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1週年才過，傳來即將出版《李鵬六四日記》的消息，為之一愕。由屠戮者本人披露主持施暴的歷程，這則消息具有相當的誘惑力，人們期待從中找到某些可稱為秘密的看點。感謝發達的網際網路，不待此書出版，複製的電子版已經飛向中國大陸，使讀者一覽無餘。
李鵬宣布戒嚴
該書分5章，記載1989年4月 15日至6月24日共21天的經歷。它並非單純的日記，是「參考我的親筆工作記錄以及當時的有關文獻、新聞報導而寫成的」，是日記與「有關文獻」和「新聞報導」相結合的產物。還應看到，這部文稿完成後又由第二者──編輯進行加工，且加工過程相當倉促，因而內容拖沓、重複比比皆是。還有明顯的作偽而露怯處：中共最高權力機構為政治局常委會，亦稱中央常委會或常委會，絕不會稱「黨委」，而該書第三章5月17日記載趙紫陽參加兩次中常委的戒嚴決策會議，然後轉述道：「就在晚上的黨委會進行之時，鮑彤也在政治改革辦公室召開了一個有13人參加的告別會議」，此句中的「黨委會」顯系常委會之誤。這是捉刀者不懂規距而露了餡，絕非出自李鵬筆下。上述種種因素為判斷此書內容的真偽帶來困擾。《紅樓夢》描寫太虛幻境的兩句對聯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其實就是《李鵬六四日記》的寫真。不過，只要善於區別真假，不難從書中找到屠殺者在六四前後的言行軌跡。
這本書的真實性有兩處突現了李鵬的為人：（1）他告訴中國人，「動亂一開始，我也做了最壞的估計，就是賠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能讓中國再度發生「文化大革命」那種悲劇。」他把學生反腐敗、要民主的正義要求視同「文革」災難，一定要極力扑滅之，「就是賠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他的死硬派形象因此而躍然呈現。（2）他對六四屠殺毫無悔意，表示絕不為六四平反。他說：「對那場動亂的結論，中央早已作出決定，決不允許翻案。15年來，國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總是利用不同的機會，進行翻案活動。他們企圖從中國領導人中尋找裂痕，進行分裂活動，為翻案大造聲勢，伺機發動反攻。但這些都是徒勞的。」這是李鵬給那些被六四屠殺的無辜冤魂明確無誤的回答，警告那些幻想六四平反者休存妄念。他不會承認屠殺有罪的頑固不化的態度由此可見。
此書的出版具有立此存照的意義。要瞭解屠殺者的心路歷程和凶殘本質，從此書可以索解出具體而鮮明的軌跡。正如瞭解希特勒需要追尋《我的奮鬥》，瞭解斯大林離不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瞭解六四血案的發生，此書可以提供上層某種決策的細節。這是科學地解剖六四不可缺少的一環。
與此書相對照的是趙紫陽的《改革歷程》、《趙紫陽還說了什麼》以及關於趙紫陽於六四前後的真實記錄，把兩方面著作相互比較，進行研究，才能完整地把握那一段歷史的真相。這裡試舉一個對比研究的實例如下：
1989 年4月22日北京數萬大學生衝破阻力集聚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胡耀邦逝世儀式。對這次學生活動，趙紫陽談了3點應對政策：悼念活動已結束，對學生遊行要勸阻，要復課；採取疏導方針，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對話，互相溝通，徵求意見；避免流血，但對打、砸、搶、燒、衝要依法懲處。李鵬和其他常委都同意。 4月23日下午趙紫陽離京赴朝訪問，「李鵬到車站送行，他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就是那三條，事後聽說李鵬把這三條意見報告了鄧，鄧也同意。可以說，在我去朝鮮之前，對當時的學潮，常委中沒有發生什麼不同意見，至少沒有明顯的不同意見。」（楊繼繩2000年5月28日對趙紫陽的採訪錄音記錄，《前哨》雜誌 2004年12月號）
《李鵬六四日記》的相關記載如下：「追悼會結束後，我從大會堂上車時，碰到趙紫陽同志。我對趙紫陽同志講，你很快就要出訪朝鮮了，應該再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央對學潮的方針。趙紫陽說，常委都談過了，不必再開會了。他又說，對學潮的方針，一條是追悼會後恢復社會正常秩序；一條是黨和政府與學生開展對話；一條是誰搞打砸搶，就依法處置。我針對當前學潮中已發生的幾個原則問題要求紫陽同志有個明確表態。我說有些學生要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呢，他說這不能答應。我又說，對正在成立的非法學生組織呢，他說那也不能承認。」4月23日，李鵬「和喬石同志商量，以趙紫陽剛走時說的三條原則為內容，發一篇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並由中央向各地發一電報通知，提出處理當前學潮的三條原則，強調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做好學生工作，維持社會正常秩序，堅決制止一切打砸搶不法行為。」
4月24日，「上午，我分別找依林、萬里、宋平談了形勢。他們都同意我們昨天電報採取的三條措施。」至此，說明李鵬在貫徹趙紫陽提出而為常委一致同意的3條方針。事情的突變源於北京市委常委於24日下午4時開會，認為形勢十分嚴峻，要求中央授權北京市委和市府「組織反擊，打退反動思潮的進攻」。（《1989’年北京制止動亂 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北京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第41、42頁）《李鵬六四日記》的記載是：「下午5時，萬里同志打電話來，說北京市領導反映，形勢非常嚴峻，中央態度不明朗，他們很難工作。萬里建議立刻召開常委會討論對策。我同意了萬里同志的建議，決定晚8時開常委碰頭會，擴大到有關同志參加。」 「晚8時召開的常委碰頭會是一次關鍵的會議。參加的同志有常委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同志，列席常委會的有楊尚昆、萬里，還有書記處的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政治局委員田紀雲、李錫銘、宋平、丁關根同志，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也參加了會議。在討論中，大家一致認為當前局勢嚴峻。首先在北京繼而波及到全國的學潮，實際上背後有人操縱，煽動鬧事，這是一場有組織有計畫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中央必須旗幟鮮明地採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針是首先穩住北京，進而穩住全國。李錫銘在會上表示，只要中央態度明朗，北京市委有把握把群眾發動起來，挽回局勢。在討論中，我提出三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一是人民日報發一篇有份量的社論，傳達今天常委碰頭會議的精神；二是由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向全國各省市發一通知；三是在北京召開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傳達今天會議精神。經過討論，大家認為可先發一篇有份量的社論。會議還通過由喬石、胡啟立、李鐵映三位同志組成的處理學潮的領導小組，負責在第一線處理學潮。散會時已是晚上11 時半。」北京市委常委的舉動和李鵬緊急會議的決策都與趙紫陽疏導學潮的3條方針截然不同，是一個巨大的轉折。研究六四的歷史必須搞清楚北京市委常委要求中央授權組織反擊的異乎尋常的舉動之所由來，還必須搞清楚李鵬主持的規模龐大的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成立中央制止亂動小組的許可權之所由來（李鵬有權力獨自作主成立這個影響巨大的組織嗎？）。從北京市委常委下午4時開會，到深夜11時半，僅僅7個半小時，使應對學潮的方針轉向，何其神速！
這一切都發生於趙紫陽離京1天之後。待趙於4月30日返京，面對的是本來已趨和緩的學潮因「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再次掀起高潮，一發而不可收。楊繼繩對趙紫陽的採訪錄音記錄了趙對此事的疑惑：離京僅1天，北京市委的李錫銘、陳希同就要求召開中央常委會議，聽取他們的匯報，「事情就是奇怪得很」，「李錫銘等人這麼做是他們原來的思維方式起作用，還是別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再者，「四。二六」社論把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畫、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訪問朝鮮以前，李鵬從來沒有談過這些看法。這就改變了政治局原來的分析和方針。究竟事先有沒有人預謀就不清楚了。」趙紫陽的這兩個「不清楚」正是研究六四歷史應當回答的問題。
中共的高層權力結構傳到鄧小平時代，由以前的一人獨霸天下演化為垂簾聽政式的前後臺呼應方式，中共十三大一中全會一項秘密決議確認鄧的最終決策權。趙應對學潮的3項方針得到鄧的首肯，按說可以向下貫徹了，但是，他其實沒有摸準鄧對學生「鬧事」的基本觀念，沒有懂得鄧歷來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一貫立場，他更沒有看穿鄧處理政務向來使用兩手，明一手暗一手，陽一手陰一手。趙紫陽一向覺得他的建議總是得到鄧的支持，而對鄧的兩手策略沒有識破。趙從朝鮮回來的第二天就去北戴河，向鄧請示對學潮應取的態度，鄧爽快地對他說： 「你們最重要的事情是穩定局勢，只要能穩定，就不要管我講過什麼，你的主意行得通，就照你的辦。」（《鄧小平鎮壓學運的前因後果》，《鏡報》1989年7 月號）不能說鄧的話完全是虛情假意，他對鎮壓學潮並沒有把握，他自己是束手乏策。但是，關鍵時刻，他的固有思維就會強烈地顯現：學生反官倒、反腐敗的呼聲是「亂哄哄」。「中國不能亂哄哄的」，「中國不能允許隨便示威遊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遊行，什麼事也不要干了。」「如果有人搞得我們總是不安寧，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種專政手段。」（鄧選3卷212、286、211頁）這種思維對趙紫陽認為學潮的主流是愛國主義的發揚是相反的，鄧當然要排除趙的思想障礙。一個恰當的機遇是趙離京赴朝。只要鄧略有示意，就會立即鼓動起李鵬的大轉彎和李錫銘等人的反常舉動。沒有鄧小平的背後支撐，李鵬的忘乎所以與李錫銘等人的狂妄自信都是不可理解的。當然，鄧悄悄伸出政權力之手是暗箱操作，不可能在《李鵬六四日記》中記錄在案，只能由趙紫陽留下他的疑惑：兩個「不清楚」，成為歷史之謎。
如果趁《李鵬六四日記》面世，引發我們如此研究那段歷史曲折的興趣，是否可以使我們的思路得以擴展，使歷史能夠更加顯示它的真實面貌呢？
（2010.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