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改組。國民黨改組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實行了容納共產黨，即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的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政策。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此後中國社會長達幾十年的基本政治格局。而這一政策的提出和推動，自然又是莫斯科在起作用。
（孫中山的聯蘇容共政策 國共兩黨的內部磨擦看清楚啊，不是「聯共」，而是「容共」！所謂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至此全面破產！）
中共從成立之日起，就主張以列寧主義為宗旨，以俄國十月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張本，強調要按照布爾什維克的方式，通過下層無產的勞動階級對整個上層剝削階級進行革命，根本鏟除造成社會分配貧富不均的私有制度。 （註：這已經說得太明白了！所以，日後的內戰都是為此而起，並且由中共主動發起來完成其革命任務）《中國共產黨宣言》，1920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等選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頁。因此，中共一大所通過的黨綱，也開章明義地說明瞭它在中國革命的目標，即剝奪資本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此，它堅決主張不能與資產階級妥協與合作。《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3－5，557頁。
但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明顯地對這個還只有五十幾人的小組織的前景表示懷疑。在他看來，蘇俄如果不能同孫中山的國民黨聯合起來，在中國將一事無成﹔中共如果不能在組織上同國民黨結合起來，不可能有多少前途。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近代史所編譯：《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第100—101、62、75頁。馬林的建議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在1922年正式通過決議承認自己為共產國際下屬支部的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同意將自己的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到國民黨中去，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政策。1922年9月初，經張繼介紹和孫中山「親自主盟」，陳獨秀、李大釗等先後正式加入了國民黨。李大釗加入國民黨時間，李雲漢根據國民黨公務部交際日記，斷定為1922年2月上旬。但據李大釗自述，當為1922年孫中山在滬期間。因據馬林筆記，李大釗8－9月間曾來上海參加討論決定與國民黨黨內合作的杭州西湖會議，會後即有陳獨秀等入黨之事發生，故此判斷李之入黨當與陳獨秀大約同時。參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157頁﹔李大釗：《獄中自述》，《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90頁。次年6月中共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了贊同黨內合作原則的決議。隨後，約有400餘中共黨員和相當一部分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加入了國民黨。
還在國民黨一大召開前，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就被授予了相當重要的職務。如孫中山一接受陳獨秀等入黨，就指定其為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九委員之一，參與國民黨的改組工作。馬林記為「國民黨改組委員會」。馬林：《關於杭州會議後活動的報告》，1922年10月14日﹔馬林：《關於國共合作的筆記》，前引《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84、92頁。進而，陳獨秀被指定為參議，林伯渠被指定為總務部副部長，張太雷則就任宣傳部幹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135－136，138頁。鮑羅廷來後，在他所負責的各項工作中，共產黨人更是積極參與其中。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共及青年團這時總人數雖然只佔國民黨在冊黨員人數的2%，出席大會的代表人數卻佔到了全體代表人數的10%。代表大會上新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中，跨黨的中共黨團員就佔到了將近25%。在25名中央執行委員中，譚平山、李大釗、於樹德為中共黨員﹔在17名候補委員中，瀋定一、林祖涵、毛澤東、於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為中共黨員。同樣，在會後設立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跨黨的中共黨團員在一個秘書處和六個部中佔據了兩個部長（組織部、農民部）和三個實際為副部長的秘書（組織部、工人部、農民部）的席位，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決定設立一處八部，但調查部和軍事部暫緩成立。秘書處及組織部部長譚平山，秘書楊匏安﹔農民部部長林祖涵，秘書彭湃﹔工人部秘書馮菊坡等為中共黨員。同時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裡還取得了三分之一的發言權。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共三人，廖仲愷、戴季陶為國民黨員，譚平山為中共黨員。特別是把秘書處和組織部交給中共黨員來負責，更顯示出孫中山這時對兩黨間這種合作方式以及對中共作用的高度肯定態度。這種情況反過來也促使中共黨團員對於國民黨的發展工作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
在中共各地黨團員的積極推動下，國民黨在一大後迅速在全國範圍建立起區、省、市、縣各級黨部，開始大量發展黨員。僅北京執行部一年時間就發展國民黨員上萬人。但與此同時，中共組織的發展卻陷於停滯。據中共廣州黨組織報告，在廣州的中共幹部總共只有30多人。國民黨一大前，廣州12個區只組織起12個國民黨支部，一大後已成立了9個區委，64個支部，擁有黨員7780多人。中共在5個區委和13個支部中擔任重要工作，人數卻沒有增加。結果中共黨員總是忙於大量國民黨方面的事務性工作，抽不出時間來做自己黨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時，黨員50餘人﹔1922年7月二大時，黨員195人，一年增加近3倍﹔1923年6月三大時，黨員432人，一年增加一倍多。此後至1924年5月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召開，即國民黨改組前後一年時間，黨員基本上沒有增加，一些地方還明顯減少。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數據彙編》，北京：紅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7頁。關於1924年5月擴大執委會時的數字，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256、262、266、275、277頁。
對於中共的這種努力，在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看來，顯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他們甚至或多或少地相信：「國民黨所以必需共產黨者，以其可以藉手共產黨對於廣大群眾得以組織之、操持之。」「蓋國民黨之發展，純恃共產黨於其工作之中予以各種之協助也。」《中國共產黨簡明歷史》，京師警察廳編譯會編：《蘇聯陰謀文證彙編》（民國二十七年），轉見瀋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第 779、785頁。但是，以共產黨發展的犧牲為代價，這在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領導人看來卻是難以接受的。他們明確提出：關於工人階級究竟應當在國民黨的旗幟下成為民族革命力量，還是應當直接組織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這個長期爭論的問題應當盡快得到解決。《維經斯基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工作報告》，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Netherlands， 1991，pp?864—866?
1924年5月，維經斯基受命來到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在支持孫中山、肯定國民黨一大重要意義等問題上，維經斯基沒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據維經斯基的觀點，會議對國民黨的性質，以及國民黨內的矛盾，得出了相當激進的結論。這包括：第一，認定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政黨」，必然趨於妥協，故其內部的左右派鬥爭不可避免。第二，為鞏固國民黨左翼，減殺國民黨右翼勢力，不僅要避免盲目擴大國民黨，而且要設法改變自己在國民黨改組問題上過於強調集中和一致的缺點，以利於開展對右派的公開鬥爭。第三，「產業的無產階級，是我們黨的基礎」，不能幫助國民黨設立各種工會或將已經建立起來的工會全體加入到國民黨中去。第四，必須將階級鬥爭引入國民黨，因為「民主主義的政黨內，階級利益的調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減少」。此會通過的《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議決案》稱國民黨為「資產階級性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政黨 」，而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介紹此次會議時則稱，此會「謂國民黨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分別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230—233、237、243—244、253頁。
恰在此時，圍繞著中蘇建交談判及其外蒙古等權益問題，國共兩黨之間發生了矛盾。一些共產黨員為強調北京政府拖延承認蘇聯的無理性，公開發表文章批評北京政府對外蒙古問題的態度，提出外蒙古理當享有民族自治甚至是獨立的權利。而一些國民黨人對此大加反對，發表文章評論，不僅批評以北京政府為談判對象，而且激烈抨擊共產黨人身為國民黨員，卻「維護俄國人的利益」，要求予以嚴懲。有關爭論可參見1924年3－4月上海《民國日報》副刊施存統、李春蕃、瀋玄廬等人的文章。並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3年，第300—301頁。孫中山對此也公開表示了不滿的態度。轉見《瞿秋白致鮑羅廷信》，1924年4月5日，《瞿秋白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21—522頁。
中共黨員的地位在國民黨內的迅速躥升，並輕而易舉地控制了國民黨各地組織發展的權柄，原本就受到眾多因改組而倍感失落的國民黨老黨員的強烈不滿。中共5月擴大會議之後對國民黨態度的日趨激進，再加上蘇聯政府一面表示援助國民黨，一面卻和國民黨所反對的北京政府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議》，這就更讓那些不滿的國民黨人抓住口實了。
6月，國民黨人從上海得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刊》抄本，並找到中共三大《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三屆一中全會關於《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擴大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議等中共黨內文件。他們當即找到蘇聯顧問鮑羅廷質問道：「俄國對中國革命，究取何種態度」，是只支持國民黨，還是同時堅持扶助共產黨「雙方併進」?在他們看來，「俄國對中國革命政策，將由中國共產黨人加入中國國民黨以操縱左右也」。
對此，鮑羅廷毫不含糊地答覆說：國共兩黨原本即「互相利用」，「國民黨利用共產黨，共產黨利用國民黨，惟兩相利用之結果，國民黨更多得利益」。照目前情況，「黨中分派，是不能免，黨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實際上不能作黨之中心，當然黨內發生小團體，有左派右派之分」。黨中分派，「誠可致國民黨死命」。（註：把國民黨分為「左、中、右」，進而分化瓦解，原來又是蘇聯教給中共的）但「國民黨已死，國民黨已不成黨，只可說有國民黨員，不可說有國民黨，加入新分子，如共產黨者，組織黨團，可引起舊黨員之競爭心，則黨可復活」。他聲稱：「希望右派左派相爭，發生一中央派，作黨之中心。」《謝張兩監察委員與鮑羅廷問答紀要》，1924 年6月25日，孫武霞等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0—312頁。
國共兩黨之間的這次圍繞著中蘇建交問題而展開的摩擦，最終導致孫中山召開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以討論國民黨中監委聯屬的彈劾共黨案。儘管最終鮑羅廷通過提議成立一個「國際聯絡委員會」來處理共產國際與國共兩黨之間有關事宜，來解決類似摩擦，化解了此一危機，但國民黨內對蘇聯顧問及對共產黨戒備、甚至敵視的傾向卻由此一發而不可收拾。
由於緊接著發生的廣州商團反叛事件，和蘇聯援助的第一批武器運抵黃埔，國民黨內對蘇聯的懷疑迅速得以緩和。這一次蘇聯運來了8000支帶有刺刀的步槍和400萬發子彈，足夠裝備一個師的兵力。而黃埔軍校的學生兵這時才只有3個連，因此，這批武器不僅裝備了第一支國民黨的軍隊，而且還被用來裝備了廣州市的警備部隊和工人糾察隊。這樣一來，廣州的商團武裝當然不是對手，迅速被剿平了。此後，到北伐戰爭開始，蘇聯又接連數次運送大批武器彈藥給國民黨人。包括日本來復槍4000支，子彈400萬發﹔俄國來復槍14000支，子彈800萬發﹔各種機槍90挺，各種炮24門，總價值將近300萬盧布。轉見劉志青：《恩怨歷盡後的反思——中蘇關係七十年》，濟南：黃河出版社1998年，第153－154頁。事實上，正是由於莫斯科分別提供經費或貸款來幫助創辦黃埔軍校、中央銀行和支持國民黨改組，提供武器彈藥裝備其軍隊，已知除1923年5月莫斯科正式批准的200萬盧布援款外，為幫助建立黃埔軍校莫斯科出資 270萬中國元，為幫助穩定廣州財政建立中央銀行提供貸款1000萬中國元。參見韋慕庭：《孫逸仙》，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76年，第148－209頁 ﹔《孫中山全集》第10卷，第539頁。國民黨人才得以在粵、滇、桂等諸多小軍閥虎視眈眈下，在廣州牢牢地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孫中山對此看得十分清楚。在多年向列強求援失敗之後，孫中山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真正援助他的國家，這無疑是他堅定地實行聯合蘇聯政策的關鍵所在。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突然發動北京兵變，一舉推翻了直系掌控的北京政府，電邀孫中山等共同進京，成立全國和解政府。孫中山在鮑羅廷的推動下，欣然應允，並立即停止北伐準備，動身北上。不意行至天津即因肝病爆發而致病重。
孫中山對此番與蘇聯合作的滿意和對今後國民黨依賴蘇聯援助的重視，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後時刻，也顯露無遺。他在留下的遺囑中寫道：「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他甚至還專門留下了致蘇聯政府的遺書。內稱：「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它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於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狀況之羈縛。為達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2130－2133頁。
《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 瀋志華主編 新華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來源：人民網《讀書》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