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的悲劇都是有源頭的，任何的瘋狂都是有緣由的。哪裡有淚水，哪裡就有哀傷的故事；哪裡有憤怒，哪裡就有不平的遭遇。冷酷的社會，才有冷酷的人；凶殘的掠奪，造就了凶殘的殺手。兩個月來，中國社會一連串的校園弒童事件，告訴我們，這個社會需要一次新的救亡運動，不然，祖國的花朵性命不保，恐怕連中國的未來都要葬送。當孩子的生命權不保的時候，喪鐘將為整個社會鳴響。
和西方許多槍擊案件不同，中國新近發生的一系列校園血案中的凶手，目前被認定有精神病的只有一名，其中絕大多數都是40多歲的中年人，這些人正是中國所謂改革開放的親歷者，也是被社會徹底拋棄且失去抗爭能力又極度不甘被湮滅的群體，他們需要用報復社會來表達吶喊，借別人的血來祭奠自身的不幸。在自己的墓碑前，他們期待一同刻上別人的名字，並讓社會的良心長期受到譴責。他們是一群瘋狂的暴徒，也是瘋狂社會的亡命之徒，他們被輸光了家當，輸光了前程，然後最後用帶著寒光的屠刀，給這個社會留下驚心動魄的驚嘆號。
我們譴責暴行，但最應該受譴責的不是暴徒，而是把暴徒逼進校園的野蠻體制以及靠著這個體制天天吃香喝辣的利益團體，他們才是真正的凶手。是他們把良民逼成了暴民，把順民逼成了刁民。中國龐大的「截訪」機構堵住了社會最後宣泄的場所，中國密而不漏的新聞管制，強行剝奪了民眾最基本的知情權。在21世紀的今天，一個沒有經歷過選舉洗禮的「革命黨」，終日還在做著「執政萬萬年」的黃梁美夢，他們曾經放言「要為全人類的解放不惜獻出一切」，而老百姓們看到的卻是，他們為了掠奪人民的財富已經變得幾近瘋狂。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了0.47，大大超過了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但是，這個政府還厚著臉皮說什麼正在構建「和諧社會」。今天，分配不公導致所產生的嚴重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的最後底線。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更可怕更令人不可容忍的是，出現了「富二代」和「貧二代」現象，百姓正在變得絕望：富人的孩子繼續享有財富和機會，窮人的孩子則永無翻身之日。用升學來改變人生已經變得越渺茫，畢業即失業已經是人人必須面對的現實。科舉制度只是在改變古人的命運，對於21世紀的草根民眾，那只是一段遠古時代草雞變鳳凰的佳話。
目前，一些系列的校園凶殺案只是極端人群以犯罪的方式給執政者敲響的警鐘。而目前給學校配備警犬、鋼叉、保安只是治標難治本的權宜之計。建立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對今天的中國無異於一場中華民族的新救亡運動。如果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強的瓜分，那麼六十多年來，中國政治被一個起源歐洲的邪教政黨獨家瓜分了。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至今天這個國家的經濟正在遭受著比西方列強凶狠百倍的中共太子黨既得利益團夥的瓜分。內賊比之外寇，其手段更加凶險、程度更加野蠻，破壞更加慘烈。金融、煤炭、水利、電力無不掌握在他們手中，全國70%的財富被0.02%的一小撮人所有。
今天中國被瓜分的主要標誌，就是民眾正在成為利益團體以及外國買辦隨意擠壓的「奶牛」，老百姓的身上插滿了被掠奪著財富的吸管。用斷子絕孫的資源毀滅式開發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財富，源源不斷地流進了利益團體的腰包，繼而又變成了美國的國債和個人的存款流向了西方發達國家的銀行，從而為世界經濟的復甦做出了巨大貢獻，卻徹底掏空了中國子孫後代的資源基礎和環境基礎。
如此不公不義的背後，是一個僵硬的、腐朽的、反動的、惡名昭彰又被歷史反覆證明是泯滅人性的政治體制，這個體制強加到中國人頭上六十多年，曾經造成了數千萬華夏兒女非正常死亡，但是，今天的中國當政者卻依舊懷抱這具政治殭屍、背著這筐政治垃圾，不顧文明世界的掩鼻，不顧社會潮流的唾棄。
試想，如果暴徒刺死的是一群官員的孩子，那麼很多人對凶手的憎惡就會減半；如果暴徒殺死的是某個特定貪官污吏的苗苗，那麼很多人的憎惡就會變成讚美。楊佳殺死的也是無辜的公安干警，但是卻獲得了民眾的稱道，這不是人心的冷酷，而是因為不相干人的鮮血已經打動不了被這個體制的凶殘稀釋了的人們的憐憫，人們以偏執的心態，實現某種心底的良心清算。按照這個思路思想下去，以後的中國貪官們或者不法奸商們，將和中國的平民百姓一樣「共同赴難」，這個難，對民眾來說是生活之難，對那些利益團體來說是「財富和生命的安全」之難，財富帶給他們的只是片刻的風光，而已瀰散在他們週身的個人安全甚至家庭絕後的危險，正令他們寢食難安。
「公平和正義比太陽還要光輝」，這句話從溫家寶嘴裡講出來是那麼滑稽和勉強。面對新的救亡運動，中共需要做的不再是藉以花言巧語苟且度日，而是準備怎樣向國民懺悔以及實現儘可能減少社會成本的自我了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