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的民主運動
談到六四，我最常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假如八九民運成功，會是怎樣？儘管歷史已經發生，不能假設；但是這樣的問題從來沒有中斷過，所以我還是想談談自己的看法。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就要定義什麼是八九民運的「成功」。外界對八九民運最大的誤解之一，就是「如果你們上臺，就會比共產黨更好嗎」這類的質疑。這個冠冕堂皇的質疑其實完全是一個假問題，因為八九年的學生從來沒有提出取代共產黨，我們自己上臺的主張，而且不管八九民運最後如何發展，也根本不可能出現所謂學生領袖成為國家領導人這樣的事情。有些人拿這些莫須有的推測作為現實中的質疑理由，然後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評判歷史，這是極大的荒謬。
成功，指的是達到目的。八九民運的政治主張最早是在1989年4月18日由包括我在內的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信訪局領導的時候提出的所謂「請願七條」，包括正確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為在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公布國家領導人的年薪收入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允許民主辦報刊，新聞自由，限期解除報禁；增加教育經費等等。在運動發展過程中，陸續有更多的政治主張出現，但是大致的範圍也與上述「七條」有類似之處。但是我認為，如果要確認什麼是八九民運的成功，還是應當以5月13日學生絕食提出的兩個條件作為權衡標準，因為絕食導致學生運動轉化為全民民主運動，之後全國的聲援力量都集中在要求政府接受學生的絕食要求上，因此，假如八九民運成功，那麼就意味著，政府最終接受了絕食學生的兩個要求。
這兩個要求是：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真正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因此，討論「假如八九民運成功」這個問題，就是要討論，如果政府開始與學生對話，並肯定了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我認為，最大的影響會是以下三個：
第一，如果八九民運成功，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的力量勢必得到鞏固。眾所周知，趙紫陽是中共高層領導中最傾向於市場經濟改革的，也是最具有開放意識的領導人。如果趙紫陽進一步擁有決策權力，在經濟改革上，他應當會引導中國進行更加深刻的市場化改革。這個趨勢，從1988年開始推動《破產法》就可以看出端倪。換句話說，如果八九民運成功，中國不僅不會陷入混亂，相反的，會使得經濟改革的步伐更加堅決。
第二，如果八九民運成功，早在1988年就開始啟動的政治體制改革自然會在民意的強烈支持下順利推進，這尤其包括新聞自由的部分。也就是說，經濟改革的推進，就會在一個有良好的輿論監督的環境下進行。今天即使是中共，也承認只有加大輿論監督的力度，才能有效遏制瀰漫全國的腐敗現象；那麼，如果言論自由早在1989年就開始拓展，腐敗就不會像今天這樣使得中國的機制病入膏肓。
第三，如果八九民運成功，就開啟了政府與社會對話的先例。事實上，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報告，在鮑彤的主導下，已經確立了以社會協商對話 作為改革的重點的方向，而學生提出對話，正是呼應這樣的政治體制改革主張。今天的中國，政府與人民同心同德的景像已經一去不復返，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蕩然無存，這是很多社會矛盾最後都採取激烈的方式呈現的主要原因。在改革進入到政府與社會進行利益博弈的階段，社會穩定的根本保障就是政府與社會能夠有對話的管道，雙方才能齊心合力確保轉型的平穩進行。臺灣的經驗就是最好的借鑒。因此，如果八九民運成功，可以想像的是，改革的社會環境會更加穩定。
當然，假如八九民運成功，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諸多方面的發展，會有更多更加深刻的影響，但那是需要時間來慢慢展示的。至少，以上三點是我們在短期內可以預測的趨勢。簡單講就是，假如八九民運成功，中國會更快地進入市場經濟發展的軌道，而那樣的經濟發展會是在一個政治搞個的框架下進行，而民主化的推進會相應減少今天出現的嚴重的社會不公的問題。這樣的社會發展，也會是在政府與社會不斷對話的過程中進行的，這將有助於一個公民社會的成長壯大。那樣的一個中國，難道不是我們更樂於見到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