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的起源很早，夏朝的曆法夏歷中已經有五月五日的記載：「此日蓄藥，以蠲除毒氣。」（《夏小正》）五月是毒月，因為端午後天氣轉熱，而端午這一天是陽氣最盛的一天，所以要蓄藥以辟除毒氣。《大戴禮》也說：「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蘭是蘭草，要用蘭草熬成的湯藥浴。
到了戰國時期，以蘇州為中心的江浙一帶，開始在端午節這一天紀念伍子胥。
伍子胥名員，楚國人，他的父親伍奢是楚平王太子的太傅。少傅費無忌在楚平王面前進太子的讒言，伍奢挺身而出，為並無罪過的太子辯護。楚平王大怒，囚禁伍奢做人質，讓他把他的兩個兒子伍尚和伍員招來，想一併殺害。伍尚應召而來，和父親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殺害，伍員不甘引頸受戮，開始了逃亡的漫漫長途。先投奔已經逃到宋國的太子，又和太子一起逃亡到鄭國，太子被鄭國誅殺，伍子胥繼續向吳國逃亡。在吳楚邊境，伍子胥被楚兵追趕到江邊，江上有一漁父渡伍子胥過江。伍子胥解下價值百金的佩劍，感謝漁父的救命之恩，哪知漁父不屑一顧，說：「楚國懸賞，抓到伍子胥的人，賜粟五萬石，封爵。我連這都看不上，哪裡會要你僅僅價值百金的佩劍！」伍子胥最終逃亡到吳國，歸附了吳王僚。
吳楚交兵，伍子胥極力勸說吳王僚攻打楚國，公子光卻說：「伍子胥的父兄都被楚國殺了，伍子胥只不過是想報私仇，而不是真的為吳國著想，不能聽信他的話。」伍子胥因此知道公子光有異志，就進獻了一個著名的刺客專諸給公子光。公子光趁吳王僚出兵伐楚，國內空虛的時候，宴請吳王僚。席間公子光藉故離席，專諸把匕首藏在魚腹中，端到吳王僚面前，刺死了吳王僚，專諸也被吳王僚左右殺死。公子光趁機派伏兵殺盡吳王僚的隨從，自立為王，是為吳王闔閭。
此時，楚平王已死，楚昭王即位。伍子胥率吳兵攻入楚國都城，伍子胥「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這就是著名的「鞭屍」的來歷。
伍子胥報了殺父兄之仇，了卻了一生最大的心願，一心一意地輔佐吳王闔閭，吳國的國力逐漸壯大起來，雄霸一方。
其後吳越爭霸，伍子胥輔佐吳王闔廬伐越，闔廬被越軍射中手指而死，死前含恨叮囑兒子夫差毋忘父仇。三年後夫差大敗越王勾踐，勾踐攜妻赴吳國為人質。大臣文種和范蠡設計賄賂吳國的太宰伯嚭，伯嚭在夫差面前構陷伍子胥，並促使夫差赦免了勾踐。勾踐回國後，臥薪嘗膽，最終於西元前473年伐吳，徹底滅了吳國。吳王夫差自殺而死，自殺的時候蒙著面孔，說：我沒有臉去見伍子胥啊——此前數年，夫差聽信伯嚭的讒言，「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這又是一個著名的故事。不知為什麼，古人的行為中總是蘊含著一種極端的美感——子胥大笑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伍子胥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來，置吳東門上，幸災樂禍地觀看越兵的入城式。至今蘇州尚存胥門。伍子胥的臨終遺願大大激怒了夫差，「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屍，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國語•吳語》）申胥即伍子胥。鴟夷，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夫差把伍子胥裝進「鴟夷」，壓上石頭，投到江裡，讓他永遠浮不上來，作為對伍子胥臨終遺願的報復。沒想到伍子胥一言成讖，夫差被勾踐生擒，不能忍辱，遂蒙面而死。
伍子胥死時，是西元前484年左右，比屈原死年（約西元前278年）早了二百多年。「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史記•伍子胥列傳》）民間傳說伍子胥被投江的這一天即為農曆五月五日。《荊楚歲時記》載：「邯鄲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則明確載明東吳之俗，端午是紀念伍子胥而非屈原。
伍子胥之後二百餘年，屈原幾乎重複了伍子胥的命運。
屈原名平，時任楚懷王的左徒。《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了屈原第一次被放逐的經歷：
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屈原博聞強志，既能治亂，與楚懷王商議國事，發號施令；又辭令嫻熟，接待賓客，應對諸侯，井井有條，楚懷王非常信任他。上官大夫嫉妒屈原，向楚懷王進讒言說：「大王讓屈原發令，大家都知道，每一令出，屈原都自居為自己的功勞，以為非他不能為，哪裡把大王您放在眼裡。」楚懷王大怒，不僅疏遠了屈原，而且把屈原放逐到國都之外。屈原痛恨楚懷王偏聽偏信，受讒言的矇蔽，容不下自己這個方正之人，日夜憂愁幽思，寫下了長達375句，2500字的抒情長詩《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尤未悔」，「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慨嘆，響徹了兩千年中國文學史。
其後，日益偃蹇的國事已與屈原無關。楚懷王輕信了秦國的邀請，前往秦國，在拒絕了秦國要求割地的脅迫之後，死在秦國。頃襄王即位，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屈原在放逐期間，仍然眷戀故國，心繫懷王，幾年間寫下了大量詩篇，希望懷王終有所悟，重新把自己招回身邊。這些詩篇傳到了令尹子蘭耳中，子蘭大怒，指使上官大夫又向頃襄王進讒言，頃襄王「怒而遷之」，再一次放逐屈原。這一次把屈原放逐到了更遠的江南。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詳細記載了屈原之死：
屈原至於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甯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汨羅以死。
這是《史記》中最著名，最感人的記事之一。屈原披髮在汨羅江畔行吟，放逐的日子使他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他：「你就是三閭大夫嗎？怎麼落到了這個地步？」屈原回答說：「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所以被放逐了。」漁父說：「聖人不會被萬物凝滯，而能夠與世相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著潮流而推波助瀾？眾人皆醉，何不一起吃酒糟喝薄酒？為什麼懷瑾握瑜，保持高尚清白的節操，致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回答說：「我聽說剛洗過頭的人一定要彈去冠上的灰塵，剛沐浴過的人一定要抖掉衣服上的灰塵，誰能以清淨之身，去忍受骯髒的東西污染呢！我寧願投入長流不息的水中，葬身魚腹，又怎麼能夠以清白純潔的品行，而蒙受世俗的塵垢呢！」於是寫完《懷沙》的絕筆之賦，抱著一塊石頭投汨羅以死。
屈原死的這一天，也是五月初五。
伍子胥和屈原的死法相同，即「定殺」之刑。《睡虎地秦簡》釋義為「生定殺水中之謂也」，活生生地投到水中溺死，又稱「沉河」，「沉淵」。只不過伍子胥是屍體被吳王夫差施了「定殺」之刑，而屈原，是自己給自己施了「定殺」之刑。
性格激憤的伍子胥，死後還要把眼珠挖出來看吳國之亡。而屈原卻是絕望之後自沉於江，水波柔和地接納了他，撫慰著他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一顆心。質本潔來還潔去；水是清潔的，洗淨他肉體的同時，也和他清潔的靈魂融為了一體。連屍體都不給世人看，因為世人是骯髒的。「逝者如斯夫」，水流的無常，映照出他的悲觀主義。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原，在汨羅江的清清江水中，顧影自憐，高標自許，終於安靜了下來。
五月五日，端午紀念的兩大主角——伍子胥和屈原——一為叛國者，一為流亡者。伍子胥先叛楚國，後叛吳國（剜眼以觀吳國之亡），在無家可歸，朝廷執行不義的前提下，伍子胥兩次叛國；屈原在政治抱負不得舒展，反而被饞的情勢下，寫下大量以高潔自許的篇章，暗示了朝廷的昏罔和小人得道的現實，從而遭到了兩次放逐。和專制國家的意識形態相左，這兩個國家的敵人卻得到了民間的一致懷念，以至於兩千多年來端午的傳統從未中絕。這是一個深刻的提示：端午從來是民間的節日，只要專制尚未根除，它就永遠不可能被官方意識形態所稱許，更不會進入官方節日的譜系。恰恰相反，端午是民間對專制和國家強權的強烈抗議，在一年一度的浩大懷念中，這兩個叛國者和流亡者身上，寄託著中國民間的全部心事。1925年魯迅先生慨嘆中國一向就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端午恰恰是最大規模的對國家叛徒的撫哭。
端午是中國傳統節日中的一個異類，一個孤例：春節、元宵節、清明節、中秋節、重陽節……所有這些節日，形式和內容都高度統一，數千年如一日，從未割裂；只有端午，在今天蛻變成了單純的粽子節和龍舟節，核心價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內容。人們在吃粽子的時候，僅僅想起了一個圖騰化的會寫詩的騷客，同時還在擔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偽劣的黑粽子。民間的懷念遭遇了國家意識形態的改寫，甚至連「民間」這個詞都被縮略為一系列風俗和鄉間小調的集合體。
伍子胥和屈原，藉助於端午這一民間的盛大節日，完成了對身體媚術的最後逃離。「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九章•抽思》）；「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離騷》）；「日月忽其不湮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離騷》）……儘管屈原這些表達對楚懷王怨望的辭句被孫次舟和聞一多理解為「文學弄臣」，以及屈原的同性戀者身份，但是，汨羅江畔的「定殺」，畢竟洗淨了曾經被污染的軀體。同時，屈原用「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悲回風》）的詩句，向死於同一日的伍子胥表達了追隨和致敬之情。
可惜，在伍子胥和屈原死後兩千餘年，端午精神徹底失落了，剛強、激憤、清潔的端午精神讓位於身體媚術的大行其道，世間只余端午其形，而無端午其神了。只有當韓國「江陵端午祭」申遺的時候，人們才想起來端午原來是起源於中國的古老節日。但是，所謂「搶救端午」無非是和四大發明如出一轍的阿Q心理，端午精神反而更符合韓國精神——韓國精神中的剛強，韓國精神中自尊、知恥、忘我、利他的春秋人格，韓國精神中不向國家強權低頭，對強權的清算，不正是端午精神的最好繼承嗎？而中國呢？居然有專家建議政府出面和韓國聯合申遺，這是對端午這一節日「民間性」的極大諷刺，「國家形象」成為「搶救端午」的惟一訴求。在這一爭奪戰中，沒有人去追究端午精神到底是什麼，狹隘民族主義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代言人——反諷的是，卻並不被國家意識形態所接納，同時，反向地又是端午精神「民間性」的雄辯證明。
端午精神這樣的本土精神資源，就像它的兩個非凡代表一樣，遭到的同樣是被放逐的命運。
伍子胥和屈原，斯人已矣，魂兮已不再歸來。端午以及附麗於它的端午精神亦復如此，魂兮也已不再歸來。如果不能歸來，那就徹底地消亡吧。
（附言：此文作於2007年，到了今天，端午節居然真的被國家意識形態定為法定節日，從而進入了官方節日的譜系。專制的國家主義在顢頇和死硬之外，同時顯示了它的靈活性和實用主義，容當後論。）
