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融安縣，地處桂北山區，縣城長安鎮，山清水秀，一條碧綠的融江河穿城而過，有北上三江，南下柳州的舟楫之便，自古就是物產豐富，人傑地靈的桂北商貿重鎮。
舊時演義小說常有「月黑風高夜，殺人放火天」之句，說的是見不得光的殺人越貨之勾當，只能偷偷摸摸地幹。但在文革期間的1968年夏，於光天化日之下，上演了一幕幕血腥野蠻的群眾暴政的人間慘劇——在融安縣革命委員會的主導下，以「階級鬥爭」為名，大批屠殺所謂的「牛鬼蛇神」（即「四二二」造反派民眾），僅僅在8月21日至23日短短三天裡，整個融安縣就有1006人被暴民用木棒、石頭、磚頭活活虐殺。（1）
其時，筆者正在長安鎮融安中學讀書，親眼目睹了長安街頭那一幕幕令人髮指的暴行，暴民殺人手段之殘忍，受害者死不瞑目之慘狀，讓我刻骨銘心，永難磨滅。事隔38年，每每憶起那慘烈血腥的往事，仍不寒而慄。
1968年7月至8月，韋國清調動軍隊和「聯指」武裝，對在首府的廣西「四.二二」造反派進行大規模武裝圍剿，隨著相關資料在海外曝光，已是廣為人知。
而在廣西手握生殺予奪大權的韋國清（廣西革籌小組組長、區黨委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早在1968年早春，就調動廣州軍區和廣西軍區的部隊，對柳州地區的融安縣、柳江縣、玉林地區的博白縣，以及南寧地區的寧明縣的「四.二二」造反派群眾進行武裝圍剿屠殺，這方面的訊息，長期以來一直被中共官方刻意掩蓋而鮮為人知。為了融安大屠殺死去的和倖存的，我們必須作證，讓我們以中共文革機密檔案和我的所見所聞，來還原那段被塵封已久的歷史真相。
融安武鬥事件
1967年秋冬，廣西各地「聯指」（全稱「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在廣西軍區和各地武裝部的支持下，開始成批屠殺對立派「四.二二」（全稱「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群眾和「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這就是當時在廣西流傳甚廣的「韋（國清）老爺出錢，軍區出槍，‘聯指’出人，屠殺‘四二二’群眾」的說法。
廣西各地「四二二」為抗擊「聯指」的大屠殺，避免束手待斃，紛紛搶奪武器，武裝自衛。發生在柳州地區融安縣的搶槍事件和兩派武鬥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
1968年1月7日，融安「四二二」派的「青年近衛軍」在縣城長安河西車渡碼頭，攔劫剛從越南「 抗美援越」前線回國休整的6886部隊軍車，（該部在柳州駐紮休整），搶得衝鋒槍九支和一部分糧食。2月9日下午，融安「造反大軍」（「四二二」派）由河西車渡碼頭強渡融江，攻佔融安「聯指」駐守的東圩、銅鼓橋和直屬糧庫。武鬥中「造反大軍」死4人，傷9人。「聯指」死4人，傷1人，其他群眾死2 人。（2）
武鬥事件發生後，融安「聯指」派人向柳州地區聯指司令部（簡稱「地專聯司」）緊急求援。經「地專聯司」與「柳州聯指」聯繫，「柳州聯指」決定由「工交兵團」出兵支援。由「地專聯司」負責組織柳州地區各縣「聯指」武裝民兵配合行動。2月12日，「地專聯司」召開常委會，研究決定由蘇一民、胡文治代表「地專聯司」隨往融安配合「柳州工交兵團」的行動。
2月14日，「工交兵團」和「地專聯司」，像州縣「聯指」武裝民兵三百多人，由蒙志恆、張麥生、蘇一民、胡文治等帶領，分乘13輛汽車赴融，配合融安「聯指」於2月16日凌晨一時，發起反攻，攻下「造反大軍」據守的東圩、銅鼓橋和直屬糧庫。武鬥持續到當天下午五時才停火。
「聯指」方面抓獲俘虜36人，押解途中殺害15人，在武鬥中，「聯指」死3人，「造反大軍」5人，總共死23人，炸毀民房一戶一間，燒燬民房五戶九間，廚房三間，牛欄一間。（3）
部隊圍剿造反派
經此一戰，融安「造反大軍」雖有損失，但無大礙，仍保持較強實力，（有一千多人，六百條槍）佔據縣城長安鎮，與「聯指」武裝僵持對峙。
有鑒於此，韋國清按奈不住，從幕後跳上臺前，開始佈署動用軍隊參與圍剿融安「造反大軍」。2月29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發出《關於融安問題的處理意見的報告》的電報，並報廣州軍區。
電報內容：
1，調派一定數量的武裝部隊進駐融安，在武裝包圍（「造反大軍」）後，開展強大的政治攻勢，通過充分揭露（「造反大軍」）的錯誤行為，對其實行分化瓦解。
2，區別壞頭頭和群眾，孤立少數，爭取多數，教育受矇騙群眾與壞人劃清界線，反戈一擊，揪出壞頭頭，交出所搶去的武器和國家財產。
3，對「造反大軍」提出嚴肅批判，幫助他們改正錯誤，掌握鬥爭大方向。（4）下面這份會議記錄，揭露了廣西當局圍剿融安、鳳山「造反大軍」的決策過程。3月7日晚上，首府南寧，廣西革籌小組（全稱「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開會，研究決策融安和鳳山等幾個重大問題。
出席人：韋國清（區黨委第一書記、革籌小組組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歐致富（廣西軍區司令員）、魏佑鑄（廣西軍區政委）、伍晉南（區黨委副書記）、安平生（區黨委副書記）。列席人：徐其海 區黨委常委）、孫磊（廣西軍區組織部主任）、吳華（廣西軍區副司令員）。
韋國清說，最近的工作安排，融安縣和鳳山縣的問題要處理，可以給中央寫報告，提出處理方案。博白縣已去了部分部隊，可以解決問題了。
歐致富說，對融安可以採用解決裡高圩的辦法解決（二月上旬至中旬，柳江縣人武部支持「聯指」圍剿「造反大軍」，裡高的「造反大軍」缺武器，於2月28日攔路搶6886部隊的武器，廣西革籌、廣西軍區於29日命令6886部隊派24輛卡車全副武裝人員前去包圍裡高圩的「造反大軍」，收回武器，並抓捕了60多人，押回柳州）。
韋國清說，看看需要多少部隊，由歐致富同志具體組織。鳳山縣是否也採取同樣辦法解決？歐致富說，融安的「四二二」的「造反大軍」有六百多條槍，一千多人，部隊少了是不行的。魏佑鑄說，建議廣州軍區給廣西調部隊。
韋國清說，可以向廣西軍區提出意見，派部隊解決柳州地區的問題。（融安縣屬柳州地區管轄）。對鳳山縣建議由220部隊解決……（5）
3月23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融安「造反大軍」連日來召開大會小會，大造輿論要消滅「聯指」。為瞭解決融安問題，要求中央盡快批准調用部隊（兩個營或一個團）駐長安鎮（融安縣城）收繳武器，發動群眾揪壞頭頭。（6）
3月24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給柳州支左領導小組發出《對431團率一、三營進駐融安的要求》的電報，並報廣州軍區、五十五軍（該軍是廣州軍區駐柳州部隊）。
電報提出以下幾點要求：
1，部隊行動必須秘密、迅速，對融安縣城長安鎮形成包圍。
2，開展強大政治攻勢，收繳武器，交出壞頭頭。
3，清理外來人員。
4，部隊行動及執行任務過程中，由431團指揮，縣人武部做好群眾工作。（7）裝備精良的正規部隊攻進融安縣城後，「造反大軍」潰不成軍，從縣城逃竄到農村，建立據點，以圖保持力量，東山再起。但由於431團和縣人武部支持「聯指」，圍剿「造反大軍」，結果，在融安境內，大抓大殺「造反大軍」和不同觀點的群眾，最終釀成轟動一時的融安大屠殺慘案。
7月17日，解放軍6977部隊武裝圍剿融安大巷公社農民造反總部（融安「四二二」農總），俘虜120多人，打死多人，繳獲槍140多支。爾後，又把融安教師鬥私批修兵團全部成員共計80多人抓進監獄（8）
融安造反派民眾在經歷瞭解放軍血與火地圍剿殺戮之後，等候他們的將是更為野蠻殘酷的群眾暴政的虐殺。
融安大屠殺
1968年6月至8月，對融安縣的造反派民眾來說宛如人間地獄。在此期間，「聯指」在部隊和縣革命委員會以及縣人武部的武力支持和主導下，大肆屠殺「造反大軍」和不同觀點的群眾，並殃及無辜的「黑五類」及「廿一種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人）、右（派）、資（本家）、特（務）、警（偽警察）、憲（兵）、團（三青團員）、軍（國民黨軍官）、貸（高利貸者）、小（小老婆）、小商、小販、娼、僧、巫（婆）、道（士）、尼（姑）、流（氓犯）]。
一時間腥風血雨，紅色恐怖的群眾暴政的風暴如水銀瀉地，無遠弗屆，遍及全縣每個公社和大隊。現一一列舉事實如下：
6月16日，融安縣人武部政委劉彬。副部長張子義和原縣委副書記楊仲林、曾竟軍在長隆公社召開全縣貧下中農代表會議。參加大會的有一千多人。
劉彬和張子義等在會上佈置刮「十二級颱風」，大搞游鬥，、戴高帽、挂黑牌，狠狠打擊「階級敵人」。劉彬、張子義在會上肯定並積極推廣譚頭公社新寨大隊屠殺 「造反大軍」群眾取得偉大成績。長隆會議後，在全縣範圍內掀起了亂抓亂殺造反派的群眾暴政的高潮。從6月16日到8月10日，融安縣共殺害304 人。（9）
7月24日，劉彬和韋宗芬（原融安縣縣長）決定由潘續祥、劉新安、黃友明、楊青、蘇玉福等公社武裝部長和「聯指」負責人，帶領融安縣、三江侗族自治縣「聯指」武裝人員和融安縣人武部九九分隊包圍雅瑤東平大隊平頂山「造反大軍」據點，（駐守該據點只有4人），打死「造反大軍」2人，燒死2人。「聯指」死亡一人。（10）
7月上旬，融安縣板橋公社革委會主任張樹生主持召開大會，向「階級敵人刮十二級颱風」。張樹生親臨濫礦、梁老、江邊三個片指導「刮颱風」，共殺害不同觀點群眾21人，繼之，全公社刮「十二級颱風」又殺害75人。（11） 長安「8.16」「8.21」大屠殺
如果說在此之前的成批殺人，只發生在融安縣的各個公社和大隊，那麼進入八月份，隨著融安縣革命委員會的成立，需要殺一大批人來為新生的紅色政權祭旗，於是縣城長安鎮的大屠殺開始鳴鑼登場。
1968年7月至8月，韋國清先後調動廣西軍區220師660團四個連、5913部隊兩個連、廣西軍區警衛營兩個連、南寧軍分區獨立營一個連，以及炮兵第 642團一連、二連共十一個連的兵力，夥同南寧周邊「九縣一郊」，「聯指」武裝（即玉林、陸川、貴縣、邕寧、武鳴、馬山、橫縣、上林、崇左九縣及南寧郊區 「聯指」武鬥隊），對首府南寧的廣西「四二二」實行大規模武裝圍殲一役，據官方統計，「四二二」被打死3795人（當場擊斃1471人，被俘人員拉回各地 「處理」的約有7012人，其中被打死2324人）（12）
導致廣西「四二二」全軍覆沒，蕩然無存。
8月5日，韋國清號召廣西各地肅清「四二二」殘餘勢力，為實現廣西大地一片紅——全部各縣、市成立革委會，以及為8月26日成立廣西革命委員會掃清障礙！
長安鎮的大屠殺即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
文革中廣西軍方和保守派「聯指」對「四二二」造反派群眾的屠殺，除了軍方的武裝圍剿，就是各級革委會主導，通過群眾專政即暴民專政來達到群體滅絕——「階級大屠殺」的目的，其滅絕人性的殘暴手段，使廣西無數死難者注定要做無主的冤魂。
當年的新生紅色政權——融安縣各公社革命委員會成立後，都先後刮起了大批抓人殺人的十二級颱風。
8月10日，成立融安縣革委會。李樹春任主任，劉彬、韋宗芬、楊仲林任副主任。
8月13日上午就召開了「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誓師大會」。劉彬（縣革委會副主任、原縣武裝部政委）在會上號召：「立即緊急行動起來，向階級敵人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刮起十二級颱風！要抓一批人、殺一批人！堅決鎮壓他們，毫不留情，毫不手軟！」會後立即組成民兵糾察隊，收集捆人的繩子。（13）
8月14日早上，那些戴著「糾察隊」紅袖章的武裝民兵，個個荷槍實彈，滿臉殺氣的挨家挨戶按「黑名單」抓人。抓到後即五花大綁，拳打腳踢，皮帶抽，槍托敲。被打得鼻青臉腫，血流滿面，躬腰跛腳者隨時可見。在長安革委會的監獄（原縣百貨大樓）裡，岑友培被打斷手。梁樹文被跪被打得眼冒金花，手腫很大。蘇權被打得鼻青臉腫。融安縣革委會糾察隊指導員韋某某一見王國華就怒從膽邊生：「你這個地主仔也有今天！」韋操起一根木枋，一棒就把王國華打倒在地，把肋骨打斷。縣水電局幹部羅美和被抓時據理責問：「你們抓人有逮捕證嗎？」抓人者得意洋洋地指佩戴的紅袖章說：「這就是逮捕證！」。
被抓人員有機關幹部、學校師生、街道居民、工人農民，不分男女老少，只要你上了「黑」名單，就別想溜掉。當時有成員參加過「四二二」造反派的家庭，家家嚇得魂不附體，噤若寒蟬。有的甚至還未被抓到，為了避免遭受那令人髮指的暴行，上吊的有之，割喉的也有之。如長安建設街第九組貧民唐毅8月20日接到通知，第二天要自戴高帽、黑牌去遊街。唐毅知道此去必死，與妻子盧冬梅把尚讀小學的一女三子送到外婆家後，倆人哭了一夜，凌晨上吊自盡了。8月15日，長安鎮革委會副主任、鎮武裝部副部長劉子衛等人研究決定，在長安鎮大刮「十二級颱風」。8月16日上午，長安革委會五人領導小組討論通過殺人名單，然後通過糾察隊押去遊街，再假暴民之手實施殺戮。（14）
十六日是長安鎮圩日，早上五時先槍殺了長安貧民周老關。上午八時殺了縣教育局的莫海明和教師曾漫濤。中午，糾察隊按革委會的安排，押著26人遊街示眾，當天即有21人被拿著木棒、鐵棍、轉頭、石塊的暴民凶手們活活打死在大街上，一股血腥殺伐之氣瀰漫了整個縣城。魯迅早就指出，中華民族一向缺乏哭吊叛徒的勇氣。而最為醜陋的是津津有味面對他人苦難的「看客表情」：張著的嘴，幾乎下巴都要脫落下來，欣賞被抬上供臺的羊只如何被剝皮，也觀賞押上現場的革命家，如何被斬首。這種可悲又可恥的精神遺產，到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的文革，得到進一步發揚光大，毛澤東一句「專政是群眾的專政」之聖諭，更把群眾的看客心態升華為殘忍的「人來瘋」——廣西融安縣長安鎮「8.16」和「8.21」殺戮，就是「暴民政治」的最好註腳。
8月22日下午，長安鎮革委會四人（另外一黃姓成員已請假回家一個月）領導小組討論通過次日的殺人名單，醞釀更大規模的殺人慘案。並事先物色安排好群眾棍棒手，到時起殺人帶頭表率作用。（15）8月21日，當天又是長安圩日，更大的慘案再次發生。在許多肩挑手提物品趕圩的人群中，夾雜著一些手操木棍的壯漢，此情此景，似乎隱藏著某種不祥的殺機。快到中午時，只見糾察隊押著一隊隊被捆綁著的「四.二二」造反派從百貨大樓出來，共計235人，往縣城的幾條大街去遊街示眾。
走著，批鬥著，打著，罵著，看熱鬧的，想打人取樂的，泄恨的，圍觀者越來越多，大街上亂哄哄的，有人摩拳擦掌，早已急不可耐，聲嘶力竭地大喊著「打死他們！打死他們！」而被捆綁著的這些「牛鬼蛇神」則個個低著頭，抖抖嗦嗦地挪動著沈重的雙腳，死人般的臉慘白青灰，他們已預感到大難臨頭，但口中仍在說「我有罪……罪……罪該萬死……請饒了我的狗命……」。
糾察隊員開始宣布「罪狀」：某某，現行反革命，破壞文化大革命；某某，右派，惡毒攻擊社會主義……。每人寥寥數語，勾畫出「反動」面目，然後高聲向圍觀的群眾：「毛主席說 ‘專政是群眾的專政’——對這些死不悔改的階級敵人，大家說，怎麼辦？」瘋狂而渴望嗜血的暴民發出一聲吼：「殺！」便一擁而上，馬上就看到有壯漢揮舞著大棒呼呼地朝著那些仍在喃喃請罪的人們的頭上，身上打去。剎那間只見木棒翻飛，此起彼伏，磚頭、石塊如雨點砸下，「嘭、嘭、嘭……」地響著，被擊者有的當場倒下，滿面血污；有的則掙紮著趔趄地向前亂跑，無奈雙手被捆綁著，哪裡跑得了，隨即被飛來的木棒、磚頭、石塊擊倒。
暴民們打紅了眼，手中沒有「凶器」的，則搶過趕圩農民手中的扁擔，掄起粉攤上的木凳，窮追猛打。哪怕平時與這些「牛鬼蛇神」素不相識，此時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非置之死地而後快。而有些則是街坊鄰居、單位同事、車間工友、同校師生，平時低頭不見抬頭見，此時都「六親不認」，非把對方打死才解氣。滿街的哭聲、饒命聲、追打聲、漫罵聲、狂笑聲，聲聲撕心裂肺。滿街濺灑著鮮紅的人血，匯聚成一條條小溝。沾滿鮮血的磚頭、石塊、木棒，橫七豎八的屍體，觸目驚心，構成了融安縣長安鎮一九六八年「8.21」不堪入目的一幕。
革委委員 親臨殺人現場
同一天（8月21日）融安縣革委會號召第一次會議，歷時三天。劉彬、韋宗芬主持會議。韋宗芬在講話中肯定長安鎮8月16日、21日抓261人去遊街，打死77人（16日死21人，21日死56人）的做法和經驗好，值得推廣。
同日（21日）中午，縣革委還組織前來參加會議的革委委員們親歷長安鎮街上現場目視殺人慘景（16）
革委會把造反派放在大庭廣眾之下去殺，被統治者（那些暴民凶手）就在大庭廣眾下享受統治者的快感。
當天的太陽特別毒辣，烈焰騰騰，灸烤著這座遭難的小城，悶熱的空氣使人透不過氣來，濃烈的血腥味陣陣扑鼻而來，令人直想嘔吐。在塘碼頭融安飯店門前的十字街口倒臥著七、八具血淋淋的「屍體」，有的腦殼已開花，腦漿四濺；有的手折腳斷，卻尚未斷氣，仍在痛苦地抽搐；有的臉被打腫得如同臉盆般大，滿臉血漿；有一個受難者七竅流血，似乎仍未斷氣，只見他一呼氣，一大串大大小小的血泡彈射而出，大的如同拳頭般大，中的如乒乓球，小的如串串葡萄，一吸氣，一條血的帶子直拖到他的鼻子、嘴巴。這時有一個喪心病狂的暴民，用削尖的竹子從那人的嘴巴戳進去，從後頸窩穿出，死狀慘不忍睹！街邊則像雨後的流水一樣，一條條小溝汩汩流動的卻是鮮紅的人血！
黃昏，由「被緩期執行」「四類分子」去收屍，屍體全部抬到融安中學校辦農場的菜地上，一溜地擺著。數一數，共五十六具，老的已有67歲，最小的是一個只有十多歲的男孩蘭水養。是夜，整個縣城死一般的寂靜，融江上更是一片寂寥，這一向被視為桂西北商貿重鎮的長安，房屋殘破，商販絕跡，只有幾條驚惶的狗在尋覓食物。紅色恐怖的「十二級颱風」刮過，一派劫後蕭條而落寂的景象。
縣城裡凡是沾著一點「四.二二」造反派、「走資派」、「黑五類」、「二十一種人」氣味的，哪怕是在家裡，人們連大氣都不敢出，偶爾響起一兩聲狗吠聲，也把人嚇得膽戰心驚。榜樣的效力是無窮的！那些殺人現場「取經」的縣革委委員，及時地向各自的公社傳達「長安殺人經驗」，各公社、大隊如法炮製，突擊殺人。僅僅在融安縣革命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期間，全縣各個公社突擊殺人，在短短三天裡，全縣共殺害無辜的群眾1006人，按人口比例打死最多的是融安大將鄉龍妙村的龍妙街，竟因此被稱之為「十八寡婦街」。（17）融安城鄉各地，陳屍百裡。
長安死難者名單
過去我只從歷史書裡看到清兵的「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日本兵的「南京大屠殺」，但畢竟不是自己親身經歷的，所以感受卻總不怎麼深刻真切。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我親眼目擊了長安「8.21」屠殺血案，真真切切，刻骨銘心，時至今日，血淋淋的慘狀猶歷歷在目。這些死去的都是些什麼人呢？主要是沾了「四.二二」造反派的人，當時融安「四.二二」造反派被抓了幾十人進監獄，僅融安中學就抓了七個教師一個學生進監獄。融安革委會清查是否有人搞電臺，把會修收音機的融安中學物理老師馬進奎抓進了監獄，還把馬進奎的妻子不沾政治的工人曾碧英棒死在大街上。
在官方的機密檔案，只記錄了這次屠殺的死者數字，而沒有名單。在「官本位」的集權社會裏，等級森嚴，升斗小民是不夠資格的名列內部機密文件的（只有縣級幹部受害才列出名字、職務）他們的生命像螞蟻一樣被碾死，僅僅是一個數字元號而已，暴君斯大林曾言：殺一個人是殺人犯，殺一百萬隻是個數字而已。誠哉斯言！
下面這份部分死難者名單，是一些抗拒遺忘的人們在民間逐一核實蒐集而成。這個名單將是長長的一串，如同長長一串鮮血，灑在長安的街頭巷尾，他們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一如你我生活中周圍的單位同事，街坊鄰居。他們的姓名不該淹沒在歷史長河中被人們淡忘，大屠殺的血跡也不應該被歲月流水稀釋漂白……
他們是——
公靖波，融安財政局幹部；
鐘維錞、岳朗，融安財政局公務員；
周富雲，融安縣委工作隊；
黎繼昌，長安稅所公務員；
莫海明，融安縣教育局公務員；
朱伯初，融安工商聯主任；
殷遠芳，縣郵電局職工；
向金榮，縣糧食局直屬糧庫工人；
覃美榮，長安糧所幹部，復員軍人；
黃斌，大巷糧所幹部；
胡雄，縣油脂公司幹部；
黎錫，縣糧油加工廠工人；
鐘玉明，縣糧油加工廠技術員，轉業軍人；
劉顯揚、李智元，縣糧油加工廠幹部；
覃啟明，縣酒廠青年工人；
傅劍秋，服務公司照相工人；
劉祥斌，服務公司飲食店工人；
王德裕，服務公司旅社工人；
覃國雄，縣桂劇團扮演楊子榮演出《智取威虎山》的青年演員；
韋超元，縣供銷社幹部；
韋亮、楊捷榮，縣公路段工人；
羅美和，縣水電局技術工人；
滿舉世，縣拖拉機站青年拖拉機手，死時被用殺人的木棒插進嘴裡；
陳德淵、戴景松、孔繁樹，長安鐵木廠工人；
戴景培，教師；
王振聲，長安護林隊工人；
陳友才，長安和平街居民；
楊貴安，長安竹器社職工；
張德堯，長安服裝廠工人；
曾碧英，女，五金社鐘錶組工人；
韋克利；長安車縫社工人，
李引弟，竹器社工人，
黃太成與其岳父（姓名不詳），長安渡船社工人；
張炮光，理髮社工人，復員軍人；
蔣喜田，理髮社工人；
楊火美，長安棕繩社工人；
林世民，長安服務社勞工；
黃太培、甘雄飛、楊冬梅（女），長安新華街居民；
陳雲發、曾安苟，長安大慶街居民；，勞工；
尹新貴，和平街居民，手工業工人；
江紹先，和平街居民，勞工；
雷振強，35歲，教師；
李莊和，長安插隊青年；
周老關，長安以埋死人為生的土公；
余壽寬、余壽松、龍安志、陳漢英，立新街居民；
余萬春，長安診所醫生；
蘭水養，長安車縫社社員之子，年僅十多歲；
曾漫濤，教師。……共計60名死難者名單！
8月26日，因為慶祝廣西革命委員會成立，暫停殺人一天。
9月1日，聽上面說不准殺人了，殺人殺紅了眼的凶手又抓緊時間趕最後一班車，剛開始殺人還羅織一些「罪狀」到後來，凶手連「罪狀」都懶得羅織，想抓就抓，想殺就殺，甚至沒有什麼理由，，有些僅僅是單位同事間互相嫉妒，平時的小過節，或見不得光的陰暗齷齪心理，都可以將人的生命予取予奪。
9月1日中午，我們又有同學的父母被殺，。其中有一家，三兄妹，老大是高二學生，老二是初中學生，都跑回上海老家躲廣西武鬥去了。其父母是從上海下放融安縣民族醫院支援邊疆的醫務人員（姓名不詳），被醫院同事綁赴批鬥會場，「交給群眾處理」，雙雙慘死在暴民的亂棒之下，只留下尚讀初一的妹妹在融安無依無靠。本來十分幸福美滿的家庭，瞬間變得悲慘萬分。這對夫婦死得冤屈，既不是造反派，也非出身不好。
民族醫院另一對恩愛夫妻：藥劑師程槨，護士長馮培榮，也沒有參加文革兩派（「聯指」和「四.二二」）爭論，被同單位醫生張某綁到長安體育場。張某指體育場一側的燈光球場剛被打死的屍體說：「看見了沒有？那一幫就是你們的下場！現在你們還有什麼要講的沒有？」程、馮二人一言不發。接著張某一句「交給群眾處理 」，隨即有一青年用杉木疙瘩棒狠狠敲擊程槨的頭顱，程的鼻子噴血，兩眼圓睜倒在妻子腳下。張某問馮：「你看清了沒有？你現在還有什麼要講的？」 馮一言不發，巨大的恐懼使她說不出話來。在那暴民專政年代，要你死你就別想活。接著馮培榮也被暴民棒中腦袋，倒在丈夫身上。夫妻倆都圓睜雙眼，死不瞑目啊！
融安縣農機廠這天殺了八級工梁杞和，28歲的復員軍人、工人程建勛，工人周澤林，工人陳正祿（28歲），工人周景光（30歲），工人房子明（36歲）。
殘殺「黑五類」
同一天（9月1日）長安鎮革委會殺了10個「四類分子」，和「二十一種人」。他們是：建設街第九組的「地主分子」羅傑、羅毅兄弟；「壞分子」覃梅枝（女）；長慶街的「富農分子」吳仁富；同一街的古成壽、潘炳成等。還有四人姓名不詳。其中羅毅五十年代還是學生，後來做了國家幹部，因為家庭成分是地主，六十年代被開除公職回家，戴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以做泥水工棒人上房補瓦為生。覃梅枝以編賣竹籃為生，僅僅是曾經幫人扯過牌算過命，結果被戴上「壞分子 」的帽子。吳仁富出身富農，把自己的菜園打扮成花園一般，還掛上了劉禹錫的《陋室銘》，結果被打成「富農分子」的帽子。
文革中有一個社會群體，根本無罪無錯，卻無端地一再遭到中共當局的殘酷虐殺，僅僅因為他們的出身和成分，他們就淪為政治上的弱勢群體——「政治賤民」：按照中共「血統論」以出身劃分階級成分，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成了「四類分子」、「黑五類」、「黑七類」，以及擴展範圍更大的「廿一種人」。從1949年以後直到八十年代初，這些「政治賤民」一向被視為所謂的「階級敵人」，從來就是中共的國家機器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絞殺對象，在文革中則處於更加悲慘的境地。無論是「保守派」群眾團體還是軍隊及各地革委會指揮下的武裝民兵，在對「黑五類」大開殺戒時都從不手軟。儘管統治者明明知道，文革期間的法律（如「公安六條」）嚴格禁止任何「黑五類」分子參加群眾組織，而這些「政治賤民」也一向小心翼翼地苟且偷生，從不參加「派性鬥爭」，但中共當局仍然不遺餘力地殺戮「階級敵人」。在文革初期66年「紅八月」的紅色恐怖運動中他們受盡虐殺，許多人死於非命。1968年6、7、8 月，保守派對造反派大舉進攻時，又誣指「黑五類」是造反派的後臺和同盟軍，在鎮壓造反派的同時，又對苟且偷生的「政治賤民」再進行一次虐殺。到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拿來祭旗的還是經典的「階級敵人」，再一次把殘存者拉上犧牲的屠宰臺。他們任當權者及其走狗爪牙殘害，他們像螞蟻一樣被碾死，像牛羊一樣被宰殺，他們發不出絲毫的反抗聲息，甚至被宰殺時的哀號都被瞬間淹沒在暴民一片狂熱地打殺聲之中！
這種屠殺行動不僅為了表現殺人的政治優越地位和「正統性」，也是為了向上級邀功請賞。例如：9月1日下午，長安鎮革委會副主任劉子衛到縣武裝部開武裝部長會議。會上，融安縣武裝部長、縣革委會主任李樹春問：「老劉，今天長安又敲了一批人？」。劉子衛自豪地說：「又敲了一批！都是‘四類分子’、‘廿一種人 ’，長安的‘四類分子’、‘廿一種人’太多了，敲點去少管他一點還好！敲這一批來收尾！」。
到會的武裝部長們都開懷放聲大笑了起來。（18）
正像暴力的可怕，不僅是奪去生命，更有摧殘人性。暴力把人性逼到死角，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對峙中，獸性的瘋狂衝破道德的判斷和把持，那些普通的平民，就是這樣變成「暴民」的。
長安鎮建設街第九組共三十多戶人，死了王德裕、周景光、覃梅枝、羅傑、羅毅兄弟和唐毅、盧冬梅夫婦共七人。而這組在長安參與殺人的只有兩戶，一姓楊，一姓陳，且都是年過半百，本該在家含飴戲孫，安度晚年的老頭老太。
9月1日早上，五十多歲的楊大伯就挨家挨戶通知「今天敲四類分子，去敲啊，去敲啊，不去敲就有罪啊！」中午，五十多歲的陳家阿婆回來，兩手都是鮮血，笑呵呵地去融江河洗手。
對「政治賤民」的迫害屠殺是中共長期以來製造「階級鬥爭」以維持「紅色恐怖」政策的延續，借屠殺「政治賤民」來鞏固其權力和地位。
據1969年12月融安縣公檢法軍管會上報的統計數字是：查明刮颱風亂打死1089名（其中地主分子112名，富農分子61名，偽軍官21名，農民475 名，工人9名，學生21名，其他391名。）因刮颱風造成自殺126名（其中地主分子18名，富農分子10名，農民64名，工人2名，學生14名，其他8 名）。（19）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官方通常將「壞分子」等地位卑微的「廿一種人」歸類為「其他」不入流的種類。換言之，融安大屠殺中被虐殺的「政治賤民」是585人，自殺36人，總死亡人數為612人。整個融安縣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416人（其中農村，城鎮居民1228人，機關幹部職工188人。）（20）。由此可見，「政治賤民」所佔死亡人數比率是相當高的。
文革中為「政治賤民」仗義執言，寫出平等訴求人權宣言的《出身論》作者遇羅克，於1970年3月5日被中共當局殘酷殺害，年僅27歲。
時至今日，中共當局長期以來對「政治賤民」的迫害和殺戮，乃至群體滅絕。一直沒有得到公正地清算。比如當年長安「8.16」、「8.21」屠殺的組織和策劃者之一的長安鎮革委會副主任、武裝部副部長劉子衛，文革後搖身一變，八十年代晉升為融安縣紀檢副書記。
三十八年過去也沒見有當年的殺人凶手向受難者親屬懺悔恕罪，更遑論反思自省了。三十八年來人們極少對他們的瞭解和關注，更別說為他們伸張正義、討個公道了。在這樣一個弱勢群體身上，沉沉壓著執政當局的殘酷迫害和社會大眾令人痛心的冰冷遺忘。三十八年了，暴力因為塗上了紅色而變成神聖，屠戮的嚎叫因為掩飾和歪曲而變成歌舞昇平的吟唱，這種局面是所有當代中國人巨大的恥辱和悲哀！
在一切向「錢」看的九十年代，廣西當年發生吃人獸行的貴縣（現貴港市）甚至有商家（南方黑芝麻糊）搶注以「黑五類」冠名的商標，以「黑五類」作為商業噱頭，在中央電視台大做廣告——這是對廣大遭受肉體殺戮的「政治賤民」再次施行精神虐殺！
毛澤東犧牲造反派
從以上所羅列的死亡數字可以看到，融安大屠殺死亡人數最大的集中在1968年8月份，從8月21日至23日融安縣革委會第一次會議的短短三天裡，整個融安縣就打死1006人，這是為什麼？因為當時以支持「四.二二」造反派聞名南寧、柳州的廣州軍區55軍6984部隊，其團部和一個營一直駐守在長安鎮。所以，在此之前，融安縣革委會在長安殺「四.二二」造反派一直投鼠忌器，不像南寧地區的賓陽縣那樣公開催下面加緊殺人。
1967年47軍6950部隊出面制止了湖南道縣的大屠殺，為什麼6984部隊沒有出面制止融安的大屠殺呢？因為此一時彼一時也，當時是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已不是1966年「紅八月」的高幹子弟的紅衛兵，也不是66年底67年初的「二司」、「三司」的紅衛兵造反派。在「走資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被批倒批臭奪了權之後，毛澤東開始「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犧牲造反派。
「7.28」在人民大會堂召見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清華井岡山兵團蒯大富、新北大公社的聶元梓、北航紅旗戰鬥隊二司的韓愛晶、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三司的王大賓、北師大井岡山公社一司的譚厚蘭）毛澤東一句「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泄露天機。7月27日，毛澤東下令他親自領導的六個工廠組織工人宣傳隊，由支左的中央警衛團（即8341部隊），率領開到清華、北大軍官二校，即「六廠二校」經驗，說明中央已把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主力調整為工農兵。
同一天（27日）地處南疆邊陲的廣西融安，6984部隊用軍車護送一批逃亡到長安的「四.二二」成員回原籍泗頂礦務局，結果被泗頂「聯指」的「產業工人」 和「貧下中農」，把初中三年級學生溫繼初等12人，從軍車強行拉下，用木棒和石頭活活打死在軍車旁。軍人拚命阻攔只保護下兩名初中二年級女學生。其中一位女學生頭部仍被打了一棒。
此時在廣西，最聽話的保守派「聯指」的「工人」、「貧下中農」已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軍代表大都成了各級政權革委會的主任、副主任。早在七月份，廣州軍區就給部隊下了命令：現在是工人、貧下中農起來主宰運動的時候了，部隊要支持群眾運動，不要干涉群眾運動。
7月17日，解放軍6977部隊奉命圍剿了融安大巷公社農民造反總部，俘虜120多人，打死多人，接著把融安教師鬥私批修兵團全部成員80多人抓進監獄。在這樣的背景下，6984部隊怎麼還能對制止融安的屠殺有什麼作為呢？
8月15日，長安一幫「聯指」派學生，持槍抓了一批融安中學「四.二二」學生，毒打、關押、剃陰陽頭。6984部隊聞訊後趕忙去交涉放人。16日凌晨五時就去把被關押的學生要回。學生們剛走出牢房驚心的槍聲就劃破了小城的黎明——以埋死人為生的土工周老關被「聯指」從牢房拖出去槍殺了！
結語：「暴民政治」的始作俑者
文革中廣西大規模殘忍地殺人，滿門抄斬，大批地屠戮，如果沒有意識形態和心理的支持，沒有國家機器的物質條件，沒有專制集權制度的保證，是決不可能實施的。
在文革中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成了全民族的意識形態。其特徵之一就是鼓動暴力。漠視生命，踐踏人權——人的生命權、思想權和言論的權力、個人尊嚴和個人財產權，這些權力在文革中被踐踏無遺。
文革是一場中國人自相殘殺的暴力——而「暴民政治」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澤東。「要武」、「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等等都是具備暴力的。在迫害和殺戮方面，毛澤東最有特色和原創性的，無疑是他的「群眾專政」思想。毛在使用軍隊、民兵和監獄這些「專政機器」之外，他發動和領導普通民眾大量參與對「專政對象」的虐待和殺戮。使得每一個人，如果不想被迫害和虐殺，就必須成為迫害別人的助手和幫凶，其結果一方面使迫害肆虐無阻，一方面腐蝕了無數人的靈魂和摧毀了他們的基本道德，使得那些平凡庸碌的芸芸眾生，蛻變為殘暴野蠻的暴民。
而以韋國清為首的的廣西當局，為了一舉剿滅政治對手「四.二二」造反派，從1968年7月12日至8月3日，在《廣西日報》連發九篇社論，都是鼓吹「向階級敵人刮十二級颱風」，煽動仇恨，搞階級大屠殺，殺戮所謂的「牛鬼蛇神」和「黑五類」，被稱之為「殺人九論」。
只要把「仇恨」的種子播到地裡，再有了毛澤東思想的「陽光雨露」滋潤、澆灌，開花結果就只是時間早晚了。
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毛澤東思想的邪惡，就是把人群根據經濟地位，以後再根據思想，劃分階級，劃分成分，劃分左中右，製造階級對立，階級仇恨，然後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煽動群眾實行階級報復，搞階級大屠殺。
濫施暴力，血腥殺戮的凶手大都是軍隊官兵、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團骨幹組成的保守派所為，這些人無疑是國家機器的代表，而他們的屠殺和暴力行動，則可視為國家機器的行為。所謂「暴民政治」只不過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種結果和延伸而已。
例證之一，1968年12月3日，在南寧召開的廣西工農兵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份子代表大會。參加大會的3500多名代表中，「聯指」派佔95％以上，其餘5％是「四.二二」反戈一擊，搖身一變而成為活學活用積極份子的。一大批「積極份子」是參與指揮、屠殺「四.二二」的有功之臣和殺人凶手。（21）
例證之二，1968年底，在廣西區黨委的整黨建黨中，把在文革中所謂「三忠於」的「聯指」殺人凶手、對屠殺造反派的有功之臣突擊入黨。據文革處遺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五萬多人中，就有一萬二千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另外又有二萬七千多人是殺人後才吸收入黨的。還有在突擊提為幹部的八萬人當中選拔一批「聯指」成員作為發展入黨對象。（22）殺人與否，成了對共產黨是否忠誠的檢驗標準！
栽贓造反派
文革中殺人最多的時期是新生的紅色政權——各級革命委員會已經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器之嚴密控制的1968年夏。在廣西文革眾多大屠殺中，不論是像南寧、柳州、桂林、梧州、賓陽、欽州、玉林等城鎮地區的大屠殺，，還是偏遠山區如鳳山、馬山、武宣、貴縣、武鳴、融安等縣份的大屠殺，據官方機密檔案《廣西文革大事記—— 1968年》所記載的，都是在軍方和各級革委會主導下，保守派「聯指」對「四.二二」造反派及「政治賤民」的肆虐殺戮。在此過程中，還廣泛發生慘絕人寰的對受難者剖腹食肝吃人肉的獸行——1968年6月至8月底，柳州地區的武宣縣發生大規模吃人肉事件，「造反大軍」和「黑五類」及其子女，有超過200人的心肝和肌肉被「聯指」和「暴民」野蠻地吃掉。除武宣之外，南寧地區的隆安縣、上林縣、武鳴縣；欽州地區的浦北縣、靈山縣；玉林地區的貴縣均發生對「造反大軍」和「黑五類」剖腹食肝的令人髮指的暴行——這才是名副其實的「暴民政治」！因為吃人肉的殘暴野蠻，早已超出階級仇恨的範疇，而造成對基本人性的摧毀。吃人，正是毛澤東思想澆灌出邪惡之花！在毛澤東時代，這邪惡的人性和獸行，才有機會發揮得淋漓盡致，暴民肆虐殘暴得理直氣壯，才更加肆無忌憚！中共當局刻意迴避屠殺和迫害的主要製造者——中央極權制度和國家機器的罪責，而將文革浩劫一概歸罪於林彪「四人幫」和「造反派」（林彪「四人幫」當然負有極大罪責，但是他們在文革中的角色只是毛澤東的副手即幫凶），這既非史實，也公然侮辱和扭曲了曾經經歷過文革的千千萬萬人的集體記憶。
所有的血債都被人民的眼睛、經歷及帶血的記憶所記錄著。經歷過文革的人，用良知和常識稍微分析一下，就會得出非常明確的結論：文革的真凶是共產黨，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文革的禍因是中共的一黨專制，文革的手法是無產階級專政。
僅靠專制寡頭和少數幫凶是搞不起文革來的。中國政治權力的專橫和恐怖，向來是以群眾暴政為基礎的。哈維爾把話說透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極權社會的受害者和締造者。」正是中國人的奴性和麻木，承載了中國暴政。是中國人的忠君思想、馬屁作風，以及人性的弱點，嫉妒、怯弱、貪婪、自私、虛榮，乃至人性的優點，勇敢、忠實、虔誠全部被調動出來，孕育支持了橫行霸道的專制政黨和無法無天的專制暴君。一人受害，其他人無動於衷，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甚至助紂為虐，落井下石。
在此套用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牧師二戰之後反思納粹罪行的經典名言，來形容國人的麻木冷漠再貼切不過：
當初「土改」，他們（中共）殺地主，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地主；接著「鎮反」、「反右」，他們殺「黑五類」，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黑五類」；文革他們殺「牛鬼蛇神」，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牛鬼蛇神」；八九「六.四」他們殺和平請願的學生，我也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青年學生；後來，他們殺什麼東西學員，我仍然保持沉默，因為我不修煉什麼東西；最後，當他們開始對付我時，已經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長期以來，中共栽贓造反派的諸多手法，比較典型的就是將造反派與「暴民政治」劃上等號。
某些巧借馬克思主義行使話語霸權的文革史學家和學者名流，也推波助瀾。迴避文革中中共當局煽動群眾暴政的行徑，並為之辯，更有甚者還移花接木，指鹿為馬地將許多當局和保守派的暴力屠殺事件的責任，一概栽贓造造反派的「暴民政治」，強行給人洗腦，存心要使大眾背對歷史真相。
於是，「文革＝十年浩劫＝紅衛兵＝造反派＝暴民政治」成了官方塗抹文革的標準公式。同時當局刻意隱瞞文革屠殺真相，肆意製造謊言，企圖矇蔽視聽，掩蓋、歪曲和篡改歷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廣西吃人狂潮，幾經轉述今天竟變為「造反派在文革打、砸、搶、吃人肉」的天方夜潭！劫持年輕一代國人脆弱的想像，誤導傳媒大眾，這是非常可恥的和可恨的。
於是百姓們的血，從1949年10月1日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流到1989年****的北京街頭，流到2005年12月6日的汕尾東洲村，群體滅絕從文革的「政治賤民」到現在的什麼東西修煉群體。這種對平民百姓的殺戮到何時才能止息？老百姓何時才能免於失去自由、失去生命的恐懼？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魏瑟爾先生曾說：「忘掉歷史無異於對歷史的受害者進行第二次屠殺！」這句話宛如一記長鳴警鐘，今人理應時時刻刻睜開自己的眼睛去打量文革歷史，於不疑處找到更多的疑問。
2006年4月5日 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