視我父親，覺得連自己的父親都那樣憎恨他，肯定也不是好東西。
80年代初我父親經歷過一場劫難，為此差點沒命。起因在於我父親因從小被性格剛強的祖母養大，為活命看多了人的臉色，所以性格比較溫順懦弱，害怕與人起爭執。也因為他勤快肯干、性格惇厚，他當上了炙手可熱的隊會計，負責隊裡的賬目和生產隊的集體財產的管理。第一次去信用社給村裡取錢，取的是一百，信用社的小青年使了壞，出具票據時添了一筆，一百就成了兩百。於是全隊都說沒教養的人當會計就敢貪污，那時真是求告無門，我小爺爺甚至還代表某些人出面勸說我父親承認，並把錢填上。推薦他當會計的人家不相信，找了自己的遠房親戚諮詢，後來鼓勵我父親寫信給信用社的上級機關和公安廳反映情況，結果銀行系統與公安系統都下來調查了這件事，以信用社工作人員貪瀆為果。我父親生前一直說，那時的國家機關可真是認真負責，也真把老百姓的事當回事。但那犯事的青年因父親是信用社系統的官員，也小花了點力氣，使兒子免了追責，調到另一個地方任職。中國的老百姓的可愛之處就在這裡，只要得一點點好，就感恩戴德。
後來還出了一件事，終於給那些嫉恨這個沒教養的人有好機會的人們一個機會。隊裡倉庫的木材丟了，儘管取錢的事真相大白了，可很多人還是說他既然敢貪污隊裡的錢，就敢偷隊裡的木材，我們今天就打死這個私吞我們東西的人。我父親說他真不知道是誰半夜撬了鎖偷了東西，但是被煽動起來的人已經湧過來。一個人拿著斧頭朝他背上砍了幾下，有人拿鋤頭打了他，他被打昏在地時又有人提議，我們把他拖回去，叫全村人看看偷我們東西的下場。於是父親在昏迷中滿頭滿背是血，被人倒提著拖了幾里地，從地裡拖回到村中央的大隊部，倒掛在大門上。有人告訴了我母親，於是她衝過去大聲罵了這群動手的人，指責他們每一個人這些年幹過的傷天害理的事情，那時母親肚裡懷著我，她後來說，如果那次我父親有事，不會有今天的我，這句話，在後面的很多故事裡，同樣可以重複。丟木材的事至今沒有結果，90年代初我們家做傢俱時隔壁伯伯不懷好意地帶一堆人去湊熱鬧，意圖向別人指證我們家用的木材就是那時偷來的。我本家的伯伯，也是年幼喪母，父親再娶，過得十分可憐，但他害人時異常地凶狠，常挑唆他兒子欺負街上的小孩子。我爸以前常說，他總覺得是他偷的，他們是堂兄弟，之前取錢的事也是他到處說是他貪污把事鬧大，後來也是他挑唆別人打他把他往死裡打，什麼都是他衝在前，倒讓人覺得很奇怪。
80年代人人感受到了沒錢的窘迫，於是父親想方設法賺錢，從小孩子玩的氣球、喇叭、襪子，到玉米、熟花生、甘蔗，什麼都賣過，我不知道賺錢的時候多不多，但我小時候家裡堆了很多他賣不出去的東西，因為沒經驗，進到的東西很多次品，所以這些東西後來都成了我的玩具。為了賺錢，他和我母親什麼都種過，甜瓜、西瓜、紅薯、地黃，那些年頭我們兄妹倆也跟著累得半死。我哥個頭不高，跟很小時就干重活很有關係。那時候家裡缺少勞力，我出生那年曾祖母過世，沒有人看管我們兄妹倆，祖母常常叫街上的小孩子揍我哥哥，而我常年被扔在床上沒人管，一次因尿濕褲子蹬了繞脖子的棉褲越蹬越緊，我父母從地裡回來時我差點斷氣，為此我父母對祖父母非常寒心。小時候哥哥帶著我到處玩，他上學時帶著我去把我藏在桌子底下玩。哥哥常常放學要踩在小板凳上夠到鍋台上做飯，做好飯沒有時間吃就去上學。農忙時節我們常常跟著父母在地裡，因為別人家人手要多，所以夏收與秋收時父母就很辛苦，常常沒有時間回去做飯，全家人就靠啃乾糧在地裡耗上一週多，我們兄妹困了就躲在麥秸桿子堆裡，躲避蚊子。我記憶中有一年，打場收麥我們家在地裡耗了很多天，很多人家的麥子都打好收回去了，扯的電燈也都收了，四處黑燈瞎火，有些地方還有屍骨燃燒的「鬼火」。我父母用架子車拉麥子拉了很多趟，最後一趟實在太滿，沒辦法叫我們坐上去，於是叫我們在地裡等他們。我跟哥哥說，我想回家，我哥就說那我們回吧。一路上很黑，我們都很害怕，我走一段就走不動了，我哥就蹲下來背我，背一段背不動了，就再讓我下來跑，我們就這樣跑回了家。到家門口時我母親在說，快去接孩子吧，我們推門叫「媽」，哭了起來。我母親說，他們那些年就下定決心要讓我們好好讀書，不要再吃這樣的苦。
小時候我們常去水庫玩，水庫每年都要淹死人，於是每去一次，回來就要挨一次打。每次打人的人都是母親，打得還蠻重。我常常提起這個，我媽就很不好意思，她說家裡沒老人，沒人護著你們，打你們時你爸還在邊上說就該狠狠地打。不過我從來不記得我父親說過這樣的話，倒是總記得我母親揮著掃帚打我們不長記性。那個時候吃上也很貧乏，春季沒菜吃，所以冬天的蘿蔔、白菜和蘿蔔纓都會曬乾留待來年春天吃，我印象中我吃了很多年，所以恨死了蘿蔔乾和乾白菜什麼的。冬天下雪我們一家人躲在灶火房吃飯，父親就會把我放在鍋臺邊上，擱個小凳子叫我坐在上面。每次殺雞，他都會留最長最挑眼的毛給我做毽子，記得有年下雪，他做好了毽子，想試一下彈性好不好，結果我媽一掀鍋，就掉了進去。我父親手很巧，家裡很多東西都是他做的，他對我說過最多的一句話是，等你爸爸有空了，給你做個什麼什麼。結果有些東西說了很多年，也沒做出來。
我父親的第四個十年，已經不再想自己能夠翻身。這時我們兄妹的讀書費用成了他不輕的負擔。好在我們讀書都很努力，哥哥讀了重點高中，我父親深受鼓舞，哥哥上高中我上初中時父母親已經有些吃不消，於是開始種反季蔬菜賺錢。我跟著他們種菜的時間也有十二年，第十三年我工作了，再接著父親病倒了。貧窮和低人一等的刺激總是讓父母親很羞愧，我讀高中時哥哥讀大學，一週回家一次拿生活費對他們來說都很緊張，有時我帶走的全是零錢，有時因為湊不夠要給我的20塊錢去向人家借，常常看到人家輕蔑的臉色，所以我們讀書那些年帶給父母親的壓力實在是很大。等我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時父親很高興，那年夏天鎮幹部在村幹部的陪同下去我們家催繳農業稅費，我父親因為村裡私自把隊裡的承包地賣了，和鎮裡把錢給二一添作五私分了，卻還要負擔賣了的地的稅費，幾年前就開始拒交公糧。別人拒交別人沒事求政府，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我讀大學要轉檔案，因此他們以此為名，說若是不補上那些年的公糧，就不許我的檔案被提走。我父親就發了怒，在我們家院子裡恨恨地說，你們試試看，誰敢這樣干我就拼了命。他一生性格忠厚懦弱，常被人欺負，那是我見過的他脾氣最大的一次。又過了三年，農業稅費廢除了，拒交的公糧也就作罷了。
但那些交公糧的年代農民的生活真的很沈重，小麥、玉米、棉花是國家下達的生產任務，有些年頭年成不好，剛打下糧食就要一家一戶拉著滿滿一架子車的東西排隊去糧站交公糧。棉花的成活率很低，不能旱不能澇，幼苗很難管理，結蕾時遇到陰雨天又會受損，我小時候的記憶中常常有摘棉花的場景，腰間捆上我母親做的花包去摘棉花。棉花在我們那個地方其實並不適合種植，結蕾時正是秋收雨季時節，所以常常是摘了沒開花的蕾回去用煤爐烤乾，掰出硬邦邦的瓣。父親說棉花算是軍用物資，所以每戶都有任務下達，要不是硬性徵收，誰願意種這種東西。到棉花不再作為公糧的一部分向國家繳納時，我們那邊棉花就非常少見了。
我大學畢業那年父親爬梯子摔了下來，肋骨斷了幾根，正骨醫生說要好生休養，不然下半輩子半身不遂。因為當時正值我人生的一個轉折機會，哥哥辭去工作去廣東闖蕩剛剛有起色，父母親就瞞下來沒讓我們知道。等我知道時他已經堅強地自己起來走動和上廁所了，又過了一個月就又下地幹活種菜去了。所以講到這裡我還是想起我媽那句話，要是他那時候出了事，就沒有今天的我。又過了幾年我要工作了，他很不想再種菜，當初種菜是為了供我們讀書，現在我不讀了，他忽然覺得自己太累了，種不動了。於是不管再遠的地方，無論是翻砂還是砌牆，再累的事情，只要不是種菜，他就很高興地去幹。
他一生有很多心願，我讀大學時他想去我在的城市，但當時給我籌學費生活費都很緊張，他只是說說，到我畢業去了別的地方，又換地方，他又說他還沒機會去前一個地方。我以前問他，如果將來我有能力幫他實現願望，他最想幹的是什麼。他說要去大學裡上學，去學雕塑。我很驚奇父親有這樣的夢想，因為之前他只是得空就如飢似渴地看有字的東西。
到他後來病倒做了胃切除手術，他每天都覺得很餓，我就拚命到處給他找補品，可是有好東西吃時已經不大能吃，總是餓，吃下去總想吐，他說你爸爸這輩子有好多東西都沒吃過，還不能死。他生了病後脾氣大長，彷彿要把一生忍受的屈辱、把年輕時代錯過的叛逆期全都討要回來。因為精神狀態一直很好，全家人都以為沒事了，在小心翼翼和謹慎的樂觀中過了一年多，突然之間其它的症狀就出現了。他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於是拚命散步鍛練，希望自己能像之前那樣，但卻漸漸弱下去。上年底昏倒進了醫院後，醫生說已經擴散四個多月了，沒有多少時間了，於是我就回了家照顧他。
遲暮之年的人究竟在想些什麼我不得而知，我就看著他泛黃瘦削的臉上就眼睛凸得特別嚇人，瘦得只剩下骨頭，皮肉都能大把抓在手裡，病變細胞已經吞噬肌體，他早在幾個月前已經渾身疼得不能睡覺。他總是沉默，如果沒人陪在他身邊他就會害怕。我陪他聽收音機裡的戲曲，讓他講戲曲的故事，逗他說話，逼他下床動一動，洗臉洗腳，讓自己看著有點精神。我不知輕重，問醫生如果用進口藥他的狀況能不能改觀，醫生說用再好的東西都只是餵養癌細胞，讓他更痛苦。但他沒精神就會跟我鬧，要我和母親讓他輸血輸進口藥，他以為他輸上兩次血就會好起來，就能回家。我和母親一離開病房他就很害怕，就眼巴巴盯著房門等著我們回來，我出去時就會告訴他去幹什麼，一會就回來，回來時發現他很不安地等著我回來。我想他一定想過生死問題，預感到了自己的狀況，但是家人都在騙他，他又接受不了死亡，只能配合我們演戲。但死亡沒人能替他面對，或告訴他該怎麼辦，於是他不那麼難受時又鬧著要回家，說不浪費錢看病了。隔壁病床的老頭是心臟病，住在醫院掛著水還越犯越厲害，於是醫生通知家屬準備10萬去做搭橋手術，不然趕人。眼看著那老頭和三個兒子被醫生嚇得哭將起來，我父親就覺得自己還是幸運的，不用花那麼多錢，並且病沒那麼急。但我當時就哭了，要是他的命可以用更多錢換回來，那我也願意，他不知道他比人家還走投無路。
後來狀況惡化得越來越快，他很快戴上了氧氣罩，又過了一天醫院下了病危通知，要趕人，強行把我父親送回了家。我母親和舅舅簡直要向醫院下跪，說子女還要兩天才能趕回來，但我父親很高興他能回家了。人若有靈魂，我想父親的靈魂在病危通知下達時可能就不在了，後來浮腫的身體，不斷吐血的腸道，都只是為了勉勵和安慰親人的道具。他凌晨過世前讓我去睡，讓我把哥哥叫起來，跟我母親和哥哥說他想吃東西，喝了點奶就開始不停吐血，想小便，可是已經尿不出來。他說這罐氧氣我用不完了，把燈關了吧，太浪費電，哥哥說給你翻個身吧，呼吸舒服點，他說好，翻了個身哥哥看不到他的臉了，他就過去了。後來我們喊他，他努力想睜眼，微微睜一點睜不動又閉上，幾次嘗試，終於耗盡了最後一點力氣，再也沒有聲息。
農民供養子女特別不容易，供養子女讀書的農民又是最苦的一類人，我父親就是這樣耗盡了他一生的能量。他一生都想翻身，做個工人，做個不那麼貧窮的人，做個不會挨餓、自己受過的屈辱子女不再會受的人，到沒有機會翻身時又希望子女能翻身，於是硬是靠從土裡刨錢供養子女去改變命運。他前半輩子與飢餓與窮困作鬥爭，後半輩子為了我們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不斷勞作，直至生病。他一輩子是極其節儉的人，因生病做手術與化療花了一大筆錢而一直很愧疚，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創造過多少財富，而只想著一輩子沒花這麼多錢，心疼得很。
我父親病逝這件事讓我很是遺憾，他供養我讀書二十年，臨到他遺體要從家里拉出去火化之前，我為他寫的一篇悼詞，才讓我讀的書和讀的學位與他這個普通的農民掛上關係。悼詞是念給別人聽的，卻是為他寫的，聽者唏噓，而靜躺在冷凍棺裡的他卻雷打不動，他永遠也不會知道他和我的學業之間的關聯僅限於此。但我想說他病逝之慘並不在此，而是想知道什麼出了問題，我家附近他那個年紀的人，比他年輕十多歲的人，有那麼多患上的都是胃癌或腦癌。地域性的、群體性的病症，讓我父親那一代人，年輕時受盡窮困飢饉之苦，年老時受盡病痛的折磨。我不知道父親對我們有什麼期望，但我想如果他知道現在大學生畢業時已經很難就業，很多被「自願」去當村官當城市高學歷掏糞工時，他一定會深深嘆息自己一生的不幸：原來普通的中國農民和普通的中國人，想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讓自己和子女翻身，竟是幾乎沒可能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